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曾经在《十颂歌》里写过这样的诗句：“东风！红旗！朝霞似锦……大道！青天！鲜花如云……”对于新政权建立十来的社会生活，这是一种典型的概括，那时的确生活在红旗和鲜花丛中。但是，由于生活的实际内容得到更多的展现，人们对它的认识也愈益深入和趋于全面，那种把社会生活加以无限制的美化的天真烂漫之感，正在逐渐消失。人们在发展着的光明之中看到了萌芽状态的不光明，少数诗人勇敢地面对这个事实。于是出现了颂歌之外的主题，作为对于颂歌的补充。
这种意向直接受到了流行政策的鼓舞。提出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唤起了人们的热情。诗人严阵对形势作了完全乐观的估计：“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乌，全在歌唱。”杜运燮以《解冻》为题表达了同样的心情：“是花的都在开，有牙的都绽出来，欢呼这爱抚的手，拿出最好的，一切从头创造，过去的已经深埋。”
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诗歌，它在现实面前的清醒期是短暂的，而且即使是醒悟的诗歌，也仍然是在旧日的轨道上运转。《草木篇》等一类诗歌之所以有点新意，那仍然在于，它企图表现生活的另一些不常被人注意、很少被人谈论的方面。作者写这类诗，总是感到生活中多了点不该多的东西，少了点不该少的东西，如流沙河说的“有感于情，有结于心”，不论是那些缠绕丁香致死而又窥视着另一个目标的“藤”，还是在“暴风”面前百折不弯的白杨之剑，不论是公刘的《刺猬》那种“不即不离”的处世哲学，还是丁芒的《豪猪》的自我孤立，都是有感而发，力图匡正时弊的，因而也是忠实于当时提倡的现实主义精神的。
但是这种忠实于现实主义精神的实践一旦触及了生活的真正的弊端，便遇到梗阻。养花人只能永远在梦中，他一旦醒来，从而觉悟到“从今天起，我的院子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的时候，也许就是招来失望的时候。养花人的爱好并没有改变，他仍然钟情于一种类型的月季花。杜运曼因为欢呼过“解冻”而引来了严厉的批判：“解冻这个名词并不陌生，半来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诗文中就出现了不少。他们把解放后几来比作冬天。他们憎恨新社会，憎恨共产党，认为过去几来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对他们是强大的压力。……杜运燮对此却表现了很大的热情……”
6月公木发表了《鞍山行》。在这首诗里，如同沐浴着共和国初升的阳光的人们一样，他由衷地歌唱着新生活的欢欣：“太阳从密排的街树梢上探过头，满脸淌着大汗向我热烈地招手。花花绿绿喜气洋洋的拥挤的人群，踏着大秧歌的舞步迎面走来。”他的诗通篇都是这样充满着光明、信心和兴奋的情绪，这是由于“修满了两头沉和皮转椅的苦功”，“结束了黑砚池和蓝墨水的航行”，他终于怀揣组织部的介绍信走上了生活的大街，他向自己呼喊：奔向前去，“以你的全部爱情和忠诚”，他为自己能够生长在“毛泽东的太阳普照的国度”而感到骄傲和幸福。这首诗和别的一类颂歌不同之处是，在较早的时候，他便在这样大家都写的，而且大体上也都写得一样的颂歌中，添加上了如下八行诗句：
挥起十丈长的铁扫帚，
扫掉那一层层的结在记忆中的蜘蛛网，
连同那些粘在网上的发霉的尘土，
都彻底打扫净光！
那些由于自私而变矮的人形，
那些由于忌妒而歪邪的眼睛，
那些由于猜疑和作伪而患梦游症的灵魂……
像泼掉一盆泛着肥皂沫的洗脸水，滚它们的吧！
这是在新生活的光明颂中，表示的对旧生活渣滓的批判和扬弃，其用意是非常鲜明、积极的。但是，它却遭到了旧观念的抵制和批判。他们认为诗是反映社会生活的，既然生活已经变得透彻的光明，那在诗中鞭答阴影便不是善意的。8月号《诗刊》以“读者对去本刊部分作品的意见”的方式，对此作出了反映，认为这诗“表现了作者对党的不满情绪”，“读者还责问作者是站在什么立场，把我们党说成那么自私、忌妒、猜疑和作伪，特别是当右派分子正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这种逻辑就是只能是一片颂扬的声音，生活是不可能有缺点的，要是触犯了这样的禁令，那就是“对党不满”。这种语言和逻辑都是可怕的。
