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此事“复杂化”的并非别人，而是C本人。尽管排长和战友们一再地为他下“包袱”，他的“包袱”却越来越重。他顾及“面子”，老是担心别人会将此事传为“作风问题”“男女问题”，而此类“问题”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既是禁区又是丑闻，是人人嗤之以鼻并被看得很严重的“问题”。他想象着这一“问题”将如何影响他的威信，他的形象，他的前途，就像滚雪球般地，越想越多，越想越严重，以至深深地自责、自悔，钻进牛角尖而不能自拔。他自此沉默不语，羞于见人，长期称病请假，最后发展到精神抑郁，神思恍惚，以致精神失常。经多方医治效果不佳，显然已不适宜留在部队，只好让他转业到地方，安排在县城一家经费较充足的事业单位继续治病。谁知他的“症结”愈益严重，终于有一天，他陷入“性罪错”的精神谵妄之中，竟用剪刀猛刺自己的“男根”，鲜血淋漓地从二楼跳下，摔成重伤。
经紧急救治后虽然保住一条命，但已成为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残疾，只能在家人的监护下度此残生。C的遭遇，令人们深为同情也深为惋惜。
C同学拥有健壮的身体、“红色”的出身与可观的前途，在当时可谓“强者”。然而实际上他却是一位经受不住误会，很在乎“别人对我怎么看”的心理的弱者，精神的弱者，性格的弱者。分析事件的全过程，他显然存在着严重的心理障碍，与乐观、开朗、坚毅、成熟的健全人格相去甚远。事情虽然发生在部队，但当时他离开学校参军的时间很短，因而追本溯源，不能不从他自幼生长的环境中，从他在学校连续十二年受教育的过程中，来寻找其心理疾患的“病源”。C自幼在农村和后来在学校所接受的封闭式教育，影响他的是根深蒂固的“男女大防”、“男女授受不亲”之类的封建意识；在那个阶级斗争“左”的年代，“校禁”森严，甚至将男女同学的正常接触与交往视为违规违纪，轻则遭到非议，重则受到批评处分。回顾我们毕业前夕的那场以“兴无灭资”为旗号的“校风整顿”，甚至将谈恋爱也当作资产阶级作风加以严厉整治，有的同学甚至因此而被勒令退学，失去了分配工作的机会。处于那个年代正值青春发育期的青年学生，既缺乏必要的青春期知识，又缺乏正常的异性交往，所遭遇的心灵扭曲与心理错位，是当今开放时代的年轻朋友们所难以理解也难以置信的。C同学的悲剧，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固有的烙印；这诚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伦理观念有关，同时也与C本人的心理素质，与他性格的狭隘与脆弱、过于爱“面子”有关，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当成了天大的问题，把本来可以解释的小事变成有口难言的“罪愆”；加上他特定年代作为“强者”的过分的优越感，对“顺利”和“完美”的过分追求，对前途和仕途的过高的期望，一旦碰上猝不及防的突发事件便感到“落差”太大，难以承受而导致精神崩溃，以致酿成小事变“大”、悔恨自残的终身悲剧。C的奇特的心理痼疾，也许要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去寻求答案；而像C这样强在外表弱在内心的精神类型，在当今的学校中仍会以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存在，且不乏其人，这就值得教育工作者、为人父母者和圆哩学家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研究、防范。
三、大学生“伤熊事件”几乎就在笔者写这篇文章的同时，全国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发生在北京动物园的“伤熊事件”。今年1月和2月，有人先后两次把掺有火碱、硫酸的饮料倒在动物园饲养的狗熊身上和嘴里，造成三只黑熊、一只马来熊和一只棕熊受到不同程度的严重伤害。迄止3月初，“被残害的五只熊目前有两只仍处于危险之中，呼吸困难，无法进食，口吐白沫，双眼紧闭非常痛苦……齿龈出血，上颚肿胀，舌面大面积坏死……背部坏死，毛发脱落……”（据《羊城晚报》2002年3月8日）。
如此残忍的违法之举，不是出自街头流氓，也不是出自市井文盲，更不是出自无知顽童，而是出自一位被我们视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之手！出自中国最高学府之一清华大学电机系四年级、即将毕业并已通过研究生考试的“高材生”之手！这就不能不令人在愤恨之余又感到分外震惊了。这位21岁的大学生名唤刘海洋，一霎时臭名远扬。他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成了全国大中小学校用以教育学生的反面教员。
更为奇特的是，这位高学历、高智商的大学生的伤熊动机，居然是“为了验证‘笨狗熊’的说法能否成立”！其残忍和“幼稚”，其“聪明”和愚昧，其“高智商”和低劣的恶作剧所混杂而成的心理变态，实在是令人感到荒唐至极而又不可思议，甚至啼笑皆非。
报端披露他生长在一个刚满三个月就父母离异的破碎的家庭，母亲为了供养他上学，一直没有再婚，收入很低，含辛茹苦，对他寄予很大的希望；而他却在读完名牌大学即将报效社会也回报母亲的前夕，竟然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蠢事，前程尽毁而为千夫所指。站在“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角度，人们又不能不对这位母亲深表同情，对刘海洋这个不肖之子既感到愤慨，又深为惋惜和遗憾！我们再看看报上的标题：《大学生伤熊，教育有缺陷》、《精神健康的危险信号》、《心理教育刻不容缓》、《畸型变态心理要及早矫正》，这些标题和文章内容所传导给我们的信息，已足够使我们反思和警醒。
