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题目是“借”来的。它“借”自美国作家海明威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的书名，只是有一字之易，将“丧钟”改作“警钟”。笔者是想通过几个亲历亲闻或见诸报端的个案，就学校素质教育中有关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进行探讨。笔者认为这一课题，目前在教育战线已相当突出，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之计；而某些悲剧性的个案，则犹如警钟鸣响，足以警醒世人。以我个人有限的生活经历和有限的认知水平，所闻所见，铮铮鸣响的警钟自解放初期伊始，已穿越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长廊，时缓时急、或轻或重地回荡在（或震动着）人们的耳鼓。是听而不闻、漠然视之，还是刻不容缓、闻“声”而“动”？是一时“权宜”、临渴掘井，还是着眼长远、常抓不懈？似乎已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都难以回避而亟欲探讨和亟待解决的课题。
在长鸣的警钟声中，但愿我们都不是充耳不闻、麻木不仁的聋人……一、夭折的“含羞草”一九五六年夏季我小学毕业，被免试保送进入县城中学。当时是男女分班，邻班有位女同学W特别出众，她不仅有着高挑的个头、姣好的面容，而且眉宇间透着聪慧的灵气，尤其是那一对水灵灵的大眼睛和那一头修剪入时的秀发，更是引人注目。她性格内敛，于含蓄中略带羞涩，与男同学擦肩而过时，顶多只是轻轻点头或微微一笑，偶有三两旬简短的对话，便不好意思地满面绯红。调皮的男生便背地里给她取了个绰号叫“含羞草”。也是保送生，各科成绩名列前茅。由于品学兼优，很受老师赏识，是被挂在口头上时常表扬的对象，接连担任了三年班长。我当时是男生班的学习委员，十四、五岁年纪，虽不像现时中学生的早熟早恋而倾慕女性，然也不乏爱美之心，对这位端庄漂亮的女同学，碰面时免不了多看上两眼，或多搭上几句话。
三年初中生活瞬息而过。五九年夏季，我们都面临毕业升学考试，重新选校就学。那一年是全省统招，可供挑选的学校有一二十所，学校流行的顺13溜是：“优等生，选进高中班；中等生，乖乖进中专；差等生，打起背包去支边。”支边的含义不是后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是被“发配”到省内条件差的边远地区去读二、三流中专。而上高中则意味着将来是读大学的料子。成绩优异而又一心想读大学的W。再次成为老师和同学瞩目的“头号种子选手”、“骄傲的公主”。那段时间她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目光里透出格外的自信，脸上总是泛着惬意的红光。
而W接到的录取通知则不仅令她本人，而且令所有老师同学大出所料，惊诧不已。她以一流成绩的优势，“考”上的却是“打起背包去支边”的三流中专。也就是说，品学兼优的W显然是由于某种原因而被降格录取了。
何种原因呢？政审！政审，即关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的所谓政治审查。这在当时是取决考生命运的讳莫如深的重要关卡。W的生父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生母带她改嫁，继父也有“历史问题”。她一九五六年升初中时，当时的阶级斗争之“弦”还绷得不那么紧，对小学毕业生的家庭背景未作详查，因而她还能得以保送入学。初中阶段，经历了五七年反右、五八年大跃进、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右倾，这样连续三年“左”的升温，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早已十分严峻了，“港台关系”成了“卡”断学生升学之路的“严重问题”，只是鉴于W一贯品学兼优，才网开一面，“赏”给她一个三流中专以体现“重在表现”。
组织上已算“开恩”了，可毫无思想准备而又心高气傲对升学期望值过高的W，接到通知书犹如五雷轰顶，遭到致命的一击。幼稚单纯而又无辜的她，说什么也想不通！她不仅要被迫接受这“降格”录取的严峻现实，还要从此承受“生父在台湾”的政治压力；她不能再当班干部，还得“低人一等”，以赎罪式的沉重步履踱向前途渺茫的人生旅程。这一切，对于一位在表扬声中长大的年仅十五岁的花季少女，未免过于沉重，而且很有点残酷。
