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不是采取曲笔来对生活进行批评的诗极少，这种“极少”很可以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邵燕祥的《贾桂香》。诗人是根据一则报导——一件经过记者调查证实的真事写成的。这则报导讲到：佳木斯园艺示范农场青女工贾桂香，“因受不住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的围剿，在7月日自杀”。
贾桂香是一个真实的人，她岁当上了临时工，后来转正成了正式工，入了团，而且当上了生产小队长。对这位青姑娘来说，新的生活真的比面前的原野还要开阔，她对未来充满了幻想。“世界上难道还会有烦恼，还会有不幸吗？贾桂香？”她不会想到。可是，在平凡人的平凡生活中，竟然无端地掀起风暴，一张网，没头没脑地罩住了她，她好像陷入了重围，无法挣脱。以一个弱小的女子，她陷入之后，无力挣扎，求助无门。当她被强迫着抬沉重的大箩筐，而终于累倒在潮湿的草地上时，诗人忍不住喊道：“她是我们的同志和姐妹，刚刚二十岁的贾桂香。”她终于自杀身亡。作者说：“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
在周围是一片歌功颂德的声音的时候，这首诗敢于在我们面前展示一摊淡淡的血。这是充满了正义感和革命义愤的控诉，控诉那些麻木不仁的小小官僚主义者如何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这样的善良的灵魂”。可以说，这是一首大胆触及了生活真实的诗篇，它在一片光明之中看到阴暗的角落，它敢于像歌颂光明那样理直气壮地鞭挞黑暗。我们也正是从这阴暗面的控诉中看到了中国更大更长远的光明。同时，也为它的命运而感到悲哀。贾桂香是夭亡了，诗歌《贾桂香》也夭亡了，诗人希望“中国不应该有这样的夭亡”，但这“夭亡”还是发生了；诗人希望不再有第二个贾桂香，但贾桂香并不是惟一的。《贾桂香》创作的初期，诗人也许没有意识到，他无意间给中国诗歌主题的开拓作出了启示：人的主题、人的命运的主题是不是忽略的。即使在崭新的社会制度里，人对人关心、同情和爱护不应当成为罪过，人应当尊重人。
在当时的条件下，邵燕祥写出这样的诗，当然是踩响了地雷，批判者说他射出了“恶毒的子弹”，“打着攻击官僚主义的幌子，实际上把我们党团的基层组织描写成漆黑一团，对社会主义制度倾泄了深刻的仇恨。……不仅把新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恶毒的歪曲，一切都是畸形的，病态的，黑暗的；……把我们的基层党组织描写成为地狱一般。”面对这样粗暴的批判，邵燕祥当时没有反击的权利。只是在二十多之后，他才能够略略表示自己的愤慨。他写下《献给历史的情歌》，他说：“就是这样的逻辑：凡是直接间接对贾桂香之死的事件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一律无罪；而揭露、抨击了这个阴暗面，都是罪该万死的。对我们一个轻的阶级姐妹无端地被迫害致死，义愤填膺，呼吁读者思考这类不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事件的根源，不许再有第二个贾桂香，这就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出了反动的叫嚣；那么，如果站在批评家的无产阶级立场上，是不是理应一声不响，甚至拍手称快，才算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呢？”
这些话是雄辩的，诗人当所做的工作，其实不过是抓住我们光明社会中的一个小黑点，把它揭露出来，启发人们的思考，并呼吁把这样的黑点抹掉。他并没有攻击和否定光明，只是攻击和否定黑暗。但是当连这样的批评都不能允许。这就必然地推迟了我们社会民主化的进程，以至于此后的二十余里这类事件不断发生。张志新的事件已被谈论得很多，也写得很多了。此刻接触到的是二十多后的另一个轻女性的死亡。也许，她就是另一个贾桂香的夭亡。的范熊熊，当然不同于的贾桂香，相同的却是她们是被同样的一双手“扼杀”的。
