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微雨中的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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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 话说刘邦(3)

项伯的“泄露机密”虽然其动机有别于曹无伤,然而在效果上,尤其是放在总体战略的全局上来看,他实际上充当了一次破坏性不亚于曹无伤的奸细。但是人们往往恨曹无伤而不恨项伯,或仅仅怨项伯方式不对,效果不好,对其人品并无大恨。何故?看来得进行一番比较分析。第一,他不是为了出卖项羽,更不是为了高官厚禄一己私利,而是为了救朋友(张良),为了报答朋友当年的救命之恩;第二,他只是告诉张良本人,战祸将起,刘项两家交兵将危及你本人,请你连夜速离此地。而且叮嘱其勿告沛公,“军机大事,未可泄露”。第三,他听信刘邦“刘项二家,亲如兄弟”的巧言,答应到项羽面前解释。

看来他是受了蒙蔽,中了圈套,说他是政治上的糊涂虫可以,说他是卖主求荣的叛徒则无根据。第四,他“正大光明”地告诉项羽,为救故友张良,他刚才去了霸上;而且直截了当为刘邦开脱:奉劝项羽勿开“不义之战”,以免使诸侯失望云云,甚至他觉得自己是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因而说得振振有词。看来他是个“一面派”,不是阳奉阴违的小人,也不是两面三刀的叛徒。

尽管如此,项伯其人的行为,从后果上讲却是十分严重而不可原宥的;甚至可以说,数年后项羽的最终失败,全军覆灭血溅垓下,有相当重大的责任应由项伯来承担。这是因为:

其一,此时正是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是“历史的紧要关头”。

楚强汉弱,刘邦以韬晦之策隐伏着野心,伪装拥戴项羽为王,待日后羽翼丰满时再一举图之。项羽以四十万之众可轻易消灭刘邦的十万人马。然因项伯之故,不仅泄露了机密,而且听信刘邦巧言劝阻了项羽发兵,贻误了最有利的战机,失掉了“灭刘”的机遇。

其二,项伯为救朋友而不顾自己营垒的利益,看来颇讲“义气”,但却是因小义而失大义,因小我而坏大局,此等“哥们义气”是极其有害的,毫不足取的。

其三,项伯政治上十分糊涂,他以为把“军机大事”泄露给张良就此为止了,却想不到张良对主子无限忠诚,刘邦顷刻得知这一重大机密。项伯又反过来为刘邦说项,阻止了项羽发兵。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如此糊涂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综上所述,项伯在楚汉相争中扮演了一个很滑稽、很糊涂也很尴尬的角色。实质上,他是一位“颇具侠义心肠”的撇,“很讲哥们义气”的奸细,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形象。正惟其如此,对这一典型形象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糊涂项伯说服了糊涂项羽,糊涂项羽作出了糊涂决策,于是,真正清醒的亚父范增便成为悲剧人物了。当范增的据理力争被否定之后,极为有利的战机就被彻底贻误了;于是,楚亡汉兴,便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最大的悲剧人物,也就轮到项羽本人了。范增一再施计除刘,可谓对项羽忠心耿耿。两家交兵各事其主,范增无疑是“事主”的良臣。良臣若遇明主,则大事成也,则邦国兴也。范增过于自信,自比“猎手”,未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猎手也无计可施也。其能怪良臣乎?范增之心,苍天可鉴,只怪他错投了糊涂主子;看来“择木而栖”,事关重大,不能不令后之“良禽”深长思之!鸿门宴本是范增见项羽出兵不成而设下的圈套,是诛杀刘邦以定天下的极好时机,是一次易如反掌的瓮中捉鳖。所以刘邦深知自己的处境:不去吧,必然招来问罪之师,遭致灭顶之灾;去吧,无疑是自入虎口,极难生还。他之所以铤而走险,是想利用项羽的麻痹与骄狂,装孙子,装可怜相,或可躲过一死,侥幸保住自己和为数十万的刘氏兵团。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力斗”无异予以卵击石,“智斗”或许能虎口余生。由此看待他的五体投地、当众向项羽下跪,便会不感意外了。从心理分析来讲,刘邦装孙子就装到底,你要捉鳖,我此刻就真的是龟鳖呀,你看我这副龟孙子相,你大王不是伸手可捉唾手可得么?杀鸡还焉敢动用你大王的牛刀么?今天捉、明天捉,今天杀、明天杀还不都一样么?所以,刘邦此时越窝囊效果越好;项羽越是小看他,他越是暗自高兴,此时“保命”乃是刘邦的第一要义啊。而项羽恰恰相反。这位自大狂最想看到的就是这一幕:你(刘邦)俯首称臣,你下跪示弱,你尊我为王,你乖乖听命,你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项羽要的就是这么一种心理上的极大的满足。至于是真是假从不详察,也根本用不着详察。这是所有骄矜者的共同弱点。所以刘邦在鸿门宴的佯弱实强,假“败”真胜,除了计谋方面的胜利之外,应当说还有一种心理攻势的胜利。刘邦和他的谋士张良,堪称古代最优秀的心理学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其知者,不仅指对方的兵力、阵容、战略、战术,还应包括对方的心理在内,所谓“攻心”是也。

