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华小说集《硝墙》
在宜春城西化成岩的半山腰上，有一处古迹。据说是中唐年间李德褡因在“牛李党争”中失势被谪贬袁州（宜春旧称），曾于此处闭门读书。若无牛李之党争事件，李德格在史书上也许算不得什么重头人物。但此公在宜春，尤在宜春历代读书人心中，却有一份无可替代的重量，一种“生不愿封万户侯，但得一识韩荆州”的神往与“无从识”或“不得识”的失落和怅惘。因为——又是据说，当年此公在化成岩青灯黄卷，形影相吊之时，有一个名叫卢肇的袁州才子常往拜谒——或陪李公下山垂钓，以慰心灵之孤寂；或与李公“打讲”，“扯卵谈”，以为李公解颐取乐；或在四时八节进去时鲜瓜果菜蔬，以调节饮食周济生活，如此等等，颇得李公之好感。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风云突变，牛党衰而李党兴，李德裕复返长安出掌朝政。
至于李德裕北上时，卢肇是否“长亭相送”，两人是否把盏赋诗，李是否向卢“面授机宜”等等就不得而知了。但知卢肇随其后进京赴考，一路春风得意杀进殿试，最后高中榜首，遂成为了江西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倒是确凿无疑的。
李德裕是不是卢肇的“托”？会不会因为感念旧情而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甚至于“漏题”作弊？而卢肇当年不避嫌疑频频上山，究竟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动机？仅仅是出于一种读书人的“惺惺相惜”吗？还是一种“疾风劲草”式的侠肝义胆？抑或是深谋远虑地押了一注“宝”？都无从考证也无需考证了，就让它成为一个千古之谜吧，成为一个千古的美谈。岁月之河总是在默默剥蚀着假、丑、恶，小心翼翼地洗亮着真、善、美。“李卢之交”流传千年，愈来愈像一个缥缈的梦枕伏在秀江的碧波之上，和化成岩静静相伴，构成了宜春小城一道精神的风景。它超越功利，超越世俗，超越时空，只是发敢着一种淡淡的光辉：一种在人生厄运中必不可少也必然会有的温暖的人性的光辉，一种有如徽明的曙色一样遥远而又亲切的希望的光辉。
80年代初，我开始不止一次地路过李德裕读书处。当然，李氏读书的痕迹早已了然无存，惟一可能的。真迹就是屋侧岩壁下那一泓古泉。在这儿驻足凝神，休会觉得，那泉水穿越千年而来，只是为了一段历史，一段传说，为了给他们做出纯净的诠释。
那时候，我“路过”“李德裕读书处”是为了去文联和《宜春》编辑部，其实这二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合二为一或一分为二她占据着一幢颇为精致小巧并富于园林特色的二层小接，小楼和。李德裕读书处紧紧毗邻，掩映在绿树丛中，依化成岩而临秀江水，真可谓冠宜春之秀色，得天地之精华，用来荟萃文人，谈论艺文之事，使人常有“顿悟”和“灵感”。小憩时，走上二楼走廊，凭栏远跳，只见秀水蜿蜒穿城东去，一江倒影奔来眼底，不觉又生出几分“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英雄气和孤独感。
那时候，我夫人张聚宁大学毕业刚刚分到《宜春》编辑部做编辑。正和新朋老友们一起兢兢业业而又热火朝天地办刊物，办笔会，办学习班。加上有前辈作家杨佩瑾傲领军，宜春地区的小说创作逞一时之盛，成了江西文坛的重镇。我虽长年从军在外，但每次回家休假，也总有三两天是在化成岩度过，或聊天，或谈稿，或擒讲座。我和夫人合作的第一个短篇《一个女兵的来信》最早就是由《宜春》和《星火》同时发表的，旋即被《小说选刊》转载，也给宜春的小说热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大概也就在那一段的前后吧，我和张鑫华相识了，并且渐渐成为了朋友，如今屈指算来也有十载以上的时光，不过若就我们单独相处和交往的时间而言，加起来也不会超过数十小时吧。在我的印象中，他不是那种“自来熟”，也不是那种一见面就让你忘不了的性格。他秀外慧中，生性内向，不善辞令和交际，但却为人朴实、持重、诚恳，做事周密、细致、踏实，有悟性，也有常性，认准了一件事情就不会轻易放弃——就譬如做小说吧，他总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不赶热闹也不怕寂寞地一直做下去，这并不容易。其中的艰辛不能与外人道，诚所谓：“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
正是北京天高气爽的金秋，忽得鑫华来信，说他要出版一个短篇小说集了，希望我能为其作序。我在内心里为他遥寄祝贺的同时，忽然间就莫名其妙地想起当年在化成岩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些日子里溅落在红花绿树之间的豪言壮语，以及遗失在山间小径上的只属于我自己的（譬如关于李德裕和卢肇之类的）幽幽的心绪。
返观十余年来中国文坛，真是“其勃也忽，其衰也迅”。似锦繁华转眼间就成了一片肃杀。一度熙熙攘囊人满为患的创作大军一夜之间就有如“树倒猢狲散”，“飞鸟各投林”。这是一次大浪淘沙，也是一块试金石，一道分永蛉，它测试人的执著和追求，也考验人的足力和韧性，能冲过这个“浪”，翻越这道“岭”的人不多，在宜春就更少，然而张鑫华却是其中的一个。收在这个集子中最早的作品是他发表于1983年7月号《星火》上的处女作《弯弯曲曲的四号》，最近的作品则是刊于1994年3月号《星火》上的《活角.女伶》，十年前的跋涉走到了今天，张鑫华还没有停止。
集中的18个短篇，整整齐齐地分为两辑。一辑是反映剧团生活的“戏曲人生”系列。一辑是反映农村生活的“唐家桥系列”。两块生活恰巧和张鑫华青年时期的两段重要经历相对应，相印证。他先后在农村呆了七年，在剧团呆了十年，两块文化色彩和底蕴迥然有别的生活就给了他风格各异的两副笔墨。他写戏班中人，多以素描为主，简沽洗炼地抓住人物的神形特征和几个典型细节，略带夸张而又适可而止，喜剧风格中又包含着悲剧意味，读来生动活泼，在明快的流动感中夹带些许沉重。他写乡下老表，则更多油画笔法，注重色彩感和画面感，讲究光影的对比和构图的张力，力求深邃和凝重。反映出特定时代中农村生活的苦涩，或者是改革时期中农村变革的艰难——前者有《老唐》为证。“老唐”是一个小人物，一个极左政策的牺牲品，他在秋日里被迫自动“游龙”：
那时是仲秋，辽远的空间分外清爽，张目望击，尽是苍黄的田畴，那苍黄又似沉重的喜悦和同样沉重的单调隐隐流动，看久了眼发胀。这时候，一个灰白的影子出现了。那影子在苍黄中缓缓移动，如孤驼在大漠中无声地划它的轨迹，又缓缓被那大漠湮没。
后者以《吃新》为证，年轻媳妇国秀的日子好过了，但她仍不满足，她企图去城里寻找一种情感的真实和充实，透过车窗看到了如此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