整个暑假她闭门不出，成天哭泣。女同学们去看她，只见她目光呆滞，两眼红肿，沉默不语…后来，经父母和同学们好歹劝说，她还是无奈地去了那所遥远边地的中专上学。
事隔一年，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W在学校疯了，已被退学回家。
有人还在街上碰见她母亲带着面容憔悴的她去医院看病。事实是，她进校后包袱沉重，郁郁寡欢，不久就患了抑郁症，记忆力大为衰退，不能坚持正常学习。学校随即令其退学，她的病情很快发展为精神分裂。回到街道居委会，母亲先是在家里把她锁了一段时间，等到“放”出来，人已变了个样，眼窝深陷，骨瘦如柴，披头散发，衣衫褴褛，早已成了一个又疯又傻的废人……不久她母亲和继父相继去世。她孤苦一人，流落街头，混迹于乞儿之中，白天沿街讨食，晚上露宿道旁。
我曾亲见她穿着一身脏兮兮的烂衣服，冬天赤着脚在大街上徜徉，俨然白毛女，酷似祥林嫂，使我倒抽一口冷气。好心的女同学们曾经带她到家中，让她洗澡、换衣服，给她吃的。我和一些同学也曾几次给她零钱，几角几元不等（当时我在县城教书，月工资仅32元）。遗憾的是她已失去任何羞涩感，见人就讨要；特别奇怪的是她还能唱中学时唱过的一些歌曲，不过曲调已变得哀婉凄凉，歌词也含混不清；她潜意识中甚至还记得起一些同学的名字。有一次我独自在饭馆吃饭，刚要了饭菜，身后突然伸来一只脏手，我惊得回头一看，是她那张失神的漆黑的脸，她可怜巴巴地说道：“徐康，我饿……”当她直呼我名字时，我心里一惊，那份痛苦、怜悯、感伤、悲哀相交织的情绪直冲脑门。我连忙将衣兜里的余钱都掏给了她，并让她坐下，吃我刚才叫的饭菜，我则在众人的好奇与注目之下狼狈逃窜。回到家里，我伤心落泪，为这位当年如花似玉的女同学的惨状，也为刚才怵目惊心的一幕……再后来，她的命运更加悲惨，在“文革”初期的混乱中，她多次被街头流氓侮辱奸污，流产数次，还生下一个孩子，不过很快就天亡。终于有一天，她永远地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中。她死了，被几个好心的乞丐用草席裹了埋葬在荒郊……
当年漂亮出众、婷婷玉立的花季少女，当年聪明伶俐、品学兼优的纯情姑娘，就此香消玉殒，悲惨地离开了人间。
多少当时的相识者曾为她掬过一捧同情之泪。我承认我是一个感情脆弱的人，说实话事隔几十年之后，就在我写下她这段悲惨命运的此刻，仍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那清纯脱俗的音容笑貌与蓬头垢面的疯人形象，那喃喃自语的傻态与似哭非唱的歌声，意识流般反复在我脑海里交错出现，久久地挥之不去……
谁之罪？我们可以说，是那个可诅咒的极左的年代，还有万恶的“血统论”，葬送了她的一切，摧折了美丽而稚弱的“含羞草”。
然而，事隔数十年之后，当我重新回顾和审视W这一事件，在为老同学悲痛伤悼、哀其不幸之余，却有一串悖论式的问题回荡在耳畔：
极左的年代，万恶的“血统论”诚然值得诅咒；然而，那毕竟是当时整个社会的大气候，是摧残人才的“共性”；除此之外，其问是否还有更具特殊性也更带个性色彩的深层次的问题值得探索？是否还有关涉当事人心理素质（比如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和性格缺陷（比如受得起表扬受不得委屈，能适应顺境顶不住逆境）等方面的教训值得记取？这一切事关心理素质的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难以解释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普遍与个案的种种悖论。“性格即命运”，我相信此说；而W性格的形成，也即对于这一株柔弱而不堪风雨的“含羞草”的资质的育成，其家庭、社会和学校，从中所应引出的教训也应当说是深刻的并且是具有现实和普遍意义的。
“崎崎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假如在W“温室花草”式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学校、家庭和社会能够多给她注入一些韧性的基因，一些应变的抗体，一些坚强如大树而非柔弱似小草的素质，而她本人也懂得退而求其次、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生活哲理，懂得忍耐与“委曲求全”以待“转机”的辩证法，即便是在同样的“左”的高压之下，也许她的心理承受力会是另一个样子，她的命运也将会是另一种结局二、强者？弱者？W作为特殊年代的所谓“黑五类”子女，显然是一位弱者。她的悲剧是特殊年代一位弱者的悲剧。
