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由胜利者、成功者写成的。一方面，胜利者（尤其是帝王）在为自己树碑立传的时候，总是要指派一些御用文人，或者说听话的文人，用粉饰之笔、溢美之笔，为自己隐恶扬善，树碑立传。另一方面，执笔的史家（包括那些较为正直的史家）在写史作传的时候，也常常要遵从正统的路数，将历史上的成功者、胜利者作为正面的代表人物来写。这大约成为一个惯例，沿袭下来，为中国历史的朝代更迭、帝王世系勾勒出一幅“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兴亡图。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的大成功者，在史家笔下，自然是要大书一笔的。
因为刘邦后来做了皇帝，做了汉朝的开国皇帝，于是在史家为他立传的时候，就总是要追溯其发迹之本，成功之源，将他美化，甚至将他神化。即使优秀的史家如太史公司马迁，亦难以超越这个路数。
他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一开始便有如下的描述：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日太公，母日刘媪。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用杜撰的神话将高祖的降生与“龙”联系在一起。龙，自然是中国传统中最具权威、最有力量，且超越凡尘、君临一切的象征。“飞龙在天，犹圣人之在王位”（《易经》·疏），皇帝是真龙天子，自然凌驾于万人之上。《史记·高祖本纪》还说：
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后人进一步诠释道：“高祖感龙而生，故其颜貌似龙，长颈而高鼻。”（文颖《集解》）。
皇帝是真龙天子，着龙袍，坐龙椅，睡龙床；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那么煞有介事，那么神乎其神，可以惑众，可以乱真，信不信由你。“感龙而生”，一代真龙天子就要粉墨登场了。
后来刘邦登基之后，曾经在很多场合（或利用他人之口）说他天生一副“天子”像，就连左大腿上的黑痣，也是七十二颗吉数。谁数过？除了他本人和他老婆。其实自己给自己编造神话，大可在体肤“私处”做足文章。这一“发明”，专利应归于汉高祖刘邦。刘邦是很懂得为自己编神话，造舆论的，他大言不惭地自称“龙种”，他开创了历史上的“龙颜”之说。自此之后，除武则天因是女性只好屈称“凤颜”之外，“龙颜”便被当作历代帝王天子尊严的象征。帮助刘邦造舆论的，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他乡邻中的那批羽党，那批混混儿。“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希特勒宣传部长戈培尔的这句名言，其实在两三千年前的古老中国，就有人“提前”将它“洋为中用”，“今为古用”，你说奇也不奇？起势之初，先造舆论，先造“神话”，这就是中国的造神运动，一直延续数千年之久的封建的造神运动。然而其起始渊源，则可追溯到秦皇汉武，甚至更早的年代，实在是历史悠久，足令西人望其项背而自愧弗如。纵观世界，何国何邦敢与之颉颃呢？“金龙”之说固然荒唐，然而却是神话刘邦的舆论延续。一传十，十传百，无稽之谈常常能使人从半信半疑到深信不疑。此事产生的巨大的政治效应，是由几位老者对刘邦刮目相看，进而为他活动了一个亭长的职务，二个相当于地保、居委员会主任的最低级公务员。这便是刘邦从政发迹的第一级台阶。
可别小看了这个比芝麻还小的小不点“官儿”，舞台不在大小，而在于如何运作。刘邦将小小亭长的职能发挥到极致，也足见其非同寻常的政治腕力。他在亭长任上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县衙里的几位同样是小不点等级的人物。然而此举却非同小可，因为这几个人物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成为刘氏朝廷极为重要的文臣武将。换言之，小小沛县，居然藏龙卧虎，隐伏着未来大汉王朝的两名宰相（萧何、曹参），两员大将（樊哙、夏侯婴），再加上同时期结识的周勃，未来“安刘必勃”的那位太尉，几乎构成了若干年后刘家王朝的核心，你说奇也不奇？也许这世界太小，将要参加创建“新朝”的核心人物几乎都聚集于此，蛰伏于此，似乎在等待刘邦去发现，去召集。
