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探究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悲剧性的后果？从根本性的原因上看，这场“可悲的误会”在于某些人们破坏了趋向一致而不容置疑的对于生活的模式化的平衡。以受到攻击最严重的《白杨》为例，不少批判都严厉谴责它的“孤零零”的“绿光闪闪的长剑”的形象。他们追问，难道白杨是“孤零零”吗？他们引证说，茅盾的《白杨礼赞》就不是这样写的，它是“一排”而不是“孤零零”的“一根”。再说，为什么是“剑”？而剑又指向何人？为什么不是象征“人类劳力战胜自然”的北方平原上的纯朴的农夫呢？他们认定白杨只能有一种姿态、一个象征、一种性格，若离此而他求，则定然是“仇视”无疑。艾青的《养花人的梦》也属《草木篇》一类的。一个养花人院中种了几百棵月季，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开花时候，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里“呈现了一个单调的热闹”。一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许多花走进了他的院子。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眼地看着他，他惊讶了。牡丹最先说话，“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姐妹与我同来，我就来了”；牵牛花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石榴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都具有倔强的灵魂”。所有的花都说出了心里话，最后她们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月季花也说，其实她们也很寂寞。养花人醒来，心里郁闷。
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子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园。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这首散文诗写于7月，寓言世界里的养花人已经从梦境中醒来，他说了这样一席清醒的话。不幸的是，现实世界里的养花人还在沉沉的梦境之中。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批判跟着而来，这场醒了的梦自然也难以幸免，批判者认为这是“对于百花齐放政策的诽谤”，并且说：“养花的人从梦中醒来了，感慨起来，不满于自己的偏爱，说：我自己也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实恶毒不亚于流沙河的。”
这种批判有些不着边际，《养花人的梦》并不是“诗人觉得他很不自由”从而要求个人自由的诗篇，他要说明的是，不要有单一的爱好，各种花的存在都是供人欣赏的，她们要求被理解被尊重。这当然是对生活发言并提出要求的诗篇，它要求人们的志趣和爱好广泛而不狭窄，它要求人们的情感和怀抱丰富而不单一。它的基本动机在于告诉人们：我们应当生活得更聪明一些。而事实却是，一些凝固的和僵硬的偏见正在生活中变成重要的，人们正在变得不聪明或不很聪明。前后，诗歌在现实生活面前有一种如同养花人从梦境中醒来的那种醒觉，大体上都是这样要求人们生活得更理智更聪明些。因此他们便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意向。他们要求从生活的另一面来观察我们通常看不到的，或不被注意的现实，他们的目的在于使人们能够对生活有一个全面而清醒的估量。他们的“与众不同”在于，他们不仅唱着颂歌，而且也唱着不是颂歌的歌，他们的努力在当时的气氛下，很容易被认为是反颂歌的倾向。从一定的环境中来考察事实的重要性也许正在于此，对于生活中的美好的东西，由衷地为之颂赞，这是自然的，也值得肯定，但这显然不能是诗歌对于生活的惟一的方式，要是变成了惟一，即认为抒情诗主要的就是颂歌，这提法本身将导致虚假。
以来诗歌要求诗人对于生活的关切的传统在深入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这就导致了如同“草木篇”一类的诗歌潮流的出现，它们对生活持规劝的、讽刺的和批评的态度。鉴于当时的形势，它们力求含蓄而曲折，而避免作正面的冲突，这就决定了流沙河的《草木篇》、艾青的《画鸟的猎人》、《养花人的梦》等方式并非个别而是一种潮流。不少写纯粹的抒情诗的诗人，都在打破题材的单一性。公刘是一位对于生活敏感的诗人，他的笔很难在生活的激流面前表现冷漠。他写了一组寓言诗《乌鸦与猪》，乌鸦“脑袋非常小，嘴巴非常大”，“多一点思想，也就是难以容纳”。她整天说猪是多么黑，猪不服气，要求她也到镜子面前照照，乌鸦毫不在乎地飞过去，可是，猛一照，便破口大骂：“这是多么严重的歪曲，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
“难道生活是这样的吗”这是当时批评界的一句口头禅。公刘这样写，无疑会使那些批评家们反感。这寓言诗当然也有局限，乌鸦的形象似乎只是以堂皇的借口来为自己辩护，而实际是不少的批评家却以生活真实的维护者面目出现。还有《刺猬的哲学》，两只刺猬相遇，“绅士一般行礼仪”，接着问“夫人公子的健康”，而后又“咒骂了一阵天气”。这时北风紧吹，他们都感到了冷，仍然不敢互相靠拢取暖。这两位“哲学家”想出了良好的主意：“让双方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过分的疏远，也不宜过分的亲密。”这当然讲的是不正常的人情世态，一种刺猬的处世哲学。这当然是悲凉心绪的反映。批判者接踵而至说：“这无论是对于肃反运动，无论是对于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多么别有用心的恶毒的歪曲和诬蔑！”《公正的狐狸》写狼和羊发生矛盾，狐狸伪装公正，充当调停人，劝说羊抛弃触角，“善良的羊轻信了这番甜言蜜语，狼立即扑上去把他撕个粉碎；为了感谢这头公正的狐狸，狼送给他一条血淋淋的后腿”。这首诗也被当做影射现实政治生活来理解：“在公刘心目中，犯了错误的人（这当然是羊，羊犯了错误！）在别人帮助下（这当然是公正的狐狸的帮助）放下了对组织的戒备（狼是组织！）坦白承认了错误，这便是轻信了甜言蜜语，而被撕得粉碎。狐狸和狼隐喻的是什么人，就不必指明了。这是多么阴森可怕的灵魂啊！”