中国的成语库中,有一条尽人皆知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直作为暗藏杀机、“声东击西”的故事流传千古,确实耐人寻味。

人们可不要忘了它的导演者是亚父范增,这位项羽阵营中首屈一指的清醒者、睿智者、忠诚者。然而,由于项羽的骄矜麻痹与项伯的荒诞昏庸,范增的计谋便无从施展,只好憾恨苍天了。在鸿门宴中,其实这三位都是悲剧人物,只不过项伯是愚蠢的悲剧人物,项羽是糊涂的悲剧人物,范增是清醒的悲剧人物而已。

《鸿门宴》不仅堪称中国历史(政治舞台)上的一部“杰作”,也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一篇佳作。从(刘、张)赴宴——(沛公)下跪——(项羽)问罪——(沛公)巧辩——(席间)赌酒——(项庄)舞剑——(项伯)对舞一(樊哙)护主——(刘邦)脱逃——(张良)献礼一(范增)断玉——(刘邦)杀曹,情节曲折,高潮迭起,人物个性鲜明,个个“表演”充分,读来惊心动魄,脍炙人口,余味无穷。其中的内涵十分丰富,后世史家多有评述。实际上,“鸿门宴”已成为历朝历代人们时常引用的一个专用名词,成为传之千古的著名“品牌”。这不仅因为它是楚汉相争的历史转折点,还因为它以其蕴含的丰富内涵,告诉我们什么叫铤而走险,什么叫虚与周旋,什么叫以柔克刚,什么叫以弱胜强,什么叫韬晦藏锋,什么叫巧舌如簧,什么叫卑躬屈膝,什么叫委曲求全,什么叫忠心可鉴,什么叫肝胆相照,什么叫麻痹轻敌,什么叫骄兵必败,什么叫昏庸误国,什么叫优柔寡断,什么叫坐失良机,什么叫走为上策,什么叫放虎归山,什么叫养痈为患……总之,它给予我们的启示,实在是太丰富太全面了,几乎是古老中国整个权谋政治与纷纭世事的戏剧性的缩影。

杀子婴,诛怀王,咸阳屠城,火烧阿房宫……项羽依然按照他的性格逻辑与人生轨迹往前走着,而且越走越远——离正义越远,离人性越远,离理智越远,实际也就离他所追求的目标:统诸侯而树霸业,得天下而当皇帝,越来越远;反之,离他的末路却越来越近了。唐人《阿房宫赋》结句所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所指虽是秦亡之殷鉴,然广义而言,岂非包含着一切历史教训的殷鉴在内么?项羽嗜杀成性,丧尽人心,因而走向末路;只可惜项羽之后的历代暴君,各式各样的杀人魔王,并未从中引以为鉴,仍沿着屠夫的路子走下去,故最终为人民所弃,为人民所“屠”,也走向自己的末日。

