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港中已经有些人在割禾，稀稀朗朗。听到车响都直起腰来看，神情不太真切，许是羡慕，或者于单调中寻些刺激。一头水牛，极壮实极威风地立于田埂上食草，兀然怔住，冲着这红色的庞然大物发出一声茫然的哞叫。它的身边，一个苍老的人扯着牛绳作同样茫然同样凝重的注视，久久如一尊雕像。
两段写景，都同样具有油画风格，同样具有凝重感，不管是写“文革”中（《老唐》），还是写改革后（《吃新》）。这其实表现了作者对中国农村乃至对人生的一种较为透彻的感知和把握。在“写景”的背后，流露的往往是作者的一种心境，一种情调，一种对生活的评价和诗学眼光。
鑫华的小说，一般都比较注重人物性格，注重情节性，结构严谨整饬、对称，并且呼应。这大半可以看做是他多年写戏所带来的长处，一种内在的戏剧结构的干练、紧凑和古典美。
但这种多少有些戏剧化地框定和剪裁人生与生活的方式，也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些损失。损失于对毛茸茸、水淋淋的生活原汤原汁的过滤，对丰富、复杂常常是暖昧不清的人生过程的提炼与概括；对岩浆式的如火如汤的情感燃烧的冷却与降温。在这方面，我与几位江西同仁有共鸣——宋清海说：“雨时说，鑫华的小说写得太冷静了，太理智了，要更多地投进自己的感情。我认为雨时的意思是，不是要鑫华放弃理性的思索而加强主观情感，而是少去注意结构与形式的完整，增添生活的鲜活，以燃烧的情感去熔化自己占有的材料……”（见《宜春小说三人谈》）这对鑫华来说确是个问题，他的小说创作的理论的深化与发展，必须彻底地从一种潜意识的“戏剧化”里走出来，更加走向小说，走向人生，走向艺术——走向小说的丰富，走向人生的深邃，走向艺术的空灵。
还有一个问题就不仅仅是属于张鑫华个人的了，它是属于整个江西文学界的。当年在化成岩我们也不止一次探讨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寻找赣文化的“根”——无“根”则江西创作队伍无以成“军”，无“根”则江西文学难以长成枝繁叶茂风姿独异的参天大树而自立于当代中国文学之林。“寻根”是江西文学崛起的关键。
今年五月，在北京的“南翔《海南的大陆女人》讨论会”上，我曾就此指出，江西文学究竟以什么作为自己的依托和出发点，至今依然是一个问题。以颇具影响的几位作家为例，早先胡平报告文学的抒写对象和文化色泽基本上不体现江西特色，而今南翔的“花”又开在海南，即便是更早的陈世旭，虽然在小说中表现了一定的地域文化追求，但还远远不足以“赣文化”来相标榜，相号召。为此，便使江西的文学队伍多年来散不成军，基本上是各自为战，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间或有人“冒”一下，也是一枝独秀，不能蔚成森林，便也难以在当代文学之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当然，相比较那些文学大省而言，江西在天时、地利、人才诸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尤其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缺乏在地域文化方面的开山人物，缺乏这种先驱所存留下来的遗产、榜样和诱惑，就譬如沈从文之于“湘军”，赵树理之于“晋军”。柳青之于“陕军”等等。因此，赣文学当然显得没有传统，也就愈发没有特色，渐渐地就沦为地缘传统文化和地缘经济文化的双重“洼地”——先是湘楚文化的挤压，后是商业文化（来自沿海的）的倾销，造成了赣文化的双重消解。再加上理论力量的薄弱和批评研究的滞后，江西的创作始终不能以“赣军”的整体形象崛起于当代文坛。
正是痛感于此，早在80年代中期，在“寻根”文学运动发轫之初，我就暗自揣摸“从我做起”，“贸然喊出了建立。赣西文学”的口号，并且身体力行地写作了短篇《地牯的屋.树.河——赣西人之一》，在地城文化底蕴的开掘乃至方言的运用等等方面，都殚精竭虑地尽力推向极致。应该说这篇小说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发表时就有著名作家徐怀中撰文称赞这是一篇“探索性的、显然又是深思熟虑的奇文”，旋即又被《小说选刊》选载，并获得“青年文学创作奖”。事后我才知道，在当年（1987年）的短篇评奖候选篇目上，该作不仅榜上有名，而且还位居前列，当然，最终又是铩羽而归。当时的《小说选刊》主编李国文先生事后对我解释说，他私心里还是偏爱这个小说的，但有一些北方评委读着那些疙疙瘩瘩的方言颇感吃力，打个比方来说，就好比骑着脚踏车行于山阴道上，风光虽然旖旎，但苦于道路（语言）的颠簸不平，也就无暇它顾它啰……
据我看来，“地牯”的胜利，乃是赣西文化的胜利；然而“地牯”的失败亦在于兹——即在于对那种地域文化（包括方言）追求太过，结果是过犹不及。但无论如何，“地牯”作为一个赣西文化的“早产儿”，它的经验和教训都是极富启示价值的。
不少朋友惋惜我未能将“赣西人”系列继续操作下去，但我自己深知，一是才力不逮，二是更为主要的，即我自小从军，在故土文化中浸润太浅，那一点点储藏无法支撑我的艺术构想；三是误人批评小遭后身不由己……如此种种吧，终使我将一个“赣西文学共和国的梦想”遗落成了一个永远的梦想，然而，我有理由将这梦想寄希望于更多的朋友和来者。
比如张鑫华。
无论如何，至少就对赣西文化储藏的拥有量这一点而言，鑫华就是一个比我本钱雄厚得多的“富翁”。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赣西土著，生于斯，长于斯，当过农民又写过戏，这两条都非常重要——前者，乡村是地域交化的源泉或摇篮自不待言；后者，采茶戏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况且，“戏曲人生”本来就是人生的戏剧化或艺术化，正所谓“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在他的这本小说集中，我们已然可以辨析出“赣西文学共和国”大厦的一砖、一瓦、一雕梁、一画栋。他对当地世态人情的精微的洞察，对土著文化的天然的领悟，对方言俚语的娴熟的化用等等，都足资证明他是一个比我更有资格的“赣西文学共和国”的建设者。以此而言，我也可以说，能真正代表张鑫华水平的小说他还没有写出来，就像赣西文化乃至赣文化的特色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和塑造出来一样，惟其如此，他才更加大有作为。君不见，在绵亘的红土地上，已有熊正良、李志川、傅太平、李治平等越来越多的“赣之子”的矫健身影。
我相信，赣文学的梦想最终将在他们手中实现——我以此种心情或期待，遥寄化成岩上的鑫华乃至宜春乃至江西的文友们，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鑫华来信说，他最近读余秋雨，读周涛，顿悟甚多，我信然。他居于秀江之畔，化成岩之上，夜读于“李德裕读书处”之侧，遥对江风明月，伴着泉声涛声，读书读史读人生，必有天地之灵秀、古今之文气融会贯通于胸中，此乃读书之极境也。我是身不能至徒增神往矣。我只能是在北方都市钢筋水泥小“鸽子笼”中遥望南天，谛听着想象着那湮没已久的“化成晚钟”（“袁州八景”之一）何时能在艺术的天国中再奏响那古雅而悠扬的钟声呢？
1994年仲秋于京西黑白斋
原载《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