范熊熊岁报名到农村插队，没多久就入了党。在农村有多次招工回城的机会，都让给了别人。后来，她母亲因心脏病提前退休，要她回城顶替，她满怀着羞愧谴责自己是行动的矮子，是逃兵。她来到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担任机关党支部的纪律检查委员。她目睹了当时社会一角的阴暗面：月，渔业公司为扩大渔业基地，经批准向所在临江公社的两个大队征用部分土地，规定应给两个大队的土地征用工，公司的领导采取了非法手段，把七个干部子女、亲属，冒名土地征用工招收进来，其中有省水产局副局长的女儿，有公司一个负责人的孙女，有党委秘书的妻子……他们与征用土地的大队毫无关系。范熊熊为此向上级纪律检查机构揭发了这件事，但她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她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她在日记中写道：“一颗纯净、光洁、诚挚的心，被镂刻得伤痕累累……”有消息传来说，第二批招工又将开始，有人又在积极活动，公司党委书记已经放出口风：“再捞一批，该进还得进！反正坐不了牢，杀不了头，不要胆子太小，顶多做个检讨。”范熊熊看到的结果是：一种坏行为，为相继而来的各种坏行为铺平了道路。在这张无形的“网”面前，她感到冲击的困难，于是，她选择了：投海！
范熊熊下了决心之后，日以继夜地写了许多书信和文字，并且给自己的朋友和亲友留下了礼物，其中有一件礼物是为她的女友新婚准备的。范熊熊还特意给女友留下一点钱，请她代买一只花瓶留在身边，让那花瓶做她的化身，愿那瓶中鲜花作为她的希望，借以慰藉她这个未及绽蕾开花的早逝者。
同当邵燕祥写《贾桂香》一样，写范熊熊的诗并不多，这里有一首《海之魂》，是徐敬亚写的。诗人一开始就悲愤地喊出他对范熊熊之死的个人最突出的感受：
我们的人口太多
（真的太多！）
我，甚至狠心地想过（真不该）
让瘟疫把强者选择
然而今天
只减少了一个
我忽然，那么难过……
这是的诗。诗，已经从主要是对于客观事件的描述而转向重视主观感情的抒发。在以往，如《贾桂香》的基本方式是诗人对于他所了解的人物的遭遇的再现，例如贾桂香的希望、憧憬以及委屈和悲剧，它都用诗句来加以介绍。这诗的作者已经挣脱了当时流行的那种纯客观的、不动感情的陈述，他在诗节的安排中每隔一段陈述之后，总要加以一个更具主观性的表白，例如“这是怎样的一张网啊，没头没脑网住贾桂香”、“她是我们的同志和姐妹，刚刚二十岁的贾桂香”等等，但基本方式仍然是注重陈述性。而徐敬亚的这首《海之魂》，一开始便是诗人自己的形象，它完全抛弃了事件而提炼出自己的最集中的一股思绪，这思绪是属于诗人自己的，独特的，甚至是由来已久的，只是由于范熊熊的消失而再度引发。平日的郁积便是为人口太多而厌恶、烦恼，甚至想到瘟疫的消灭，但今日却为“减少了一个”而难过，这就表达出这事的不平常来，也表达出诗人思绪的不平常来。它是独特的，别人难以替代的。不再重述那事件，它把事件全都当成读者的已知，读者未知的是诗人自我的感受。它当然也表现范熊熊的自杀，但却不像《贾桂香》写出过程来，例如贾桂香去找青团的干部，去找场长，到处都是斥责。她只能一死了之。到了这时，诗人才说：“我不忍落下这最后一笔，中国不该有这样的夭亡。”但《海之魂》却把这一切都抽象化了，它不再现范熊熊四处投诉、控告，也不再现她的苦恼和失望，它只是用概括的描写，把这复杂的一切抽象为最单纯的场面，这是她投海之前的情景：
她，走到甲板的边缘
一堵会走的墙，在后面
紧紧地追赶
她有过最急迫的声音
有一双装得太多的眼睛
对于没有听觉的墙
雷，还有什么用
她紧绷住嘴唇
慢慢地关闭了瞳孔
她喊过，她喊过呀
但没人听，没人听……
于是，我的眼前盛开了
一朵雪白雪白的浪花
报纸……浮出了一层
黑色的星星