诗歌试图干预生活，但是它无法达到目的。有些诗人因而付出了代价。从开始到现在，诗歌一直是在被指定的现实主义——即诗歌密切地和现实生活保持联系，积极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发展，并为之鼓吹和鼓动的传统的道路上发展的。它业已形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也不妨称之为当代诗歌的主流。事情就发生在现在，这股诗的潮流被一块礁石挡住了，它力图冲过去，但是只溅起了一些浪花。水流还是沿着礁石两边平稳地向前流去，但它的流向和流速已经有了改变，不再是那么浩浩荡荡和笔直的了。
因为触及生活中的陈旧和阴暗，而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一事实提醒了诗人，这种干预既然不被提倡，只好转而他求。“战歌”的路子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未能畅通无阻，打了一个漩涡，再回到熟悉的颂歌的路子上来。以后，是“大跃进”。“大跃进”期间的重大错误，文件已有明确的叙述，大体是：从战争的环境中走出来，当时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毫无经验，对经济发展的规律以及中国的经济基本情况没有科学的分析与了解，战争的胜利以及经济恢复工作的取得成效，使那些领导人滋长了骄傲情绪，他们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无视客观条件，继提出“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之后，立即轻率地提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的现实是，国民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几亿人民处于饥饿状态。但这一切，在号称忠于现实主义的诗歌中完全看不到——当现实生活中的弊端已经趋向严重的时刻，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发扬，便显得异常微弱。这个时候，反映生活中的实际样子的要求，便退居次要地位，现实主义的原则似乎又被解释为诗歌应当维护现实生活在人民心目中既定观念的原则。这时的诗歌在严肃的生活真相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一些诗歌自动地回避生活中沉重与严酷的画面，转而寻求那种粉饰生活的田园情趣的再现。
短暂的清醒期过去之后，一部分诗人的确在现实的积郁以及人民的痛苦面前闭上了眼睛，他们在现实面前退却了。的过火斗争所带给人们的心灵的创伤，的左倾狂热所造成的大破坏，这些已经不是个别和局部的阴暗面。但在“光明”的诗篇中都找不到这些，人们不再敢在现实面前“说长道短”。总的趋向是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在诗中看不到了。粗暴的工作作风，加上对于科学的无知所卷起的狂热，在这样的气氛之下，经济的凋敝和生活的艰难，亟待文学的表现，而不幸的是：现实主义的精神却丢失了它的使命感。
本来，诗歌的作用是宽广的，诗歌即使反映生活，也没有必要亦步亦趋地被动地尾随在生活的后面。但以来一直在这么强调二者的紧密关系，而当生活中真正发生了灾难，这种原则却消失了。“回避”是一种基本的趋向。6月号《诗刊》以头条、单栏的显著地位，发表了组诗《江南曲》。当时“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呈现，虽然由于粮食的极度匮缺所造成的严重浮肿病的高潮尚未到来，但现实生活中的危机不仅是存在着，而且已经显露出来了。但这组诗里所反映的却是甜蜜的、超脱的桃花源般的生活。这样的诗，本来就有它的存在的理由，本不值得奇怪。但是它却在这样的时刻，以这样令人注目的强调的方式出现，的确是当时诗歌的一种值得注意的动向。它说明了很多，是一种明显的失望之后的愤激和落寞，也是一种对于旧有原则的背叛。这是《月下的练江》：
月下的练江，一条链，
白雾里飞出一队小船，
它像一群低飞的水鸟，
静静地穿过了重叠的茶山。
船夫们用竹篙抵着河滩，
船篷里的火光一闪一闪，
船夫啊，天色已经这么晚，
为什么还不泊下你的船？
船夫捧起江水洗了洗脸，
抬手指着隐约的远山：
歌声和新茶早把山谷填满，
这么好的月光，我怎肯停船？
船的咿呀声由近而远，
江水静了，船影渐渐不见，
只有那股茶香久久地留在心上，
月下的练江，一条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