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关注军人本体的作品，它们将正反两种倾向置于同一个人物，从而消解了人物之间的精神距离与道德落差。如《雪国热闹镇》（刘兆林《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7期）、《将军的泪》（刘亚洲《小说月报》1985年第2期）、《汉家女》（周大新《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8期）、《小诊所》（周大新《河北文学》1987年第4期）等。这表明作家从浪漫的社会干预热情中挣脱出来，用一种现实主义的眼光直面军人面临的职业困境，关心选择时的两难和矛盾，探求人性的实现程度与意义。刘兆林以《雪国热闹镇》率先触及到人性与规范的冲突。主人公牛彝憨厚淳朴，心地善良，有雷锋一样乐于助人的品格。他和60年代的《开顶风船的角色》里的鲁牛子性格相似，都有一股“我行我素”的牛劲。只是二人的结局大为不同。鲁牛子是百里挑一的先进射手，牛彝则麻烦不断。先是好心给人介绍对象受到部队领导的“批评”，后是做好事引起误会，最后误会冰释，却因为疏忽违反了部队枪支管理规定招致处罚不得不劳教。善良的牛彝本应该成为道德楷模，成为人们尊崇和学习的对象，却与部队纪律常常相违，上演了一出情“法”之间难以取舍的悲情戏。作者一直不忘牵动群体评判的眼光，营造人性的氛围，使结局更加有震撼力。在这个故事中，人性与社会道德的价值大于军队规定的价值，产生了人道主义的悲剧色彩。这似乎充分体现出军队规范对军人而言超越一切的专制性。而它细致入微又毫无回旋余地，军人随时可能面临冲突而难以抉择，牛辑的人道主义举动使他成为了一位悲剧式的英雄。当社会道德与军队规范相一致，它们就会形成合力，加重对错误者的处罚。《将军的泪》（刘亚洲）就阐述了这样一个悲哀的故事。孙二勇战功赫赫，是将军的贴身侍卫，因长时间性压抑，在行军途中强奸了妇女。将军为严肃军纪，判处孙二勇死刑，但执行枪毙时，孙二勇侥幸没死，将军竟再一次将孙二勇活埋。刘亚洲选取的是“大义灭亲”的古老主题，在法与情两难选择时创造性地安排了和解的机会，使将军如钢似铁的坚决意志得到充分体现，体现出“胜利之师”的风范。同时又通过将军一系列试图安慰孙二勇的举动，刻画了将军人性的一面。将军的努力失败了，孙二勇带着生命的欲望与渴求遗憾地死去，渲染出军人牺牲基本人性要求的必然性。这一类作品多叙述冷静客观，对容易引起冲突的人性一面抱以理解与同情，但也保持了支持军人职业规范要求的立场。在以报告文学驰名的刘亚洲笔下，短篇小说艺术也发挥得淋漓尽致，树立了独特的风格。他简洁精辟的语言发散出刚劲的爆发力，更有力地适应了彰显军人风骨的主题，在小说中弥漫开一股阳刚之气。
一种具有民间色彩的个人化立场在80年代中期以后萌芽。周大新的《汉家女》有意打破简单的道德定位，用平和的心态表现“汉家女”身上利己和利他的双重性，二者相生相克，也并行不悖。消解了伦理冲突产生的社会震动与个人损伤，只关注军人在同时满足职业要求与个人需要时的存在状态。周大新以富有乡土气息的朴实文风为“汉家女”的军旅生涯树碑立传，回避了以军队属性对个人时时处处的价值判断，通过“汉家女”的女性家本位观念彰显出民间的心态，暗示出军人与民间的根本关系与回到民间的愿望。从此，军旅短篇小说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越来越深化到民间这片更加广阔的天地。
四、新历史与民间情怀：莫言等人的短篇小说
历史本无新旧，叙述者的认识和观念却在变化。80年代初，“归来者”“痛定思痛”，针对“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股反思潮。其中方之的《内奸》时代跨度近40年，涉及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历史。作者塑造了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在中国革命时期他是榆面商人，从开始警惕共产党到频繁出力相助，田玉堂以“同路人”的身份参与了革命斗争，“文化大革命”中却讽刺性地被打成“内奸”。在革命历史人物画廊里田玉堂是一个崭新而独特的形象，作者选取他的个人命运为叙述角度，回避了正统的革命历史表述，体现出反思历史的民间眼光和态度，为认识革命历史提供了新标识。方之的民间立场没有立刻影响到军队作家，这一片领域还在等待更合适的表达契机。当作家们怀疑对“意义”的探询后，“寻根文学”向“先锋小说”和“新写实小说”两条路上分化。此时，全国性的短篇小说评奖已进入尾声。短篇小说开始走出光环，沉人民间。军队作家受到策动，民间意识浮出水面，莫言和朱向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遗憾的是朱向前写出了《地牯的屋.树.河》之后便转向评论，停止了小说创作。莫言却以喷薄而出的气势在创作的质和量上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跻身于先锋小说作家的行列，书写了当代文学史上精彩的一页。崭新的历史和民间的立场是他们对军旅短篇小说最突出的贡献。他们摆脱了意识形态话语的束缚，突破了军旅短篇小说表现对象和艺术观念的局限，挑战业已形成的创作和阅读习惯，从民间立场出发全新观照革命历史，丰富了军旅短篇小说的内涵。