那么多的营私舞弊，那么多的流言蜚语，以至于打击报复，它把这概括为“墙”，因为“墙”的势力逼迫着范熊熊以及具有正义感的人们，因而就是“会走的墙”。“最急迫的声音”、“装得太多的眼睛”等等，是从另一面来写范熊熊的思想言行，但这一切，对于“没有听觉的墙”，即使是“雷”，也毫无作用，她喊过，但没有用。于是，这就是事情结论：我的眼前（仍然回到“我”的感受上来）盛开了一朵雪白的浪花。这便是投海自杀的形象性再现，她的一切凝结为一朵雪白浪花的意象。这已经不是客观的描述了，更重要的是范熊熊的壮烈的死所带给人们的感受的最简洁的概括：“浮出了一层黑色的星星。”这是报纸刊登这则新闻所引起的、“我”透过视觉所表达的内心的激愤与紊乱的直感。
当因为不能容忍一首《贾桂香》存在，因而就使诗人的希望不再有第二个贾桂香成为泡影。结果是，又出现了范熊熊的“夭亡”。这一切，不能不引人深思，到底是什么样的手“扼杀”了贾桂香和范熊熊？当然，她们是不同的，贾桂香并不是一个战士，她只是一个纯真的弱女子，而范熊熊的死不是为自己，她采用了特殊手段为真理而抗争。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邵燕祥因写了《贾桂香》而付出沉重的代价，在今天，一般的说来，人们无需为写张志新、范熊熊、遇罗克而付出邵燕祥那样的代价。
后半期从艾青的《画鸟的猎人》、《养花人的梦》开始，流沙河写了《草木篇》，公刘写了《禽兽篇》，直至邵燕祥直述其事的《贾桂香》，当代诗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以自己更为深刻的认识，试图从颂歌的另一面对生活中的阴影作某些批判性的揭示，以为诗歌关切现实生活的真诚的尝试。但是，这种行动，立即遇到了严厉的挫折，这种试探于是宣告失败。
这一失败的实质是：以来，诗歌在表现新的现实生活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个进展表现为“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极端稳固。但是，很快，灰色的粉饰生活，更多的表现为假象的诗，伴随着颂歌主题的兴起而迅速地成为惟一的一股潮流，最后发展成为对生活不加分析的和没有选择的赞颂。这时的某些试探在实际生活中的顿挫，宣告了当时所谓现实主义精神是有限制的，是并不宽广的，它并不曾展示一条“广阔的道路”。新时代所要求、所鼓吹的诗歌在现实生活中的巨大作用，实际上也是并不全面、并不彻底的。例如，时代对成千上万的粉饰生活的作品可以容忍，对在巨大的挫折和痛苦面前说着谎言的诗篇可以容忍，而独独不能容忍哪怕只有一首对于一个普通女工的不幸死去表示同情和抗议的诗，也不能容忍哪怕只是有限的和谨慎的对于社会弊病和官僚主义的讽刺的诗篇。这样，时代标榜的诗歌作为“战斗武器”的作用不能不大大地打上折扣。
是中国诗歌产生巨大转折的头，当代诗歌业已在诗与现实的关系上作出了重大成绩，以至于诗歌表现现实的具体化和深刻化成为当代诗歌的一个鲜明的特征。这时业已形成了促使诗歌与现实保持密切联系的完整的，同时也是行之有效的经验。但是，当代诗歌在更为全面、更为深入地反映现实的方面遇到了障碍。每当诗歌反映某些实际存在的，但又是令人不悦的现象时，“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的谴责便随之而来。
在社会民主化进程中的诗歌干预生活阴暗面的尝试所遇到的麻烦，造成了巨大的和深远的影响，这影响便是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诗歌从现实主义道路上的转向。诗歌公然地走向了它所追求的目标的反面，它在现实主义的逆方向上越走越远，最后是“现实主义”不作宣告的落幕。
注释：
沙鸥：《艾青近作批判》，《诗刊》（月）。黎之：《反对诗歌创作的不良倾向及反党逆流》，《诗刊》（9月号）。
徐迟：《艾青能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诗刊》（9月号）。公木：《公刘近作批判》，《诗刊》（1月号）。
王封、易莎：《庸俗的感情，阴暗的心理》，《诗刊》第3期。
见月日《黑龙江日报》。
洪永固：《邵燕祥的创作歧途》，《诗刊》（3月号）。
第三卷“浪漫主义”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