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郭小川齐名的贺敬之，他的诗均直接面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在切近时事方面郭、贺两人同调，但与郭小川相比，贺的词采更趋华丽，更富浪漫情调。著名长诗《放声歌唱》是充分体现当日时代激情的代表作品。他通过排比的句式把新鲜的生活的典型画面诗意地予以浓缩，这些华美而富有激情的诗句传达了结束战乱之后中国大地的勃发生机和洋溢在普通人心里的温暖的诗情。以抒情长诗的方式气势澎湃地装纳历史性的时代画面，而不拘泥于事件的罗列再现，是贺敬之对当代诗艺的贡献。这在他的另一首长诗《雷锋之歌》中表现尤为突出，在这首诗中，他把具体的人物情节转化和提升为对于某种精神现象的颂扬。有事象行为的根由但意不在故事的复述和再现，所以，贺敬之这种即使是写人物的诗，也不同于一般的叙事诗，它的特点是把事件抽象化，而突出它所要表达的精神。
在长篇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郭小川和贺敬之都采用楼梯式，这诗体诗句的排列错落有序，呈递降状。这种排列方式便于朗诵，通过对节奏的强调，易于达到现场鼓动的效果。但这两位诗人的创作，在看似自由随意的诗行排列中，词、句、行、段，都有明显的对偶化倾向，加上节顿的大致齐整和押韵，实际上体现了当日诗体的格律大趋势。颂歌而采用内质上较为整齐的方式，也与这类诗的庄严性相谐。贺敬之在政治行情诗的格律化进程中着力尤多，他开始了新诗以自由体式出现的骈偶化实践。
在50年代出现的《和平的最强音》（1958，石方禹），是一首当时颇为著名的长诗。此诗气势宏大，呼啸着万里风云，对当日国际局势有很大的涵括，表达着二战结束后世界人民捍卫和平的意愿，尽管它保留了当日的某种局限性，但却的确传达了人类的正义感与良知。《和平的最强音》与上述郭、贺的作品不同的是，它是一首完全的自由诗，它是50年代大陆自由体衰势中的一道闪电。
政治抒情诗是50年代以至文革结束大陆诗歌的主导体式。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为这一诗体的繁盛提供了良好环境，社会要求诗歌的宣传价值的强化，也为它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证。它是社会政治体制派生出来的诗歌现象，不断强调的政治给诗歌的发展以助力，而政治口号的多变和不持久性又给这些诗的流传造成了损害。中国大陆这类行情诗的流行一直延伸到文革结束，这诗体的极端的发展是当代诗史的一大奇观。它成为一种范式，从者甚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许多实效性的作用，但得以保存的并不多见。其原因也在于它过多注重时尚而不注重诗性的发掘，而时尚往往是时过境迁的。
当代诗歌确定了实际的和功利的价值观，诗歌和其他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应当对现实的发展起有益的助长作用而不是相反。歌颂的原则运用于诗，一方面表现为激情的宣泄，它往往采取情绪性的夸张的方式面对当前发生的政治事件，其主要表现形态是上述的政治抒情诗；诗的歌颂功能的另一方面表现，则倾向于具体事象的描写和再现。中国新文学的写实传统，在此时与意识形态的结合，产生出新的气象，即诗歌对于社会生活的记叙功能的强化和增长。一个崭新的社会出现在所有的诗人面前，以往的梦境变成了现实，不仅是这种总体性的事实显得可贵，甚至它的每一个细节也不可舍弃。诗人对生活的这种态度于是转化为诗歌再现生活的原则。所以，五十年代中国广大地区内的诗歌倾向，除了有偏重于激情宣扬的一路，也有强化记叙性的一路。
后一路强化记叙的诗并不是通常所讲的叙事诗，它仍然是抒情诗的一类，即这类诗歌往往通过具体事件环境的复述使诗歌最后总归于歌颂现有生活的激情。这类诗人的政治热情不是像政治抒情诗写作那样，把具体性转化为抽象的精神，而是从具体的描写再现中，最后归结为精神。它们都受到诗的颂歌意识的有力的制约。我们把后面一类通过具体生活情节和细节最后达到歌颂新生活的这类诗，称之为生活抒情诗。生活抒情诗的代表诗人是李季和闻捷。
