前后，当代诗歌在现实面前碰壁，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使诗人对诗歌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包括干预）生活的真实产生了怀疑。他们在寻求出路。在一个时期内，寻求回避现实生活的矛盾的尖锐性，闭眼不看生活的困难与阴影，一味地在幻影中歌唱当时并不存在的世界，这只在少量的诗人中实践着，而且事实说明它是没有生命的。
中国诗歌在当代的发展中，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这就是理论上要求它密切地配合并服务于现实（特别是现实的政治），但是，当它对社会的弊端进行批评时，它自身的存在却成了问题。它于是转而回避现实，而只在假想的完美世界中存在，而这却是诗歌服务于现实的原则所不容的。从下半开始，几乎与诗歌领域的“反右”运动开始的同时，一股那时叫做革命的浪漫主义诗潮就开始形成。“浪漫主义”诗潮对于解决新诗在现实面前所产生的困窘与危机起了起死回生的作用。事实上，它给新诗的向前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它给新诗密切现实生活的传统找到了新的根据，它使新诗在新的政治中有了新结合的可能性。——彷徨中的新诗，因“浪漫主义”的救援忽然面临着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中国当代诗坛的最老资格的诗人郭沫若，在这一股诗潮中仍然开风气之先，如同建国初期他在用诗来图解和配合政治方面开了风气之先一样。月号《诗刊》（当时正是“反右”高潮）发表了郭沫若为苏联发射第二颗人造卫星而写的《月里嫦娥想回中国》：嫌娥看到了第三个月亮的出现而动起她的“乡愁”，“我是想再飞回到中国去啊，尽我做中国人的一份责任，我后悔我不应该逃避现实，为逃避后羿而离开人民”，“飞回中国我想进纺织工厂，成为一个女工是我的理想。或者把我带到那里的乡下，让我去参加一座集体农场，如果参加文工团，我更高兴，表演霓裳羽衣舞，我倒在行！但很遗憾的是我不懂科学，我恐怕不能向科学进军”。
这首《月里嫦娥想回中国》的基本思想是：地上人间的世界变得越来越令人迷恋，使得神仙（这里指的是原先生活在人世的神们，当然也有本来没有人世生活的经历，而羡慕人间的神们）也后悔自己的迷误，而幡然悔悟，要想“再飞回到中国去”。中国新诗的这个“浪漫主义”潮流，大约始于此时。其大致的前提便是：让神话中的人物复活在现实的世界中，特别是复活在今日中国，确认人间的这片土地已经出现了奇迹，这里业已变得比天堂、天国还要美好；而后，这种已经复活的神仙不仅获得了人的意识，特别是获得了当前的政治意识，例如嫦娥，她后悔，不再是李义山诗中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里的嫦娥。而是“我后悔我不应该逃避现实离开了人民”。以至于当她顶感到将来“回到中国”时她的“落后”，便像现实生活中的青团员那样“表决心”：“我要诚心诚意改造我自己，我要努力学习，一点也不厌倦。”甚至于作者也没忘了建国初期那样在诗中“塞进”政治术语和标语口号，例如“我们要努力学习苏联的经验”之类。
1月，毛泽东发表了《蝶恋花》，这首诗开始被认为是“革命浪漫主义”的，随后又被认为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总之，它在当代诗歌的“浪漫主义”的提倡上起了极大的影响。同一个月，当《蝶恋花》在《诗刊》发表时，周扬在《红旗》上发表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意见。周扬认为“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这里要着重加以剖析的是，所谓的“二革结合”的提倡，实际是一次“浪漫主义”精神的提倡。
周扬曾经阐述过：我们处于一个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时代，劳动人民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都获得了空前解放，共产主义精神空前高涨的时代。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斗争中，就是把实践和远大的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没有高度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就不足以表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人民，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当代的诗歌是一贯提倡的“现实主义”的，目前“二革结合”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和包含着现实主义的不能满足“大跃进时代”的要求，它需要在新形势下加以“改造”或“补充”，而其出路就是要求它与“浪漫主义”的结合，“二革结合”的提法其实质就是对于取代或改造现实主义的、即浪漫主义的呼唤。因而周扬认为没有革命浪漫主义就“不足以表现时代的共产主义风格”。
第二期《红旗》上郭沫若发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继续呼吁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他为《蝶恋花》的发表而深受鼓舞，认为它的浪漫主义精神在于“这里有革命烈士的灵魂，有神话传说人物，有月里的广寒宫和月桂还酿成了酒，欢乐的眼泪竟可以化作倾盆大雨，时而天上，时而人间，人间天上打成了一片”。他认为诗歌“更喜欢和浪漫主义握手或者拥抱”。他在考虑到这两种主义的结合时，兴奋点是在浪漫主义上面：“在我个人特别感着心情舒畅的，是毛泽东同志诗词的发表把浪漫主义精神高度地鼓舞了起来，使浪漫主义恢复了名誉。比如我自己，在目前就敢坦白地承认：我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从郭沫若的这番话里，可以反衬出，当代的诗歌是一直在宣传和宣扬现实主义精神，以至于使郭沫若这样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也感到“压抑”，而只是到了目前，他才感到了“舒畅”。
8月，茅盾在沈阳一座谈会上发表意见，也肯定地指出“今天我们国家的现实生活，就是有史以来没有过的壮丽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时代”。在这些文艺界的领导者的意见中，着重点都在提倡浪漫主义。至于他们对“二革结合”的意见，则是五花八门而缺乏科学性和说服力的。例如茅盾就说：“我认为，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问题，也是作家和艺术家先红后专，又红又专，红透专深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十分混乱的。
初，当反右派的批判运动方兴未艾之际，诗歌由现实主义向浪漫主义转移的信号已经明确地发出了。一方面，是批判的浪潮正在兴起，另一方面，是明确地暗示主潮的“转移”——诗歌不能再在原先的道路上走下去，诗歌应当为共产主义精神的大发扬，为“超英赶美”的、“一天等于二十”的时代服务，这就是邵荃麟所说的，诗歌应当表现当时的“生产大跃进”中群众的“英雄的共产主义气概”，他们的创造性和想像力“充分表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诗歌应当表现这种“浪漫主义”。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提倡，实际是对前此很长时期中宣传并加以大力地贯彻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否定。人们以这种“大跃进时代”的“共产主义英雄气概”来对照以前那局限于事实的爬行的写实精神就觉得是难以容忍的，贺敬之在《漫谈诗的革命浪漫主义》一文中批判了“小脚婆姨精神”，即对于现实的“保守主义态度”，他指出：“对现实发展的保守主义态度，大约只能产生自然主义，产生平庸、乏味、灰色的东西，只能写写脚跟下巴掌大片面的真实，这是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
这些言论给了我们一个十分明晰的轮廓，后，诗歌（整个文学）有了一个明确的“转向”，即它不再热衷于宣扬现实主义（甚至于把现实主义的某些提倡归结为爬行的写实和自然主义等）。尽管在谈“二革结合”的时候把它作为一种“成分”，但业已对它的单独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借“二革结合”的提出，实际上掀起了一个“浪漫主义”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