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学思潮的演进，老一代作家已经很难再有持久的创作势头，一方面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消蚀了他们的文学激情，许多人的创作活动长时间停滞，创造力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另一方面因为他们内在的创作结构——从文学思想、艺术观念到创作手法已经很难适应眼花缭乱的文学盛宴。“文化大革命”前后入伍的新人因其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牵累，带着对军队生活的感激悄悄地包抄过来，迅速形成了强有力的阵势，撑起了老一代作家开拓出的局面。他们接受了军旅文学的传统，刚刚聆听过南疆的炮声，深谙军人的使命，也具有创新的活力与意识。其作品不以现代性与先锋性见长，而是在坚持重塑英雄和典型的基础上，做进一步探讨。自李斌奎的《天山深处的“大兵”》于1980年获得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之后，筒嘉、宋学武、王中才、刘兆林、海波、唐栋、周大新等人也都榜上有名，其中王中才、周大新曾两次登榜。他们不仅为军旅短篇小说的历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还为其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带动军旅短篇小说进入鼎盛时期。只是与“前17年”相比，这些作家不再专注于短篇体裁，而喜欢尝试多种文体，“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不复存在。从横向来看，这些作品产生的轰动效应远不如地方作家的作品，也难以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更深刻的足迹。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大概最主要的是，在那个文学对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并集中体现着对社会的认识作用的时候，这些作品尚不能达到相应的深度，也不能引起社会情绪的强烈共鸣。尽管如此，他们在军旅文学史上的贡献却是不可忽视的。
英雄和典型仍然是80年代短篇小说里的主流人物，但他们多了人性，少了神性，人生基本的情感主题成为作家们普遍选择的突破口，以使人物形象更加有血有肉。在“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里，“革命激情”是文学作品里压倒一切的情感内容，作者也很少溶入个人化的抒情，人性里最基本的情感内容几乎被遮蔽。新时期到来，作家们急切地开垦这一片处女地，一些作品带有了抒情色彩。如《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海波《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5期）、《三角梅》（王中才《解放军文艺》1982年第6期）、《敬礼，妈妈》（宋学武《小说选刊》1982年第11期）、《兵车行》（唐栋《人民文学》1983年第5期）、《轻轻地说》（朱苏进《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6期）等。因为不约而同地以情感的角度切入英雄的侧面，很快又形成“感情加理想”的新模式。一种是“恋爱加理想”，以《三角梅》、《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兵车行》、《天山深处的“大兵”》（李斌奎《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9期）等为代表。它们通常以女主人公与男主人公的情感发展为线索，逐渐展现男主人公为国奉献的英雄主义理想，最终以女主人公对男主人公恋情的升华来肯定这一理想，实现情与理的结合。另一种则以亲情为引线，展现老一辈的英雄主义情怀对年青一代的影响，从而表达对英雄主义的追求。如《母亲与遗像》、《敬礼，妈妈》等。实际上，在“情感加理想”的模式中，情感的所指已经不再是情感本身，而巧妙地被置换成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尽管常常充满了诗情画意，也不过是将政治热情巧妙地转移到浪漫的生活中，以希望实现二者的结合。其中，朱苏进的《轻轻地说》却实现了对这一模式的超越，闪烁着超凡脱俗的艺术魅力。
20世纪80年代的朱苏进以中篇小说见长，《轻轻地说》是朱苏进为数不多的短篇中的佳作，它将情感还原到本体，抒情意味浓厚。它以散文诗一般的笔调讲述了“女儿”的降生和陈伯家儿子的故事。作者以生（女儿）与死（丧钟）、喜（“我”和妻子）与悲（陈伯夫妇）、幸福（我们一家）与痛苦（陈伯一家）等鲜明的二元对立作为内在的逻辑线索，采取复调叙述的方式，将两个本无关联的事情糅合起来。作者不再对二元对立作出简单的价值判断，也没有掺人任何情绪化的爱憎，更不打算激化对立以求结果，只是以一种人间情怀关注发生在两个家庭里的情感事实，并升华出余韵悠长的哲理意味。“女儿”的故事轻快，陈伯家的故事沉重，不管孰轻孰重，作者都以浓郁的温情“轻轻地说”，话家常一般地讲述着生命带给“我们”的喜悦和有英雄主义情结的陈伯的悲哀，对“英雄主义”者的失落表示了深深的同情，似乎情感是作家唯一表明的立场。
