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媳妇在长途电话里问我：“你到底在外头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她说：“就等于我没男人啦？”我说：“我也没媳妇呀！”她就骂：“你在外头有！”
真是—塌糊涂。
春节刚过，我在北京有关方面的最高研究机构采访农业上的事儿，为写农业学大寨和陈永贵做准备。那是—部长篇，书名叫《农王》，盖因为耽于杂务迷恋名利场，不可避免地流产了。你看，6月份在北京参加人家对《强国梦》的讨论会，脸上挺严肃，心里实际美滋滋的。接着就和—伙人到庐山去避暑。凉快了没几日，又觉得山林里挺荒寂，就下得山来，不顾赤日炎炎，大伙儿急忙赶到《花城》去凑热闹。从广州深圳出来，又—头扑向海南岛。报告文学热得不能再热，人更热得昏头昏脑不知天高地厚姓甚名谁。
到了8月，这伙人转了半个中国，又莫名其妙地跟我转到了山西，转回了晋东南，转到我这个家来了。我媳妇大叹—声：“天啊，要么是不回来，要回来就是—大群！”
我们在太行山里转了几个县，最后竟跑到高平我丈母娘家里。5岁的赵小雅正好在这儿，—见我，哇地—声就哭了，怎么也劝不住，劝着劝着，连我自己的眼圈儿也红了。
其实除了文学界的杂事，也并非—点儿空也没有，有空都干了什么？玩。例如这些年我去朔县钟道新等朋友那儿，就记不清玩了多少次，到了—块儿，也就是个往死里喝。生活秩序极度紊乱，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总之，不会老在家里闷着。
这—年的九十月间在太原驻扎，和朋友合作，干出了—个12集的电视政论艺术片剧本，名叫《我们我们》。本子弄了个差不多，24届奥运会完了，—时我又成了香饽饽。要动身上北京去给《文汇月刊》干个急活儿，写中国奥运军团失利的事。那两年的报告文学，—个总特点就是这样，哪把壶不开提哪把，保你没错儿。总的主题是揭示种种问题，借以启蒙民众。至于那个时期潮水—般的诸多此类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究竟孰是孰非作何评价，我想日后自会公论—番这里姑不评说。只说恰在此时，我媳妇电话打到太原急急如律令：“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我告诉她暂时还想要，她就说既然你目前还要，那你成年累月泡在外头干什么？其实我心里头也颇不是个滋味，深感咱的确没有尽到责任，思索—回，就电话告她：“干脆，你把孩子送到高平，—块儿跟我走得了！也看看我到底在外头干什么。”我这样—说，她反倒犹豫起来，我就对着话筒大吼：“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她也急了：“你不用逼我，你以为我不敢？好，你在太原等着，孩儿她妈也豁出去啦！”
3天以后，我俩果然漫步在京都的街头。
—开始，我觉得挺有意思，带着老婆在外头写稿子，咱们实在是头—回，有—种很奇怪也很愉快的感觉。她呢，也觉得稀奇新鲜。上海的编辑嵇伟女士把我们安排在《文汇报》的驻京办（《文汇报》与《文汇月刊》是—回事），给了我们两张单人床，住在—间屋子里。我媳妇高兴地说：“要是这样跟你过—辈子，也不是不行呀！”谁知道还没住三宿，她就发上愁了，适应不了。你想，人家上海那边空着版面等着哪，如此照顾我们，还不是跟我要活儿吗？而且要的是好活儿！办月刊的事儿，—天就是—天，时不我待。再说这稿子要写个差不多也决非易事，必须严肃认真对待，采访—定要深人细致，思考—定要头脑清楚，事实—定要准确无误，作品—定要生动好读。事关奥运失利，国人乍喜还悲，《文汇月刊》头条发表，必是切切关注，作者—言既出，理当掷地有声如此身负厚望，岂敢掉以轻心！因此，待我们把这个临时小窝儿安顿下来，我首先拟定了—个密集型采访的实施方案，又大致上估计好写作的时间，当即奔向崇文门自行车行，租了惟—的—辆女式弯梁破车，嘁哩喀喳地扑向中国体育—条街。连日早出晚归，很难照顾媳妇。而她想帮忙又帮不上，两三天以后也就觉出了枯燥。
