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来，李鸣生的航天文学之梦，和着西昌这座中国的航天城一起长大成熟。17年间，他在那里打过山洞，当过计算机技术员和宣传队创作员，他是西昌航天事业飞速发展的目击者、建设者和讴歌者。80年代以来，他就陆续发表了《编写生命程序的人》、《独腿高工》、《航天情》、《航天女》、《月亮城的风采》、《火箭今晚起飞》、《中国卫星司令》、《燃烧的翅膀》等“航天人”系列报告文学、小说数十万字。如果说，在报告文学作家当中，有一类是专靠采访写作，而还有一类则是与他所报告的对象具有某种“血缘”联系的话，那么，李鸣生正是后者。
他是一个有“根”的报告文学作家。他首先是一个航天人，他对航天人的那种理解，对航天事业的那分挚爱，仅仅靠采访是得不到的。这就保证了他能敏锐地及时捕捉住任何一次成功的机会。于是，当我国定于1990年4月7日将在西昌运用“长征三号”火箭首次为国外发射卫星——“亚洲一号”的消息一经发布，他立刻就进入了“临战状态”，兴奋而不可遏止。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天来系里请假时斩钉截铁地说过一句话：
我家里出了天大的事我都可以不请假，但是这次的假，我请定了！
于是，他感动了我们。他成功了——“1990年3月30日上午，我从北京气喘吁吁地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当晚10时许，又爬上了成都去西昌的91次特快列车，开始了闪电式的采访。”
于是，时隔半年之后，我读到了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飞向太空港》。
可以预见的是，这部作品将以它锐新的观念，崭新的题材，密集的信息和流畅简练的文笔，以及起伏跌宕的情节和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物，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它可能得到的种种好评，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以听到。在这里我只想指出一点，那就是较之于李鸣生过往的全部创作，《飞向太空港》无疑实现了一次新的飞跃。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李鸣生首次成功地对一个大型事件进行了全景式的驾驭与表达；二是李鸣生突破了事件本身的局限，力求运用一个超越事件的“高视点”来对事件本身进行观照与思考。前者保障了扫描的广度，后者提升了立意的高度。
应该说，我国运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美国卫星“亚洲一号”，确实是1990年度中轰动中外的重大新闻，它标志着我国航天技术已经拥有了打进国际卫星发射商业市场的雄厚实力与尖端水平。但它的意义又决不仅止于航天领域与科技方面。它的影响力还反射与波及到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外交与军事诸多方面。从中西方最高决策人，到西昌地界少数民族的平头百姓；从“发射窗口”的气象拼图，到国际舞台的政治风云；从乌可力诸君往返穿梭的洲际游说，到“亚星一号”的总统待遇的远行；从火箭发展的“欧亚大陆怪圈”，到“中国箭”与“美国星”的苦恋与结合……真是上下三千年，纵横九万里，千头万绪，纷纭复杂。要理出个子丑寅卯，何其难哉！
波澜壮阔的大画面，迫使李鸣生不得不升高视角，第一次从他的生活基地——西昌跳了起来（他此前的全部创作，基本上都是拘囿于西昌版图上的“区域作业”），从对“亚星一号”的仰视到平视再到俯视，广泛采访人事，大量占有资料，了然于胸，烂熟于心，再以“亚星一号”为织梭，牵引着于经万纬，流贯而出，一气呵成。不刻意于结构，却把一幅长卷的布局处理得自然顺畅，从容舒展，疏密相间，张弛有致。充分表露了李鸣生吞吐与消化大吨位题材的气魄与潜能，是他不断实现宏伟的“航天文学”梦想的一个好兆头。与这种大构架、粗线条基本相适应的是他的简练的不拖泥带水的跳跃的行文。尤其是作为序章“本文参考消息”，寥寥几则简讯，便把当今世界的航天大态势和“亚星一号”的发射大背景作了一个强劲的推出，真可谓开篇不凡，先声夺人！可惜的是，这种创意与气势并未能贯彻下去，否则，我们读到的这部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将会是另外一副更加新人耳目也更加卓尔不群的魅人面貌。而且，由于结构的“大”所带来的行文的“粗”，而忽略了进行一些更加精细和更见文采的局部描写，以致缺少了一些不应该缺少的精雕细刻的华彩乐章（就譬如说发射景观的壮丽图画吧）。