民谚有云：“一个钉子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刘邦是深知其中堂奥的。人才就是资源，人才就是信息，人才就是财富，这些现代观点，实际上聪明的古人早已深谙其理，并且身体力行之。刘邦能以一介布衣（亭长应属布衣小吏者流），而最终夺得天下完成帝业，善于结交人才、荟聚人才、使用人才，乃是他成功的一大要诀。如果说“性格即命运”这话言之成理，那么，刘邦性格中的乐善好施、热情大方、广交朋友，倒是促使他成就霸业、改变命运的良好基因。将刘邦的身份、品味、素质定位为“市井之徒”，恐怕是再恰当不过了。市井有别于草莽，也有另叮手书香，更有别于世宦。虽说“食色，性也”乃是人的本能，但如何应对女人，如何招蜂引蝶，如何煽情与调情，以上各色人等却有着不同的性格化的表现。刘邦好女色，但当他面对女人时，既不像草莽的粗鲁急迫，又不似书生的迂酸文雅，当然也不同于世宦子弟的居高临下、风流倜傥；而更多地带着一种嬉皮士的玩世不恭与小泼皮的调侃戏谑，这么一种“刘邦式”的独特的情调与趣味。所以，关于刘邦与民女的调情描写虽是闲笔，然而闲笔不闲，却也从中透露出刘邦其人性格化的一面。女人是一面镜子，她照出的是男性角色活生生、赤裸裸的真人格、真性情。
生意场上有“买空卖空”之说，这是一种“空手道”，谙熟此道并“玩”得熟练的人，往往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刘邦将这一原理用于择偶娶妻，因而娶得吕雉。刘邦的“空言万钱得娇妻”，尤其是他当众撒谎时“脸不变色心不跳”，依然“谈笑风生”的那副镇定自若的神态，诚然带着泼皮无赖的“厚黑”性质，却也不乏流氓政治家的老练成熟。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刘邦本色”，乃是他日后成就“帝业”的重要心理基础。刘邦远望秦始皇仪仗而不胜钦羡，实际上内心早已隐伏着必欲取而代之的勃勃野心。野心和雄心常常是很难区别的，它是一种原始驱动力，简称“原动力”，舍此则不能披荆斩棘、赴汤蹈火以成就大业。“大丈夫当如此矣”！不管是刘邦当时原话，还是后来他当上汉高祖后史学家的“补笔”，都说明刘邦绝非凡庸之辈，等闲之辈。不过我更相信这是他当时的原话，因为这更符合刘邦的性格，更符合刘邦将来的所作所为与发展趋势。
至于吕雉在田问教子的那段话，拿除草打比方，教育孩子们要像狠除杂草一样除掉“异己”，还有“恻隐非男子，无毒不丈夫”云云，倒确有点像是后人“追加”的补笔。吕雉毕竟初为人妇，初为人母，在丈夫的“业绩”未露端倪之前，是很难有较大的政治抱负的，因而也就很难以如此政治化的权谋之术去“教育”幼儿稚子。
大凡成为帝王的人，尤其是从一介平民而最终夺得天下的人，比之世袭的皇帝往往更具有性格的多面性，性格中也总能找到一些比之世袭皇帝较为可爱的成份。这是因为打天下、定江山是一椿十分艰苦卓绝的斗争，参与其间的风云人物，优胜劣汰，大浪淘沙，弱肉强食，胜者渺渺。其成功者若不具备一定的优势，包括性格的优势，是很难众望所归，克敌制胜的。此外，就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具体的人而论，他在初出茅庐的起事之始，或打江山的创业阶段，其性格的优秀一面（比如宽厚、仁慈、勇敢、坚强、善于团结、重视人才等等）总是会尽可能充分展示与发挥出来；其性格的恶劣一面（比如刚愎自用、残忍冷酷、过河拆桥、奢侈纵欲等）总是会收敛一些，韬晦一些。用上述的观点来看刘邦，看举旗起事之前的刘邦，就容易理解他敢于释放五百民夫、不惜自己孤身亡命的善良之举、仗义之举。当然，此举也包含着他性格中的宽厚一面，这也是毋庸讳言的。总之，出自心底的对受苦民夫的同情、对秦王暴政的反感，再加上笼络人心的功利的考虑，这一切构成他甘冒杀头之险的“叛逆”行动的心理基础。
“芒砀艳遇”这则刘邦避秦王追捕而逃匿山中又遇美女搭救的故事，可以说是纯粹虚构的小说家言。英雄美人的套路，世代情仇的演绎，情欲交欢的描述，甚至“戏不够，神来凑”，等等，作者姑妄言之，读者亦不妨姑妄读之。好在是“大话”，大而化之，闲情逸趣，一笑而已，倒不必太认真地斥其“失真”。
只是有一点似乎古今皆然，即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或一批）助他一臂之力的可爱的女人。按正史记载，这个女人应该是吕雉，尽管她后来篡汉乱政，造成历史上著名的“诸吕之乱”；然而在刘邦起事的早期，甚至创业的全过程中，她是起到过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至于突然钻出个袁姣，显然是史无可稽的涉艳之笔，姑且看作是为将来的风流天子作些铺垫作用的信手闲笔吧。
围绕着“龙种”之说，再加一妻一妾两个女人争相邀宠，却又毫无醋意地对刘邦关爱有加的情节。这一切，都颇为符合帝王的“雏型”。刘邦此时的自我感觉十分良好，似乎自己真是“龙种”，似乎是在进行一场登基前的演习。虽然人物（袁姣）是虚构的，但刘邦的心态却是真实的。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是，女人只是一种附属，是没有地位的“贱人”，于是只能“知趣”地讨好男人、依附男人、取悦男人。这种性别歧视由来已久，而皇权则将它推向极致，所以有三宫六院、嫔妃如云，甚至“三千粉黛”之说。建立在王者荒淫无度基础上的皇帝的“性权利”，与他的其他权利（比如封官委爵权、杀人灭族权、聚敛财产权以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土地占有权等等）是互为补充的，并以这些权利体现皇帝陛下的至高无上与法力无边。这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封建国粹，沿袭几千年直至清王朝覆灭为止。
