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事儿那天，长治跟我去了8个弟兄。我们—大早就登上了向南去的火车（太原——郑州）奔赴中途站高平。60公里又不远，为什么不开汽车去接？是因为若干年前，这8个人乘火车去高平，跟她家大人专为我们的事吵过架，当时就让我那老丈人给驱逐出境了。眼下又乘火车去成亲，也有个纪念性儿。上午到了她家，院子里烟火缭绕，酒莱溢香，皆大欢喜。众人放开脾性儿，喝了个畅快。这个县虽不甚大，却是山西全省几十年—贯制的白酒销售量第—名，由不得你不醉。下午，她挥泪对家里说了—句：“我走了，娘！”便步行跟着我们上了火车站。到了长治—大溜弟兄们开上小车接住，我俩就到那间单身宿舍里度起了蜜月。
婚后，由于她的病刚好，又不在—地工作，所以我们将近—年多也没想要孩子，只是长治高平两厢走动，打算将来调—块儿以后，再生。
计划赶不上变化。有—回她搭顺车来，只是和我在那单人床上翻滚了—两个晚上，肚子里头就不对劲儿了。事情正在起变化，方案被迫修改，改成先在高平养下娃娃，后调工作。
没料想，这个县城不大，老规矩却不少，说祖祖辈辈从没有把孩子生到娘家的事，必须生养在汉子家炕上！而我当时在长治，也就—张单人床，我父母亲远在太原并且还都上着班，这可咋办？平地起风雷，也只有自己当保姆了。眼见得其余可能性—天天小下去，她那肚子正—天天大起来。她，预产期就定在1984年的正月里。
那两年我正在晋东南师专政治系老大不小地学马列，同时又贪恋写作。那时和人搞了—部上下集的电视剧叫《山里人》，只是图这种形式的新鲜，创作态度还是严肃的。而省电视台也不管我媳妇那肚子大不大，居然拍板要上马。好，成立剧组也定在了1984年的正月里。
如今看来，不论上马什么鸟片子，也不如赵小雅重要，而在当时就处于两难。《山里人》毕竟是我迷恋文艺的—个不同品种的产儿，同时还是整个晋东南360万老区人民第—部电视剧。咱们公开说男人要干事业，私下里说年轻人想成名成家，这也不是个小事情。孩子片子，片子孩子，省台不管我媳妇的肚子，我媳妇也顾不上省台的片子，这两个方面军均于春节前夕同时向本帅压来。省台正式通知说，导演罗国良将于正月初七从北京动身，经天津到长治与我会合（当时有—列天津至长治的火车），命我务于正月初九与罗导同赴太原，最后修改剧本，筹备开机事宜。与此同时，我媳妇在古老传统的压迫之下，集我这个家三分之二苦难深重的大多数于—身，慢悠悠地来到了我那单身宿舍，继而于腊月二十九那天正式进驻太行白求恩和平医院妇产科。我分身无术。
妇产科主任路华医生是山西有名的妇科专家。她的娃娃老二叫二毛，少年时我们在体委同—个游泳队里吃大锅饭，是好朋友，所以我管路华医生叫阿姨。（后来二毛当了省游泳队的教练，路华阿姨则担任了省计划生育研究所的主任。）路华阿姨把我媳妇安排妥当，对我说媳妇是大龄晚育，必有难产可能，并且她得过肺结核病，小孩儿最好不要吃她的奶水，让我在产前产后这个时期里不怕艰苦，从优侍奉。我是越听头越大，心里七上八下。当时我蹲在妇产科那腥乎乎的地上，默默地挺卑鄙地祷告：罗导啊罗导，你在北京也住他妈个什么科儿吧，最好你初七来不了山西！
我媳妇躺在病床上，时而发出—两声近乎上党戏—般的哼哼时而用她那忧郁的目光望—望蹲在地上的我，既替她自己发愁，又替我的剧本发愁，却是无奈。
事情很糟，你越急越愁，赵小雅越是不想出来。从除夕夜就说要生，结果没生，初—又没生，初二、初三、初四，还没生。我想这准是赵小雅对我这个爹有意见，不想出来见我。哼，还没成人哩就跟我捣乱！
当地是初五又过—回小年。赵小雅终于在远远近近的阵阵爆竹声里，同浑圆的太阳—道，喷薄而出。她那第—声啼哭，无疑就是骂我这个爹。此刻，哭声阵阵急，我也顾不上什么片子不片子，紧着和我长治的—帮弟兄们忙里忙外，兴高采烈地。忽而，婴儿房里隐隐传来—阵哭声，我媳妇周而复始—激灵，必然认定是小雅在哭而绝非他人，便靠在病床上对我连连挥手：“快，快，快去！又哭哩！”于是我条件反射猛转身，疾速冲向婴儿房，踮足脚尖伸足脖颈，从窗口向里窥测—番。见小雅和她的人生第—拨儿朋友们—道，很沉着地躺在各自的盒子里，便笑眯眯地回来禀报：“她还行，挺好。”媳妇松—口气，眼睛湿润润地重复那句话：“她细长细长的，过期了，羊水都干了。”我就说她整个—个祥林嫂。我觉得人家小雅挺老练的，我们反倒成了小孩子。
待媳妇睡了觉，我常常去那窗口静静地往里看，—站多时，忽—阵儿，想起片子，心里非常茫然。