报上还有一篇记者采访当事人的文章《刘海洋：我非常后悔》——这后悔也许是真诚的，然而作为具备行为能力的大学生，其违法行为已经发生，事实已无法改变，后悔可谓晚矣！为什么不能在违法行为发生之前就预先“发现”自己的心理缺陷或认知偏差而防患于未然呢？还有篇文章是记者访谈《同学：他品学兼优》：“给同学们印象最深的是刘海洋学习刻苦，刘海洋每天看书都看到很晚。他对数学特别感兴趣，曾经在全国性的数学竞赛中拿过奖。他是班上的前十名，年年都拿奖学金。”——又是一个学习尖子！又是一个“品学兼优”！“现在发生这种事情真令人吃惊。他把自己毁了，真不值得！”刘海洋同班同学的惋惜和慨叹，实在是发自肺腑。
“伤熊事件”震动了正在召开的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成为会中的热门话题之一；震动了法律界，展开了“刘海洋犯了什么罪？”的讨论；震动了国际动物保护基金会，呼吁“立法保护动物”；震动了教育界，唤醒了整个教育界关于重视“素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一致呼吁。就此事讲得较“透”的是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3月3日全国政协会开幕之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从教育角度就四个方面反思刘海洋伤熊事件：一是心理教育，二是环境教育，三是人文精神教育，四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合力”教育。他指出：“现在教育侧重知识的传授，对学生而言，知识也应该包括心理健康。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该重视心理健康，以增加对复杂影响的抵抗力。”他呼吁学校应当提供宽松的环境以加强学生间的交流，“在创造学校和宿舍的文化氛围中，还需要改进”。“我们教育的目标应该把他律变为自律”，他还指出，刘海洋伤熊不是简单的个案，这样的学生还有一部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袁部长希望通过此事把素质教育向前推进，使我们的学生真正成为身心健康的人。这些看法，无疑都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真知灼见。
四、留美博士。因何杀人提到高学历、高智商者因心理疾患而酿成的恶性事件，我不能不联想到当年震惊中外的那一椿更为血腥残忍的“卢刚杀人事件”。
卢刚是出身于工人家庭的北京人，18岁考人北京大学物理系，21岁通过李政道主持的中美物理学交流计划考试，以两科197分的高分突破美国衣阿华大学的纪录，遂于22岁毕业那年以交换学生身份公费赴美，在衣阿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一代学子中成为人人钦羡的幸运儿与佼佼者。卢刚的研究重点叫太空等离子理论，属现代物理学的尖端领域。由于这一领域的高度复杂性和狭窄性，目前全世界仅约三百名科学家有能力涉足其中。卢刚经过六年苦读，至1991年5月（28岁）终于取得博士学位。但随即而来的是找工作的压力，由于经济萧条，财政压缩，美国许多科研机构纷纷裁员，使该专业本来狭窄的就业前景变得更加黯淡。紧接着他在办理学生签证延期手续、合法工作证明等琐事方面接连碰壁，一直在学校环境中长大，经历单纯不善处理人际关系的他，与周围发生一连串的冲撞，遂对生活产生悲观厌倦情绪，他甚至怀疑起在美国的合法身份来，感到一种无形的“生存危机”的压力与威胁，日益变得神情呆滞，沉默寡言。正在这时，为应对物理系参加学校评奖，他将一份凝聚他全部心血的论文修改稿交到系主任尼柯森手上时，不幸已经“晚了”；原来，在三天之前，系主任已经作出决定，把卢刚的另一竞争对手山林华定为参加学校评奖的候选人，而对卢刚的答复则是论文上交时已超过规定的截止日期。卢刚不服为此事申诉，又在申诉过程中与副校长、系主任、导师等连连发生磨擦。
他感到绝望，在极度的烦躁不安中遂起杀人之意。他在给大洋彼岸亲人的绝笔信中写道：“我对我攻读了十年之久（4年本科，6年研究生、博士生）的物理已经失去了兴趣，可说是越来越觉得走进了死胡同……至少我要找几个垫背的人给我陪葬……”他在极度偏狭疯狂的仇恨心理支配之下，用左轮手枪枪杀了包括副校长、系主任和导师、竞争对手在内的所有当事者总共6人（其中5死一伤，伤者颈部以下高位截瘫），而后卢刚饮弹自杀。在这一血腥事件中，连凶手带受害者，中美两国天体物理学界瞬间失去5名高级研究人才。
美国一家报纸为此发表评论《神童与法西斯》：“心理不健全的天才是最危险的，卢刚就是这样的天才。卢刚智慧超群，学问一流，但却心胸狭窄，并且容易走向极端。而这种变态的思维方法，最终将酿成震惊世界的惨剧。”这段话或许能说明卢刚事件的某些实质。
令人震惊的是，类似事件并未就此绝迹。我刚刚读到《环球时报》的一篇报道《华裔科学家杀了女上司》，内容与卢刚事件极为相似。就在不到一个月前的今年二月底，在“高科技城”的美国硅谷，颇有成就的中国留美博士后黄谷阳枪杀了他的上司霍兹马耶尔后饮弹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