然而，无独有偶。我的另一位同学C，身材高大的堂堂男子汉，根红苗正的“红五类”，在阶级斗争年代占尽“优势”得天独厚的“强者”，却因一起突发的小事，而导致同样的精神失常，成为终身的废人，其结局竟与W大同小异，真是“殊途同归”而又令人匪夷所思。
就在与W同时初中毕业的五九年夏季，我考入一所师范学校。C就是我就读这所中师时的同班同学。
一九六二年师范毕业前夕，正碰上三年自然灾害刚刚结束，国家实行“调整、巩固”政策，各行各业都在压缩编制精简人员，于是应届师范毕业生的工作分配成了“问题”。学校按上级划定的比例，压缩相当的分配指标。形势严峻，学校进行了一次大整顿，按照“左”的标准将毕业生分类排队。少数某方面差一点的同学被分配到民办学校，等于失去了“铁饭碗”；还有少数同学或因家庭出身不好，或因本人爱讲怪话，或因生活上的小毛病而被视为政治不合格，被令其退学不予分配。更有甚者，竟以“中师生不许讲恋爱”为由，将平时在学校“早恋”甚至仅有恋爱倾向的同学也列人整肃对象，其中的少部分同学也不予分配，回原籍自谋职业。
当同学们惶惶不可终日为自己命运担忧的时候，学校却传来“福音”，当然，这只是对于少数几位幸运儿才有实际意义的福音——部队到毕业班招收“学生兵”，并许诺今后从部队复员或转业就是国家干部，即使来自农村的也可以包分配到国家单位。不过名额极为有限，且政审严格。我们班上有三位男同学成为这样的“幸运儿”，其中一位就是C同学。
C同学出身贫农，是来自农村的同学中成绩最佳者，且体魄健壮，在班上一直担任“劳动委员”（这是当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特定产物）。我和C同学在三年间同住一间寝室，彼此比较了解。他亦属于品学兼优然而性格内向、寡言少语的那一类型。
毕业前夕，学校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c和另几位英武的“学生兵”身着军装，胸佩红花，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的欢快气氛和全校同学钦羡的目光伴送之下，由部队接走。当时正面临毕业分配为“出路”问题而忧心忡忡的同学们，对他们获得的殊荣可说是七分羡慕三分嫉妒。
后来，绝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边远山区、乡村小学。我算是幸运的，是留在县城里教书的两人当中的一个。
事隔不久，就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C在部队出事了！事情的原委，显得有点蹊跷。
C到部队不久，就入了党，并由文书提拔为副排长。有一次，他和排长率领战士们下乡支援秋收，住在一个乡村小学。时值暑假，教师们大都回了家，只有少数几位单身教师仍住在学校。休假教师的寝室便腾给了解放军同志暂住。一天晚上，C睡至半夜起来小解（当时的学校都是公用卫生间），光着上身只穿条裤衩。也许是白天劳动累了，上半夜睡得有些迷糊，也许是乡村教师的宿舍大都修得像一个模式，C小解后回房时，稀里糊涂见一间屋里亮着灯光，门又半掩未关，便误以为是自己的卧室，大大咧咧推门而进；万没料到走错了门，那是一位暑假仍住在学校的年轻女教师的卧室。事有凑巧，这位女教师深夜未睡，穿得很单薄地斜躺在床上看一本小说。不知是看小说入了迷，还是因为周围住着解放军她觉得有安全感而特别放心，竞一时忘了将门闩牢。这时冷不丁闯进一个五大三粗的“半裸”男人，沉浸于小说情节中的女教师在毫无心理戒备的情况下，吓得本能地惊叫起来。这一叫，使同样毫无“戒备”的C如梦初醒，竟一时乱了方寸而不知所措，退也不是迸也不是，想解释又一时嗫嚅难言。女教师的尖叫声惊醒了全排战士，以为发生了“情况”，蜂拥而至。他们被眼前难以置信的一幕惊呆了：只穿着裤衩的副排长，站在又惊又吓满面绯红的女教师面前，始而呆若木鸡，手足无措；继而支支唔唔，一脸窘相；最后狼狈不堪，仓皇逃出……战士们有的面面相觑，莫名惊诧；有的交头接耳，悄声议论……
对这么一件纯属误会的突发事件，部队的“处理”是相当及时、得体的。排长很快找c问清了情况，连夜向女教师作了解释，当然也代表部队，对C的“莽撞”向女教师赔礼道歉；女教师得知原委后，一再表示谅解并请求部队为C同志“下包袱”。排长次日凌晨便集中全排战士讲明真像，还要求大家不准误传。
按理，这件事到此就应该划上句号了。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