莫言深受西方文学影响，有丰富的民间文化积淀，是一位高产作家。他在短、中、长篇领域都颇有建树，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爆炸》（昆仑出版社1988年版）、《欢乐十三章》（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白棉花》（华艺出版社1993年再版）、《怀抱鲜花的女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宝刀.老枪》（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苍蝇.门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等。收入了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大风》、《秋水》、《枯河》、《老枪》、《白狗秋千架》、《人与兽》、《断手》、《黑沙滩》、《苍蝇.门牙》等篇目。除早期反思“文化大革命”的《黑沙滩》外，其他的短篇都以高密县东北乡为背景，描绘了那里的历史和现实生活，用极富想像力和超常感性的笔寄寓了对红高粱土地的深情与厚爱。其中《秋水》、《老枪》、《人与兽》等属于“新历史”题材。“新历史”小说选取的多是民国时期“爷爷”辈或抗日期间“父亲”辈的故事，人物都是政治势力之外的民间个体，通过对他们自由无羁、敢爱敢恨的生命力量与个性的张扬，传达出莫言的民间生活理想。首先，熔铸在人物身上的生命激情远远大于政治激情。在生命意识的支配下，人物都生气勃勃，有着顽强的生存意识和强悍个性。他们听命于生命本体力量的召唤，相形之下，身份观念、民族仇恨会显得狭隘。《人与兽》里的“父亲”在日本做劳工，备受折磨，好不容易逃离后，一直躲在山洞里多年，像野人一样生存了下来，心中滋生出强烈的复仇愿望。可机会到来时，因为日本女人身上的一个补丁勾起了对亲人的回忆，仇恨竟烟消云散。“补丁”是否具有使情绪发生瞬间转换的强大魔力，这已经是一个关于细节虚构性的技术问题，但它明确地传达出莫言的人类观和消解政治仇恨的愿望。其次，莫言对艺术审美的追求超越了思想意义的探询。似乎是有意避开党和军队的战斗历史，莫言都是以虚拟家族回忆的方式涉及抗日战争，并尽量回避大型的政治事件。对与错、好与坏、先进与落后、高尚与卑微等等社会价值和道德体系里的概念和词汇完全失去了效力，只有以个体为中心的原生态生活的传奇般展现。追求故事的传奇性，对自由的野性力量的迷醉，表明莫言继承了民间文化的审美趣味。“匪种寇族”是“我”对家族先辈的称呼，他们身上闪现着狂野烂漫的个性。《秋水》里的“我爷爷和我奶奶”，一个是土匪，一个是小姐，私奔到高密县东北乡，像原始人一样开荒种地。在“我奶奶”生孩子的前后两天，随着洪水漂来的三个人竟离奇地上演了一场生死仇杀。《老枪》里的“爹”教训过“柳公安”，“奶奶”杀死了豪赌不休的“爷爷”。民国与抗日的历史在民间社会中呈现的是乱世状态，人物完全任性而为，透出一股草莽气，显示了莫言地域文化传统的深厚根基。在此基础上，莫言成功地实现了外来艺术技巧的嫁接。超感性语言和意象被莫言发挥到了极致。“一轮巨大的水淋淋的鲜红月亮从村庄东边暮色苍茫的原野上升起来时，村子里弥漫的烟雾愈加厚重，并且似乎都染上了月亮的那种凄艳的红色。”（《枯河》）四个修饰语，从质感、颜色、大小、美感描绘出奇异的月亮的意象，并在诡秘的变化中嵌进整个故事，和其他的意象一起调动感觉神经，酿造复杂的氛围，构筑故事的丰富美感。在短篇小说有限的篇幅里，莫言仍然采用旁枝斜出的结构，在时空之间随意跳脱，散漫中不失凝聚的神韵，通常一种意象会隐约串起全文。如《枯河》里的“月亮”，《大风》中的“一根草”，《老枪》里的“老枪”，《白狗秋千架》里的“白狗”等，它们寄托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从中国传统文学里的意象观来看，莫言已经超常发挥其审美价值。而有时又会在一部小说里，出现看似无关的多个意象或情节，它们之间的审美距离被离奇地抽去，逻辑常规被打破，使小说透出一种荒诞感，如《苍蝇.门牙》对农民军人形象的描述。当短篇小说快结尾的时候，莫言喜欢以急转的情节给全篇一个绝响。如《老枪》开篇便是“他”在打野鸭子，中间历诉他手中老枪的历史，最后，仍回到他在打野鸭子的现实中。此时，情况急转，“随随便便勾了一下”，老枪爆炸了！结束了它吞噬一家三代男性的血腥的历史。这偶然的一炸揭示出“老枪”嗜血的本质，也显示出莫言欧化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