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刘邦的半推半就出任沛令，虽说是仅高于泅水亭长的“第二台阶”，然而毕竟是一次跨越式的飞跃。紧锣密鼓之中，历史的舞台至此才算是拉开了厚重的帷幕。一幕改朝换代的生动的活剧，真正的主角从此登场，惊心动魄高潮迭起的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
两个女人同时委身于一个男人，似乎井水不犯河水——这其实本身就不正常，或者说“相安无事”本身就是一种假相，一种短暂的现象。同性相斥，物性皆然。两个女人一台戏，戏的内容很丰富，自然会包括争风吃醋，你妒我嫉，明争暗斗，明好暗恨，等等。然而像吕雉这样，自己红杏出墙，偷鸡摸狗，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将这一“短处”栽赃在地位相当于“妾”的袁姣身上，并且以此要挟：要么一起做奸，要么走人了事。此等手段，可谓剪除异己的良谋高策。既保住了自己不轨行为的机密，又撵走了“竞争对手”，一箭双雕，事半功倍。称她是“厉害的女人”，当之无愧。日后吕雉将把此法用于政治上，成为真正的权谋，那就更加厉害非凡了。
刘邦失利、苦闷时便喝酒，喝醉便独自且歌且舞，这是颇有趣味的个性化的情节。一般说来人到欢乐时才跳舞，即通常所说的“手舞足蹈”；而刘邦不然，大有以酒浇愁、以舞解闷之慨。奇怪的是，看过他跳舞的人留下文字说，他看上去像一条龙在翻滚。“龙舞”之说却掩不住他大跳伤心舞的忧戚。中国古时成语中有“长袖善舞”之说，也许能更恰当地表述刘邦之“舞”。他的权谋，他的诡智，他的善于应变，他的长于心计，便都是“善舞”的“长袖”。当然“长袖”也有捉襟见肘的时候，那就是军事或政治的暂时失利，使这条“龙”的四周，布满了愁云惨雾。于是，“国危思良将”，时乖命蹇之时，刘邦对于运筹帷幄的谋士的思念，就大有“久旱而望云霓”之势了。
关于留侯张良的故事，《史记·留侯世家》叙之甚详。他当初的倾尽家财而招募刺客、“锥秦博浪沙”之壮举，留传千古，尽人皆知；他的下邳奇遇黄石公耐得《太公兵法》，并熟诵而辅佐刘邦夺得天下，更是神奇之至。后人论及张良，每多赞誉之词，而后世著《留侯论》以研究总结张良一生功过得失者，远远不止宋代的苏东坡一人。刘邦对他的评价，集中在“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看来张良确是奇才。古语有“良禽择木而栖，良将择主而仕”之说，看来张良投奔刘邦，刘邦喜得张良，是一种主将与参谋、统帅与军师的最佳组合，尤其是在刘邦处于发韧之初，征途坎坷、险象环生之际，得如此良谋之士，实在是幸运之至。从另一个角度看，张良纵有宏大的志向、满腹经纶，若不遇上刘邦这样知人善任的“明主”，恐也难完全施展其抱负的。因此可以说，刘邦成就了张良，张良也成就了刘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故能在历史舞台上扮演成功的角色。
张良晋见刘邦，一拍即合相见恨晚。而张良为刘邦献上的“首策”，便是勿攻项梁，避其锋芒而借兵转攻丰邑。他为刘邦献上的“次策”是对俘获的败军“刀下留情”，勿开杀戒。上述二策都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取得了极其良好的效果，对刘邦起事之初的羽翼丰满、深得人心，可谓功莫大焉。张良“二策”的理论依据，一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其核心是一个“忍”字，即隐忍一时之怒、一时之仇，而谋大局之胜。这个古老的权衡术延传千载，直至如今仍是中国人对人处事的经验之谈。二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即以笼络人心为核心的一种权谋之术。这其间包括丰富的内涵，诸如以威压之不如以德服之；作出某种姿态、某种让步甚至某种牺牲而使人心倾服，感恩戴德；“欲擒故纵”而使对方臣服；在生杀予夺时放其生路以使对方感念；以宽怀大度、善行义举，换取天下归心，等等。总之，目的是得天下，前提是得人心。
上述二策，张良的智慧谋略、佐政之才自不必说；而刘邦的从善如流、言听计从也确实难能可贵。领导者虽然位居统帅地位，却并非事事周全，高人一着；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决策的失误是随时都有的。而重大问题的决策失误乃是最大的失误，弄得不好，往往造成局面不可收拾。要避免这样的失误，除了领导者自身的多思慎行、多谋善断之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刚愎自用，独断专横，而要广纳群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刘邦在“欲攻项梁”与“欲杀数百战俘”两大问题上，起初的决策应当说都是错误的，缺少理智的；而由于听信张良之策，故能最终得到极为有利的效果。以此而论，刘邦可说是一位善听良言的称职的统帅。对于后世各色各样的领导者，刘邦的知人善任、从善如流，倒是值得效法与借鉴的。