在大西北因创作长诗《王贵与李香香》而赢得荣誉的李季（1922—1980），此时把目光转向中国大地业已开始的工业建设。原先揽工放羊的穷苦农民，在获得胜利之后进入了建设工地。受苦的王贵从过去驮盐赶脚的三边转移到玉门，那里是中国最早的石油基地。李季从50年代开始，以玉门为诗的基地，开始了他关于石油诗的创作。他的这些生活抒情诗实践的最初成果，集中在《玉门诗抄》（1955）、《生活之歌》、《玉门诗抄二集》、《西苑诗草》等诗集中。
来自解放区熟知民众苦难的李季擅长于在光明与黑暗、死亡和新生的对比中，通过典型的事件和场面展现和平建设的新生活。他的每一首诗都是一种提取，即从总的产生着变化的有意义的生活中，提取那些能够体现时代前进的意义的片断，通过诗句的复述，最后揭示它的重大意义。和政治行情诗的从抽象进入不同，生活抒情诗从具象进入。最后殊途同归于歌颂的主题。李季的诗中保留了相当浓郁丰富的石油建设的事件和场景，他因此获得了石油诗人的美称。李季的长处是善于从纷繁的具体事象摄取那些有意义的情节，他不舍弃具体的描述，但又力求简括（也有相当繁冗的诗如《客店答问》），而这种描述总是蕴含着当日的热情。这种把具体的劳动生活的激情与重大主题相联结、最终上升为颂歌的典型诗篇是《致北京》。我们从中可以看到50年代的热烈、质朴和单纯的情感综合。从写作《王贵与李香香》到写作《玉门诗抄》，李季的诗风有很大的转变，他摆脱对民间形式的原始依赖，为适应新的内容而采用节行基本整齐的新诗基本形态，从而创造了生活抒情诗的相对稳定的诗式。
与李季齐名的诗人是闻捷，他也有解放区生活的经验。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他也以西北为基地，专注于表现具体的生活情景的诗的创作。《天山牧歌》（1958）是闻捷最重要的诗集。这些诗通过西北边疆维吾尔、哈萨克、蒙古等少数民族劳动建设的生活场面，表现久经忧患的人民对和平生活的热爱和喜悦，以及与新生活相和谐的新的情操。在劳动中萌生的纯真的爱情，辛勤的汗水培育的新的人际关系，再加上色彩浓烈的边疆风情和那些民族乐观诙谐的性格特征，造出闻捷这些边地短章的迷人魅力。《天山牧歌》与李季的《玉门诗抄》是生活行情诗创作的典型。李季的诗表现的是工业建设，闻捷的诗表现的则是少数民族的农村生活。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展示了50年代开始的西北边疆热气腾腾的生活场景。
李季和闻捷都有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从《生活之歌》、《菊花石》到《杨高传》，李季的长诗记述了中国农民从受苦到解放的艰苦历程。这些过去受苦的人，如今走上了建设新生活的道路，李季以富有历史感的笔触记载了现实生活的进步。闻捷则通过诸多劳动中建立起来的爱情生活的铺叙，传达出当代边疆青年新的理想情操和精神面貌，诙谐中有真正的幸福感，以往普通的劳动生活的场面，一下子充满了欢乐的激情，其中心依然是颂扬当今生活的主题。闻捷的长诗创作偏于历史题材，他的《复仇的火焰》共计三部（第三部是未完成稿），场面壮阔，色彩艳丽，尤擅长于富有民族情趣和风习的细部描写。这些长诗扩展了生活行情诗的描写空间，它把当代颂歌主题延伸到历史的领域。闻捷和李季都为原先并不发达的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作出了贡献。
50年代开展的抒情的颂歌化倾向，在传导当代人对于新生活的欢乐和理想的追求方面有明显的成就，也扩展了新诗的内涵。但随着这类作品的增多，也表现出题材的单调、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趋于一律化的缺点。这些缺点，到文革发生的60年代后期以及70年代初期，相当程度地表现为虚幻和夸张。
把政治行情诗和生活抒情诗取得的成就加以综合发展的，是50年代崭露头角的一批青年诗人。这些诗人多是当日受过中学或大学教的青年学生，和部分初具文化水平并有一定工、农业劳动经验的人。开始的时候，他们多半只是业余的诗歌爱好者，后来写作多了才成为诗人。他们把在实际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输进了当日的颂歌体制中来。那些丰富而生动的来自活泼的改造和建设生活的素材，激活了原先显得板滞的艺术秩序，使这些既传达政治意愿又表现生活情趣的诗变得充实、丰富而有生气。