要看清一个大事件，需要有一个相应高度的观察视角；而要想清一个大事件，同样需要有一个相应高度的思想观点。
李鸣生清楚地意识到，面对着“亚星一号”跨国界的飞行这样一次国际间的高科技合作行动，仅仅驾轻就熟地沿用自己惯常的或歌颂奉献精神，或弘扬艰苦创业精神，或升华爱国主义精神等思路来进行观照与涵盖，都恐怕是不能够全面和有深度的。他肯定是在对事件的不断介入与不断思索的过程中，逐步唤醒与沟通自己的“星空乡愁”和飞天梦想的玄思，最终使一个簇新的意识或观念豁然明朗与树立，即“我们都是地球人”。也就是一种超越“地球村”的所谓“宇宙意识”，一种终扳关怀于人类明天的生存与发展的超前观念。从这样的意识与观念出发，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航天事业看成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把开拓天疆视为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箭与美国星经过漫长而又曲折的历史弯道终于走到一起来了，无疑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福音。“亚星一号”的联合发射，不过是东西方人民携手合作创造空问文明，走向明天的一支小小的序曲。当然，今天距离明天，实际上还是十分遥远的，简直可以不夸张地说，遥远如太阳与月亮。关于这一点，在作品的第五部《我们都是地球人》中尤为见得分明。从西方专家在中国西昌的土地上发生的那些诸如“伦巴、探戈与辣椒、蒜苗”、“有车不坐要骑车”和稀里糊涂地用汉语唱“跑马溜溜的山上，学习雷锋好榜样……”等故事中人们不难感受到，双方在文化积淀、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又有着多么巨大的迥异与落差。这也是作者的一种隐忧，和他所面对世界发出的一种警示。
簇新的视点和超前的观念，就这样将“亚星一号”的发射不单单看做是东西方空间技术的一次合作，而同时也是两个民族、两种文明、两种情感之间的一次交流与沟通，碰撞与融合。从而，升华出一种超越了事件本身的更为广远和恒久的恩情与启迪。但是，我仍然要遗憾地指出，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整部作品中充其量只实现了一半。它并没有水乳交融般地渗透于事件的全过程和全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它只是在诸如《我们都是地球人》等少许章节中得到了适当的传达，而在更多的地方，这种观念与材料之间是游离或脱节的，观念是靠作者直言不讳地喊出来的。这就减弱了思想的穿透力与感染力。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我认为除了作者思想水准的主观原因之外，恐怕更与超前的观念和沉重的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有关。
这也许是我们所难以苛求于作者的。
关于《飞向太空港》本身，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我不做更多的说长道短，是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话留待作品问世以后让广大读者去说，那样会更客观一些，更公正一些。二方面也许是更主要的，我觉得把这部作品与整个的“航天文学”的梦想相比，毕竟是后者更为重要——它不仅有可能让李鸣生长其所长，真正在文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还有可能为我们的文学大家族贡献一个新的成员。
因此我要说，《飞向太空港》只不过是“航天文学”大厦中第一块比较具有规模和质量的基石，李鸣生也不必对它抱有过高的期望值，而应该把更大的精力与心血投放到第二块、第三块基石的锻造上——譬如他已开笔的长篇报告文学《走出地球村》。至于“航天文学”的创造，我再提一条建议，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到它区别于其他文学的特质——“航天”——高科技，如果钟情于它的作者，不在加强文学修炼的同时，下大气力广采博收，好学深思，日渐使自己学者化、“科技化”，要写好“航天文学”，恐怕其难也嘎嘎乎。顺便说说我对“航天文学”的预测——可以套用一句名言来表述：梦想是辉煌的，道路是艰难的，前途是光明的。
祝李鸣生好梦成真！
1990年11月18日灯下于魏公村黑白斋载《神剑》1991年笫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