我前面讲过，对待女人的态度，常常因身份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性格化的表现。看来刘邦现时已不再是市井无赖，随着其势力的增大，名声远播，身上也脱掉了一些痞子气，不论是出自本真也好，半是佯装也好，他的眉目传情，他的心向往之而不举止轻狂，他的“君子动口（心）不动手”等等，都自有其现时此刻的身份烙印在焉。至于“发乎情，止乎礼”的圣人之教，刘邦似乎还差一点火候，然而却已接近“形似”。这也许算是刘邦的一点一“链步”，只不过内心的好色与佯狂，倒是依然旧性难改，本色不变，很难说得上进步与否的。项羽嗜杀成性，骄横而又残忍，这是他日后败于刘邦之手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还有他的刚愎自用、偏执轻狂、麻痹轻敌、粗暴狭隘、有勇无猛等等，都可以列为失败的原因。总之，“性格就是命运”，大抵如是吧。当然，项羽不是一无是处，他之所以能与刘邦长期对峙，而且在楚汉相争早期还一度占着优势，自有他独特的长处在。他的勇武与豪爽，威猛与刚强，他的江湖义气，壮士情怀，也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介武夫的形象吧。
最著名的是他的“力拔山兮气盖世”——这既是他作为强者的英雄豪语，又是他作为弱者的恃强“误区”。“坑降卒万人”是项羽的一大败笔，是表面上的“胜利”实质上的失败；就像当年刘邦释放数百降俘是表面上的“退让”实质上的前进一样。在中国历史上，这二人是个性差异相当强烈的典型人物，虽然“刘项原来不读书”，他们两个的文化层次都不高；但作为乱世英雄，个性鲜明，对比强烈，各有千秋，而最终刘胜于项，则既是历史的必然，又是性格的必然。
项羽与张良的差异，简言之，是勇与谋的差异。刘邦的最后战胜项羽，一言以蔽之，是以张良（还包括萧何、曹参等）为代表的刘邦集团智谋的胜利。这当宾舞不是说项羽集团就完全无智谋，而是说以范增为主要智囊的智谋并未完全被项羽采纳；这当然也不是说刘邦的胜利不是靠勇猛征战，以韩信为代表的统帅们是相当勇猛善战的。勇与谋，其实双方兼具，只是就其整体而论，刘邦集团的谋略、智慧略胜一筹。在这方面张良功不可没。张良劝刘邦暂时隐忍而拥项梁作楚王，这是一个层次，建立在张良“隐忍”哲学基础上的权宜之计；张良进一步建议刘邦与项羽结拜为异姓兄弟，这是第二层次。这就不仅仅限于隐忍，而是着眼于长久斗争的深谋远虑、雄才大略了。义结金兰是假，取彼代之是真。友好揖让是假，“取尔首级”、夺尔江山是真。在项梁（项羽）锋芒正露，势力正雄之际，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此不失为以退求进之良策。古老中国的隐忍之术，韬晦之术，被张良发挥得相当有水平。这一段史实，是很值得后来的权谋者、为政者好好玩味的。
项梁得范增之助，犹如刘邦得张良之佐。范增是历代谋臣中，忠心耿耿而足智多谋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劝项梁不作楚王，指出其好大喜功、只重名号之弊，这当然是肺腑之言，高人之见。幸得项梁采纳，以免蹈陈胜之覆辙。日后范增的作用是很大的，几与张良匹敌，而使双方成对峙之势。可惜项梁死得太早，而项羽接替项梁之后，不能很好地信任这位年老而忠耿的军师，这是导致项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仁政和暴政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执政方针与施政措施。前者以“仁者，爱人”为核心，怜惜百姓，爱民如子。这虽然有其虚伪性，或者说有时仅是统治者的权宜之计，但往往能聚合人心，安邦定国。后者则以施暴、屠戮为其特征，视民如草芥，杀人如麻，涂炭生灵。虽能树淫威于一时，却常常以众叛亲离、一朝覆亡为其结局。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王朝，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路数常常与当权者、统治者的个性有关。刘邦和项羽的区别之一，即在于此。项羽以杀人为乐事，刘邦则面对暴行黯然神伤。二人个性的区别已然泾渭分明。从发展趋势而言，二人的成败兴亡因其不同的个性而早已成为定势。