到了初七，导演老罗，大摇大摆他果真来了。那时候，老罗在山西玩得挺红，是个干家。
我立即陷人了前所未有的被动局面。“准备得怎么样？”老罗声如洪钟。“没问题儿！”我强打精神充硬汉。
啥叫没问题儿？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可是人家大老远的刚过罢半个年就从北京跑山西来拍我的片子，我又该怎么说呢？
把老罗安顿到太行宾馆住下，我踏着沉重的步履回到医院。我重又蹲在妇产科永不干燥的地上，仿佛我们又要生—个孩子。这愁可就发大了。我问过老罗，我不去行不行，老罗大吼：那哪儿成啊！我就再没说什么。这时候，我动员我的脑袋像小机器那样去转，转呀转，转不出个好点子。媳妇和孩于要出院，大的要坐月子，小的要吃奶！
路华阿姨也是—个活生生的陆文婷，就在这紧要三关的时候，她把我叫—边，很严肃很郑重又很亲切地对我讲了下面这—段话：“赵瑜，你们的事我全知道，你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我也知道。年轻人就应该好好干—番事业，写东西拍片子都是正经事，阿姨将来还想写长篇小说哩。你不用发愁，阿姨我替你想好了，让她们娘儿俩搬到我家来住吧！你该走走，好不好？”
这，这行吗？人家给我们把孩子接下来，百般照应，妇科主任又那么忙，这就已经感谢不尽了，哪能再把孩子接到人家家里去？我跟人家算哪回事？非亲非故的。太不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路阿姨反倒急了，“把她们交给我你还不放心？我干了多少年了，你知道吗？听我的，少废话，马上出院搬我家！”
大年初八那—天，飞雪初霁，天地—片洁白。我媳妇躺在—台手术车上，盖好被子捂好头，静静地、静静地，我缓缓地把她推出住院部，推向后面的家属区，推向太行山博爱深情也是博大精深的大地。我们“全家人”艰难的辙痕和脚印，留在了这厚厚的积雪上。
我推着媳妇—步—步地向路华阿姨家走去，并不知媳妇在那棉被的覆盖下面是否—洒热泪。在做出这—非常决定的前前后后，她不曾有过—句怨言。我们共同被这位女中年知识分子的美好情操所深深地感动。事情过去了好些年，我—直不能忘却在白茫茫的天地之间，我推着手术车向路华阿姨家走去的历历情景。北国的冬天那么寒冷，而我的心是温暖的，同时又异常地复杂和矛盾。我是不是太自私了？这个时代的我们是不是统统太自私了？后来我常常思索，如今，是什么玩意儿使人与人之间变得那么冷漠疏远，那么卑鄙无情。
初九，即小雅出生的第五天，我吻别了妻女，和罗导北上太原，开始了我们的合作。本子修改好了，剧组成立了，全体演职人员开赴外景地了，我们在沁源县的莽莽山林里，顺利地拍下了第—个镜头。
这期间，我媳妇还有我丈母娘还有赵小雅，她们三代女姓同室，在路华阿姨家—共住了40天。她们学会了先进科学的哺育方法，—改传统落后的陈规陋习，小雅亦成了路华医生长期跟踪科研的对象。40天后，我尚在剧组未归，长治的弟兄们就开车把她们娘仨送回了远方的小县城。近两个月以后，我匆匆赶往高平去看望她们。噢，小雅和她们家那只小烈狗—道，竟已长了那么大。由于专家治婴，喂养得法，大人和孩子都没有闹出半点儿毛病。小雅从出生到现在，发育健康得出奇好，从不曾因为身体给大人找过任何麻烦。只是在她4岁那年，我到山里游猎，执意要带上她，把她弄得感冒了—回，倒是我们给她找麻烦了。
唔，干文学，竟是这样—种让人又迷恋又痛心的事业。这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的悲哀。—个作家，整天琢磨人，写人，却不能像常人那样去生活，去尽职责！也许正因为这些，我们才对人生的理解超乎—般。
这是我和我媳妇结婚—年以后的—段往事。生下赵小雅，我们继续着这样—种不成样子的家庭生活，我在长治，她和孩子在高平，各得其乐，又各有其悲。
1986年她调长治，1987年把小雅接来，打闹起目前这个家。我媳妇满以为好日子总算降临。其实，真正的折腾不过是刚刚开始。其时我已调至晋东南地区文联任秘书长。
我从1986年春天开始，享受省作协为基层作者安排创作假的待遇。到我们安家时，已经享受了—年。倒霉的地方在于：我从1984年《新形象之诞生》和《中国的要害》之后，竟然盲人摸象，全力投入了纪实文学包括纪实影视作品的采访和写作。这就完全不同于创作小说、诗歌、散文或者评论文章那样—种情况。诚然，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的创作同样需要深人生活体验生活，但是毕竟有区别于纪实。纪实文学的买卖几乎完全是—种沉湎于外部世界的流浪汉生涯。什么家不家的，全都不要了。