关于这部分诗歌创作，最值得重视的是当年那些年轻的军旅诗人。这些爱好写诗的生活在军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跟随着部队进军的路线，挺进到中国大陆的西北、西南、以及东南沿海的边远地区。中国的这些沿边地区特别是西北和西南，聚居着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中国西部由北而南有绵延不断的崇山峻岭和戈壁沙漠，繁丽多彩的自然风光和同样繁丽多彩的多民族人文风景，以惊人的艳丽涌人当日的诗中，这些自然、文化的异质和业已成形的颂歌内涵的结合，造出了当日有异于流行风尚的诗歌新形态。
一方面是动态地展开新生活劳动、建设的场景，这些场景因为特异的自然、人文景观的加入，而变得夺人耳目地绮丽多姿。另一方面则是注入了歌者独特的心境，这些写诗的人都拥有创造和建设新生话的胜利者和主人翁的自豪和欢欣，因而充盈在这些新时代的边塞诗中的，除了迥异于内陆的自然界的特殊风情，还有着作为诗歌主体的特异的精神气质。上述客观和主观因素的综合融汇，使这一诗歌体式，较之以往的颂歌创作具备了更为丰实的内涵和更为绚烂的艺术表现力，这无疑是给当日流于规格化的当代杆情诗注入了活力。
那时的中国西南边疆，以昆明为中心聚集了一批青年诗人，他们以云南和西藏为自己的诗的基地，创造着富有新时代特色的壮丽诗篇。昆明历来是产生诗歌的地方。40年代中后期在这座城市里曾有过一次难忘的诗的聚会。那时以西南联大师生为核心，在战时物质条件贫乏的环境中，昆明掀动了中国现代诗的新的繁盛期。冯至的《十四行集》写于当时，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以及他关于诗的重要讲演《诗与批评》、《艾青和田间》，朱自清的《新诗杂谈》，以及李广田的许多诗歌评论，也发表于此时。那时昆明有一个良好的小气候，中国新诗以这里为中心恢复和接续了五四以来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同时也保持了与世界的接触。一批青年诗人在这里获得了诗的灵感，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来成为九叶诗派的中坚。
50年代的昆明情况与此相似，即在不改变大的潮流的情势下，那里的诗人们坚持了自有特性的追求，从而给那时趋于一律化的创作，输送了鲜活的血液。一批青年诗人带着有异于40年代的精神，加入了共和国的合唱，这些来自西南边疆的诗人，后来同样地成为中国当代诗的实力集团。
公刘（1927）是这些诗人的一个代表。尽管他开始创作的时间早于50年代，但在云南军旅的一段生活，却为他的新时代颂歌提供了雄厚的基础。公刘是闪亮在50年代天空的一颗明星，他以诗集《黎明的城》突现出自己独异的艺术个性。一首《西盟的早晨》赢得诗界的惊喜，公刘因而被喻为一朵奇异的云。公刘的诗清新俊逸，青春的豪情夹带着边疆山野的清香，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熏染的诗情，又给他的诗蒙上一层愤人的光采。生活在边疆的诗人，参加过民间长诗《阿诗玛》的搜集、整理；又以深厚的民间传说和歌谣为基础，写作了长诗《望夫云》。正当公刘具备了主、客观有利的条件，准备向着诗的高峰冲刺的时候，一场莫名其妙的潮水就把他淹没了。复出之后的公刘，诗风转向严峻激越，他自己总结诗的历程是：叶笛、哨呐、铜号；评论界则总结为：从云到火。一批在西南边疆生活过的诗人，如白桦（1930），杨星火（1925）、高平（1932）、周良沛（1933）等，他们都从西南神奇的山水民风中获得诗的感悟，并影响和熔铸了他们独具边地风情的诗风。白桦的长诗《孔雀》，高平的长诗《大雪纷飞》，是以傣族和藏族的文化为深远背景，但又融人了诗人个人创造性的佳品。当然，他们大体上也获得了和公刘相似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