而体现男人“性权利”的主要特征，则是男人的驾驭权与女人的驯服“权”。不过后者的“权”字只是“无条件服从之义务”的同义语而已。
将来注定要作大汉朝开国皇帝的刘邦自不必说，即便还是泗水亭长或草莽英雄的刘邦，已将其役使女人的“性权利”演习得驾轻就熟，而且由此而得意忘形，疑为上苍降福，以致“越来越相信自己是个龙种”。
反过来说，只有“龙种”之类的“至尊”才能享有包括“性权利”在内的无限占有权。权力（权利）的无限膨胀导致权力（权利）的无序腐败与无穷纷争，这便是封建社会数千年浴血争斗，“你方唱罢我登台”、“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基本动因。
由“斩蛇”而推衍为“赤帝杀白帝”，并且作为新天子即将横空出世的征兆，虽说有些荒唐无稽却也还有点意味深长。作为刘邦“登基”之前的一种舆论准备，它确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时人的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天意”是绝对不可违拗的，“天子”则是天意所定的天之骄子，因而也是至高无上的。神话造就了刘邦，刘邦靠神话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发展和壮大了他最初的队伍。
最初相信这种神话而响应他的人，你说他们是愚昧也好，是盲从也好，似乎都无不可；但是有一点事实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这批人都是穷人，都是秦皇暴政下生不如死、忍无可忍的穷人。穷人要翻身，这是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古今皆然。刘邦的起事，和与此同时规模更大、更具穷人造反性质的陈胜起义，都算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这是无疑的。由此而知顺流而动叫做“革命”，逆流而动谓之“反动”，此理亦古今皆然也。
刘邦在攻克沛县之前致父老兄弟那封信，不失时机地利用了“天下苦秦久矣”的人心向背，为改朝换代准备了最初的舆论攻势。攻城必先攻心，攻心必先知心，老百姓的心，穷苦人的心，无不深恶暴秦而必欲天下共讨之，此谓之“时势”。所以历史的波澜起伏，王朝的成败交替中，时势造英雄是占着主导地位的。所谓“英雄造时势”之说，只不过是指其中的领袖人物顺应了时势，又以其号召力推动了时势而已。通常所说的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即指人民群众是左右时势推动时势的主人，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
古老中国的让贤之风，历史悠久，上溯自尧舜夏禹，伯夷叔齐，可谓君子之风，圣人之德。萧何堪称此等风范的传人，只不过所让远非帝位，仅一小小县令而已。就此个案而言，有如说是萧何谦虚，还不如说是萧何世故。知刘邦者萧何也。他了解刘邦的为人，深谙刘邦的帝王欲念、霸业野心，你说他是心悦诚服也可以，你说他是故作姿态也可以，你说他是老谋深算也可以，你说他是韬晦藏锋也可以。总之萧何的动机是可以作多种分析的，然而其效果却十分良好。今后为刘邦执牛耳屡创勋绩便可为佐证。由此可知萧何确是个罕见的人才，中国成语中永久性地增加了一条“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虽然主要指他初荐韩信后诛韩信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之举，然已足见萧何的政治“腕力”非同小可。他辅佐刘邦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口碑一致的著名贤相，最后得以善终，亦足见他的老谋深算与应变裕如。若从萧何政治生涯的“善终”，再回过头来看他“谦让县令”的最初之举，实可谓“善始”也。他得到刘邦信任是一以贯之的。萧何堪称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中善用权谋智慧的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