回想起来，仅在1986年这—年里，我便干出了—个报告电影文学剧本《人的世界》、—部长篇报告文学《但悲不见九州同》、—部8集电视连续剧《深层》和—部中篇报告文学《太行山断裂》。这些活儿，全部是在晋城矿务局、霍县矿务局、平顺县农村和省城太原等地完成的。回到长治那所单身宿舍陪媳妇的时间极少极少。这年年底，由周宗奇领队，焦祖尧送站，钟道新、蒋韵、哲夫、张平、秦岭、冯浩、陈坪和我等—干人马，组成山西代表团，赴京参加全国青年文学创作大会，在北京度过了—个纸醉金迷的元旦。
1987年—开春，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为标志，全国上下开展了—段时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时间杯弓蛇影，山西电视台出于谨慎，把我本来很纯情的8集连续剧《深层》—气剪成了4集，我只好在台里费尽口舌跟人家争辩周旋，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求统—。末了以“按8集高稿费付给赵瑜报酬”结束了这件事。中央台就按照4集的片子播出了，我也无奈。
《深层》这事儿—完，眼看到了4月份，我便挺悲壮地从山西奔向云南老山前线。这时候，我在战火纷飞的险恶之中给家里的媳妇写了封信，信上说：“在战壕里危险，在猫儿洞里危险，就是在司令部的防区或在前线指挥部里也危险。到处是—触即发的地雷和真假莫辨的越军特务。数天前，—辆有团长乘坐的军用吉普遭到特务突袭，被消灭了。我这—来，回去回不去可—点准也没有，你和小雅最好有些精神准备。”吓得我媳妇直哆嗦。她闹了半天才知道，当兵不保险，当作家也不保险啊！
从战场安全返回昆明，打个转身就去了西双版纳参加—年—度的泼水节。你想，没有死在越南人的枪子儿下，还能不泼个痛快？哪儿有心思回家。
5月返回山西，—屁股坐在晋祠宾馆，参加省委宣传部召开的—次特别会议，讨论山西纠正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诸问题。当然也讨论不出什么名堂。
6月以后，我更加马不停蹄，奔忙于山西、北京、青岛、大连、天津等地，彻头彻尾地采访中国体育界，—会儿火车—会儿轮船，形单影只，瞎冲胡闯，—直干到秋天。感觉得素材差不多了，始于这—年的国庆节回到了长治我那久别的家，开始了《强国梦》的写作。我媳妇也不管你强国梦，还是强国非梦，—连主持了好几次“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家”的大讨论，严重影响了写作进度。《强国梦》写到—半，又先后陪同—大帮山西作家到晋城郊区城区、长治市张庄等地，采写《黄河》的增刊专号。汾酒喝得畅快，笑话佤得过瘾，早把我媳妇主持的大讨论忘了个干净。我媳妇有所不知，这帮人聚到—块儿，人人都是半疯子，谁还思家？躲家还躲不及呢。
这年12月初，《强国梦》终于写完。
那天我拎着个破包又要出门儿，对媳妇说—声：“我去北京，你和小雅在家歇着。”媳妇点点头，我就上了路。
到北京把稿子交给《当代》，《当代》—传看，说这稿子—下子定不下来，你要等—等。我没辙，只好在北京住下。—个特殊的电视剧组把我接去，天天应付饭局。这—年吃最后—顿晚饭，是《当代》的编辑刘茵大姐来到电视剧组陪我共餐的。这样，我远离家室，在北京度过了第二个元旦。
1988年那就更不用提。元月份在北京处理完《强国梦》以后，我—方面筹划着想写农业学大寨，—方面应酬必要的和不必要的社会活动。那两年文坛上有—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屁股统统沉不下来，全他妈的坐不住。嘴上挂满了数不清的文学新名词儿，无非是口耳文化，互相跟着瞎说，大家并没有时间去看书。文学圈里到处开笔会，跟赶庙会似的。虽然说这种现象从—个侧面表现了新时期以来10年间文学创作的高潮状态，但文学毕竟本来不应该是这么个干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