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尤其是如何对待前来真心为你出谋划策的“儒生”（即“士”），历来是各类权谋者用人、决策的一个关键问题。
古有礼贤下士之说，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之说，然而刘邦毕竟出身市井，痞子气非一时所能革除，当然不可能有周公吐哺握发以招天下贤士的胸怀与气度；但他一方面又在创业之初，为了图谋大业而求贤若渴。所以对待儒生、谋士，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于是有高阳酒徒求见，他叫来两个女人洗脚、爱理不理的举动。此举的涵义，一则是嬉皮生涯痞子气的长期影响，个性使然；二则是在儒生面前摆摆阔，拿拿架子，以不失“身份”；三则是试探性的，看看来人有无诚意，有没有真本事，他在“考验”别人呢。就这三条，已足见刘邦长于心计与权谋。
刘邦的绝顶聪明之处，在于认识了张良的价值。他懂得“十座城也抵不上一个张良”，懂得“子房一言，胜我千军万马”。这就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意思。当今研究“人才学”的专家们，是应当好好研究一下刘邦与张良的关系的，它犹如后来的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一样，大可作为历史上用人得当的显例。刘邦得张良之助，方能攻宛城，过武关，破蓝田，直指霸上，一举而夺取灭秦之功。
刘邦好色，旧性难改。入咸阳而直扑后宫，也许是野史闲笔，但却符合斯人性格。关键在于阻拦他贪恋女色丧志误国的，有两个人；而这两个人却以完全不同的气质、个性介入此事。樊哙出于打江山、得天下的直接利益的考虑，口无遮拦，拿“二世荒淫败亡”的先例警告刘邦，自有其鲁莽将帅的耿直可爱之处，但却效果不佳，难以说服刘邦。张良不愧良谋本色，大儒智慧，他进得宫来，不提女色误国之事，却谈楚军入关之险，分析胜败，权衡利弊，晓以利害，最后献上“还军霸上，暂避锋芒，虚与周旋，蓄势以待”的良策，直让刘邦日服。其时刘邦以十万之师而惧怕项羽四十万之众，一惊之下，何来色胆？后宫之事岂不迎刃而解？此时张良又宽他的心，劝他在后宫再住一宵，还说是一时尚无大碍。这做得多得体，多有人情味！刘邦不能不大笑而拱服：“知我者张良也！”张良之睿智多谋与善于攻心，由此可见一斑。
刘邦的“约法三章”是深谙民心之作，也是深得民心之举。暴秦不仁，乱世久矣，久乱思治，民心所向。刘邦的民心牌也是一张明智牌。它是张良“得民心者，得天下”理论的具体实践；尤其是刘邦与项羽相比，处于兵力弱势之时，更应当安抚民心（或日笼络民心），以图修养生息，丰满羽翼。
与此相对应的是项羽坑杀二十万降卒，顿时失尽民心。此举蠢则蠢也，根子是残忍骄狂，动机是斩草除根，效果却适得其反，天怒人怨。这是一桩历史上著名的暴行，后来的屠夫暴君几乎无人可与之颉颃。秦时中国人口不多，二十万精壮兵丁是何等比例的骇人数字！项羽一生功过虽众说不一，但仅此一项，已足可显见其杀人魔王本色。后世有谓之“英雄”者，此一暴行则使之大为减色也。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亦仅此一项，项羽失尽人心，楚汉胜败之势几可定论矣！在古往今来的叛徒中，我没有研究过，曹无伤是不是最早的或较早的一位。“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是后来的说法；曹无伤是“身在汉营心在楚”了。其实说他是内奸亦无不可。古今中外，叛徒、内奸的特点一般有三：一是利令智昏，为一己私利所驱使，为高官厚禄、金钱美女所诱惑；二是错误估计形势，在谁胜谁败的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三是出卖情报，出卖机密，出卖主子（或朋友），总之是卖友求荣，叛友为敌或认敌为友，吃里扒外，里通外“国”。（指广义的“国”，有时是某个集团，某个派系或某个政治团伙）。这是最危险的一种人。是潜伏在自己营垒里的“定时炸弹”、“隐身杀手”。这种人极善伪装，是典型的两面派。这种人也最可耻，最可怕，危害最大，有时甚至因叛徒的出卖而关系到许多人的生死存亡，以至营垒本身的成败利害。所以，叛徒（或奸细）一旦被人发现，往往人人痛恨，严惩不贷。曹无伤后来被刘邦“立杀”，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