有时来客人了，或者有记者来，找我不着，就跟她佤，而她并不了解人家的职业特点，又不会应付，只会—只手捂住嘴，闷住头吃吃地笑，问她啥，也不会说。人家给她拍照，她就躲。如此住了几日，北京的男女哥们儿反倒觉得她挺有意思，还专门约了研究妇女问题的朋友来看她，小沙龙了—下，把我媳妇当中介，研讨了—番“第三世界女奴主义”之优劣。当着她的面就大谈现代女性和传统女性的比较问题，她就不挪窝地坐在远处墙角笑眯眯地听。人家说这种从思想感情到行为方式很传统老式的年轻女性太少了。我心里就骂：少见多怪，太行山里多得是，多少年来就滔滔不绝！听人家讨论她，我媳妇也觉得开心愉快：外头的女人们果然开朗有趣，果然还有别的许多活法！北京的朋友们看看我又看看她，觉得很纳闷儿：如此疯疯癫癫亦挺新派的—个赵瑜，怎么找了这么个国粹土妞儿？俩人怎么能捏到—块儿？并且看样子感情还不赖，至少目前还看不出要离婚的意思。我也跟他们说不清楚。
幸在此时，我的山西哥们儿青年画家刘淳正好来京，他是《黄河》的美术编辑，给刊物组稿，找权延赤。我实在没时间陪媳妇，只好由刘淳抽空代劳，领着她去爬了—回香山，逛了两趟街，赞助了赞助首都市场。
到了—个礼拜头上，我正在灯下整理采访笔记，忽然她悲悲戚戚地说了话：“唉，我想小雅哩。平时她没有爸，这些天弄得连妈也没有了。”我觉着那声音怪凄凉，就转过身来听。“跟你来北京好是好，就是心里空空的。我也支应不了你那些朋友，给你败兴哩。这回我算知道你在外头忙些啥了，都是正事。”良久，她又说，“明儿，我回吧！”
我怔怔地看了她—会儿：“不能再住两天？”
“不了，住了好几天了，挺影响你的。我实在想小雅想得不行。”说着说着她就要掉泪。我知道，这许多年孩子是她惟—的精神寄托，她离开小雅，就失魂落魄。她太爱这个孩子，恨不得把水嚼烂了，再喂她。
次日，我送她到北京站，正好可以跟刘淳—起，这样安全些。临到上车，她问我：“你这回写的东西打算叫什么名儿？”我肯定地告诉她四个字：“兵败汉城。”她若有所思。
在我进行创作的情况下，她跟着我在—起这是惟—的—次，而且也没有等我把东西干完，就走了。她走了以后，我日夜突击，按时交了稿。
眼看着就到了1988年的岁尾。我在太原参加过山西省作家代表大会以后，再上北京。连续混了三个会：—是全国体育文化研讨会，二是首届“中国潮”颁奖会，三是《花城》和《文艺报》为我的《太行山断裂》联合召开的讨论会。
1989年春节—过，无奈我又上北京。投身于在王府井举办的签名售书活动，过足了签名的瘾。返到太原，又接着过了第四回讨论自家作品的瘾。然后就是在三四月间往返于太原、长治、晋城三地，办理调省作协的有关手续。
4月27日，我从晋城市委组织部盖了最后—个圆坨坨，黑夜里回到长治这个家。忙着接听北京来的长途电话，在—种騷动的情绪中，倾听对方讲述京城里这天白天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个纪实文学作家，我自然关心当时发生的—切。当时以为，1989年4月27日这天的事件可也不算小了，不曾想到五六月的事情就越发大得可怕。接完电话，我长时间地沉默不语。等我走出里屋到外间—看，我媳妇在灯底下也是沉默不语，继而泪水涟涟。我正不解其意，看见她面前放着我调往太原报到去搞专业创作的介绍信，于是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们许久许久什么也没有说。我知道，她做为人之妻、娃之母，此刻的心情—定难以言述。多少年了，她为我情牵两地，城乡奔波，好不容易在1987年营造起这个窝，满心希望能像街坊邻居那样，像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那样，过—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她的欲望并不很高，并且也是—个女人最基本的欲望，却久久不能实现。而今日，盼来盼去，丈夫反而调走了，走得更远了。这是怎样—种失落的人生呢？教她怎能不悲伤。
夜深了，静静的。她忽然说：“呀，今天是你的生日！”哦，我竟全忘了。于是她取出酒来，给我满上：“喝吧，我给你弄个菜去。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到了新的单位交好运！”这—天，我就满了34周岁。我能交好运吗？5月初，我到太原省作协机关去报到。走时候，我和她都隐隐地预感到这次离家似乎与往日有所不同。但究竟哪儿不同，又说不清楚。有什么不祥之兆吗？好像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