诗人们试图对生活作出某种新的反映，但却由于这些小诗而惹来了横祸。批判运动还未结束，几乎所有企图从另一个角度、另一个侧面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都遭到了批判。据一位当时还轻的诗人自述，他当时是满怀着天真和真诚的心情以一组寓言诗来反击“右派”的，但却发生了“可悲的误会”。他的“反右派”的诗却被当做了“右派”的诗加以批判。最后，他自己也成了“右派”。丁芒的这一组诗题为《动物园随笔》，其中有一首《豪猪》：“仿佛浑身披剑的武士，剑锋指向每一个人；眼睛里闪着疑忌的光，时刻都在切齿作恨。谁也不能和它接近，即使是它的亲人，它用利剑对着整个世界，自己都不得不在利剑的包围中度过一生。”这首诗被作了如下的批判：就在公刘那首长满毒刺的《刺猬》被批判不久，丁芒就从他的《动物园随笔》里赶出一头《豪猪》来。“在这首诗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右派分子的共同语言，这构思，这格调，跟公刘的《刺猬》简直就是双胞胎；更恶毒的是，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相信一切人，丁芒同志使用他的豪猪给这句话作了图解，他写道：谁也不能和它接近，即使是它的亲人，剑锋指向每一个人，眼睛里闪着疑忌的光。这就是丁芒同志借禽兽来表达自己对党对新社会，对今天人和人际关系的看法。”批判者认为《动物园随笔》可以说是《草木篇》的姐妹篇。
前后，诗歌在日益发展的生活面前显得较为深沉，仿佛是艾青笔下的养花人从梦中醒来，有了一种朦胧的醒觉。人们对由于生活的深入发展而显露出来的弊病有了发觉，但还不敢正视它。人们弄不清楚——甚至也不相信何以在通天的光明之中竟然出来了这样的暗影。于是，他们只能以非常审慎的态度在美好时代的光明颂中添加进去一些本来是正常的，但在当时却是异常的不谐和音。前面提到的那些关于草木虫鱼的寓言诗即其一例。与其相类的是一些散见各处的讽刺诗，这种讽刺诗与解放前夕出现的马凡陀山歌或解放战争期间出现在中央苏区的快板体讽刺诗不同，后者都是用来讽刺敌人的，而前者是对于干部以及人民自身的讽刺和鞭挞。
创刊的《星星》先后开辟了《玫瑰的刺》和《刺梅花》专栏，是取鲁迅《无花的蔷薇》之意来专门讽刺的。如《星星》第二期发表长风所作两首讽刺诗《我对着金丝雀观看了好久》和《步步高升》。前者写竹笼里的金丝雀无忧无虑地“唱着单调的歌”，它总在歌颂自己的生活：“你看我多么活泼”，“你看我多么快活”——作者说：“可惜我心里都是一连串疑问，不知道究竟应该回答些什么。”后者写从当办事员开始的步步高升，一直升到厅长。随着职务的高升，与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坏。《星星》第三期还刊出余薇野的《某首长的哲学》，揭露某些心胸褊狭，听不进批评的意见而喜欢逢迎拍马的人：“他批评我：偏颇！他反对我：可恶！他顺从我：哈哈，正确；我说这，他说那，这人很自大；我说黑，他说白，这个太恶劣；我说啥，他说啥，哈哈，这人该提拔！”《星星》第五期登出白鸽飞的《泥菩萨》更以尖锐的笔墨讽刺那些无所事事的官僚主义者：“不说什么，不学什么，不明白什么，不表示什么，横竖——缺不了我一份供果。”这些诗篇，我们只是从它对社会生活的责任方面来介绍它，它是以来诗歌对于社会现实的关切这一传统的发扬。它们本身，说不上有什么重要的成就，从对于社会生活的实质性的批判来看，也并不深刻。它只是表面化地罗列某些现象，它不能满足生活前进的要求，也未能站在生活的前列，喊出要求改善社会生活的弊端的强音。那时极少直接针砭时弊之作，现有的这些寓言诗或讽刺诗至多不过是当时提倡的扩大题材范围的某种努力而已。但即使如此，却因为它毕竟把笔墨从当时清一色的颂歌领域中脱离出来，以及它毕竟揭示出我们社会生活中已经滋长的（可能是萌芽状态的）与我们的奋斗目标不相称的东西，因而，它们的存在弥补了当代诗中那种只有颂歌的缺陷。
短暂的从另一侧面——采取批评方式的——反映生活的诗歌潮流很快就宣告结束。人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感到只是一种试探性的深入，这只是一颗小小的石子，怀着犹豫的心情抛掷出去，但很快就被似乎是很厚的橡皮墙弹了回来。而且这种试探就其方式来说，不仅是十分谨慎的，似乎也是胆怯的——这主要采取了寓言诗（讲的似乎并非人间的故事，似乎只是鸟兽草木）和讽刺诗（也是十分委曲的咏物，例如不倒翁、泥菩萨之类，用曲笔来加以隐喻），但无一例外地遭到批判。这一场政治台风留下的痕迹是明显的，留在诗歌的创作中的痕迹也是明显的。邵燕祥（他也是因为写了若干首讽刺诗而遭遇灾难的）在事隔二十余之后，说出一些值得我们记住的话：“我没有写过好的讽刺诗，但是我始终认为，讽刺诗是不会因为有人不喜欢就此灭绝的。害怕讽刺，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有一个时期，带讽刺性的作品被无限地夸大了。如邵燕祥《献给历史的情歌后记》里说的：“好像一首讽刺诗就会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或许会被一个相声说倒，一张漫画居然可能改变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一篇杂文竟有导致亡党亡国的危险似的，这本身不就是讽刺的材料吗？在文艺领域中害怕讽刺作品，这正是在政治生活中害怕批评、害怕民主的必然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