这不也是很值得后人为之哀叹的么?张良棋高一着,主要表现在他的深谋远虑。火烧栈道,以绝项王疑心,给刘邦以养精蓄锐的机会;招募帅才(韩信),为刘邦统帅三军,以图大业。这两项都着眼于建设,着眼于未来,为一般目光短浅者所不解。张良的眼光与智谋,自是常人难以企及。所以有人说,刘邦得张良,便得了江山一半,此言不虚也。可见优秀的谋臣,于主子之重要。这不是很值得后来者引以为经验么?中国稍有文化的男人,不知有几万几亿之众,如果算上历朝历代,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对于“大丈夫能伸能屈”这句名言,对于这句名言背后“韩信甘忍胯下之辱”的故事,可以说没有谁不耳熟能详,了如指掌。尤其是对于暂时失利失势、受辱受欺或寄人篱下的男人,这故事便成了一种“精神胜利法”:别看我正在钻别人裤裆呢,这是委曲求全好汉不吃眼前亏呢,你可别讪笑咱呢,谁管保我日后不能大展鸿图,成为韩信那样统领千军的帅才呢?,一尽管“日后成才”者微乎其微,仅就“钻裤裆”的当时而言,这位未来的“大丈夫”毕竟找到了振振有词的借口,死要面子的托辞。于是在中国男人的词典上,这个故事便成为颇能解嘲又颇能自慰的经典。它的文化内涵与哲学意蕴,自非三言两语所能完全表述清楚的。

问题在于,这“能伸能屈”故事的“原创”主角。眼下正在当着众人面“屈”身“屈”腿钻王二裤裆的韩信先生,在不久之后果然拜了将、挂了帅、领了兵,也就是彻头彻尾地“伸”了——“伸”其夙愿,“伸”其壮志,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大事业;只是因其后来“伸”得太过分,本事太大功高震主,才又被主子诛杀,“伸”脖受戮,最后“伸”直了躺成一具无头尸。看来,所谓的“伸”也是有限度的,是应该悠着点儿,把握好分寸的。当然,韩信最后虽然死得冤枉死得惨烈,他毕竟当过三军统帅,打败过项羽,干过一番叱咤风云的大事。

假使他当年不肯钻裤裆而与王二硬拼、被一伙流氓所杀,或者干脆一刀将脑袋割下而被官府判了死罪,那历史上就没有后来有声有色的韩信故事了。所以当初的忍与不忍,结果还是大不相同。即便终将一死,其一生的价值也千差万别,“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太史公司马迁不是讲得明明白白么?

“萧何月下追韩信”,是历史上的著名典故之一。虽然萧丞相此刻带有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但爱才惜才,求贤若渴却是毫不虚假的。

现时的干部提拔任用制度,要比古时复杂得多,至少要有组织考察、群众投票、张榜公示、领导复议等多种程序;尤其像韩信这样的无名小官,又有钻裤裆的“丑名”,酗酒、逃跑的“劣迹”,且来自项羽帐下,刚刚“跳槽”不久,要越级提拔,委以重任,担任大将(兵团级),实在是难上加难。此谓之“破格”,或叫做“不拘一格降人才”。萧何与张良的鼎力举荐,诚然重要;但要刘邦点头认可,亦非一件易事。

刘邦对于韩信“弱点”的分析,是相当宽容、相当“通达”的,甚至很有点现代意识,令人似信似疑。其实如何用人,其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人才的缺点、弱点。“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话好说,行则难也。

被用者的优点是明摆着的,弱点却引人注目,而且容易引起非议。这就要看领导者的眼光、识鉴了。刘邦最终能与萧何、张良达成共识,重用韩信,不能不说是汉室之幸,也不能不说是刘邦作为“明主”识才的又一显例。当今的“人才学”研究者,是应当好好咀嚼这一段轶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