进入80年代中期，社会普遍经历过情绪的宣泄后，一股理性力量成长起来，引导了反思思潮。受其感应，一部分军旅作家反观长期以来绵延不绝的“英雄主义”主流，正视并思考其蜕变的痕迹和现实的意义。如《他在拂晓前死去》（张廷竹《解放军文艺》1985年第11期）、《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刘亚洲《小说月报》1985年第5期）、《最后的堑壕》（王中才《小说选刊》1985年第1期）、《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李镜《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6期）、《半面阿波罗》（雷铎《小说选刊》1987年第6期）等等。在这些军旅短篇作品中，英雄失落的过程越来越清晰。张廷竹在《他在拂晓前死去》里，探讨了英雄“牺牲”的悲剧性意义。男主人公宋长庚快上战场前，想为家里留下后代，他与女朋友私自约会未成，却因违反纪律受到处分。在战场上他表现英勇，壮烈牺牲，他的愿望成为了无法弥补的遗憾。在对“牺牲”冠以“光荣”的正面意义的习惯思维下，作者挑战性地提出了英雄的个人得失问题，并对无法挽回的遗憾表达了深深的悲哀。王中才在《最后的堑壕》中还提出并回答了“英雄”的价值判断问题。李小毛不顾危险，独自冲进敌人的阵地，但影响了我军的指挥与进攻，被团长赵恂打死。李小毛的死虽然博得了战友的同情，却遭到了赵恂、军长等人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最强烈的否定，李小毛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仅毫无价值，还有害于大局，从而对无条件地歌颂英雄提出了反面例证。什么样的英雄值得肯定呢？在刘亚洲（《一个女人和一个半男人的故事》）看来，英雄是男子汉的本性，他以天下为己任，铁骨铮铮，勇往直前，决不退缩。懦夫则会恋家怕死，在战场上苟且偷生，只能算是半个男人。他们的品格和人生观截然相反，在战场上水火不容，最终在战场上，作为“男子汉”的陈淮海以极端的方式维护了“英雄”的神圣地位，打死了懦弱的战友罗一明，从而失去了人们的理解和心爱女人的崇拜，成为了一位孤独者。英雄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也因为对战友的超常举动引起人们的质疑，从而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尊重与价值影响力。李镜在英雄被遗忘与漠视的环境中，执著地为他们守墓（《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到了《半面阿波罗》，英雄的形象已经蜕变成了“半面阿波罗”，独自在热恋情侣出没的公园徘徊，难以得到他们的理解与认可，“英雄”已陷于尴尬处境。
宋学武、何继青等人的“战争心态小说”已经完全卸下意识形态重负，不再关心“英雄”的壮绩，而是从心理的角度描述战场上的真实状态。《山上山下》（宋学武《人民文学》1985年第6期）取自于南线战场。两军的一小撮力量僵持对垒，敌我关系紧张，作者却悠闲地在生活细节上扫描，微妙地表现双方的沟通与进退。胜败似乎并不产生强制性的精神力量，而是像两个棋手，劳心斗智，顺理成章地引导出敌方得逞的事实。作者将英雄主义观念和主观精神的目的性完全从战场真实中剥离，以冷淡的态度处理敌我关系，表现出突破传统的探索性。何继青的《遥远的黎明》（《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4期）讲述了一位前线战士与女大学生通信引发的情感故事。作者深入人物的内心，抓住心理稍纵即逝的幻觉，描写出前线猫耳洞中寂寞的生活以及对青春生活的无限渴望。最后因为为女大学生摘取花朵，战士意外地被炮击中，献出了生命。残酷的战争剥夺了一个人正常的情感需要，也毁灭了对浪漫的微薄希望，制造了一出情感悲剧。
从这些具有探索性的短篇作品中可以看到，许多创新与突破已经发生。它们产生于一批富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作家之手，这群人虽然只是短暂地接触甚至完全没有接触过战争，却仍然怀着英雄主义的理想，并清醒面对英雄主义者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生存尴尬，重新探讨“英雄”的内涵。他们在塑造英雄形象与典型人物时更愿意展现普通人的一面，依照常人的标准正视他们的价值所在与生存缺失，不时透露出人道主义的悲剧意识。这群作家在艺术手法的运用上也较为多样，能够发掘不同的叙述角度和方式，以丰富的感性或冷静的思考寻找新的审美焦点，展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这使得80年代的军旅短篇小说无论是从语言、结构还是风格等方面都呈现出更为成熟与多样的特征，还出现了对形式创新较为先锋的尝试者。比如李镜的《那一仗留下个守墓人》，通篇以两个人的对话展开整个故事，在简洁精练中透出匠心独运。如果李镜是在做形式上的减法，那么海波则是在做加法。他的《彩色的鸟，在哪里飞徊？》则采用复调叙述的方式，扫描人物的意识流动和内在感受。无独有偶，何继青在《遥远的黎明》里也引入了意识流，展示主人公稍纵即逝而复杂多变的内心状态。
三、职业伦理意义的探讨：刘兆林、周大新等人的短篇小说
军人为国家建立的功勋是有目共睹的，他们有理由被歌颂被赞美。在“前17年”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军旅短篇小说里可以看到，军人为我们民族、我们国家创造了奇迹，书写了神话，他们是战斗中的英雄，生活中的模范，是道德理想的代表。“文化大革命”期间，军人仍然享有令人瞩目的政治地位。所以，即使是在“解冻”时期，军旅短篇小说里也没有太多负面典型或与规范冲突的形象。但军人受到的约束与人性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也是不争的事实。社会进入越来越稳定的和平生活，军人的职业特性显露出来。80年代来临，文学有了更自由的表达权利。一部分作品已经反映出作为军人这种特殊的职业面临的矛盾与困惑，并探讨军人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军人的职业伦理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军队的制度、规范与使命，社会道德规范。军人的职业伦理意义指这些规范的实现程度以及对军人形成的约束作用。
在以英雄与正面典型为主流的军旅短篇小说传统里，军人的形象给予社会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他们通过各种媒介，被广泛阅读，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起到过良好的社会示范与道德教化作用。80年代以后，对军人关注的重心逐渐发生位移，开始有作品反映出道德规范与人性冲突的思考。80年代初，道德意义上的模范仍然是军旅短篇小说里主流的艺术形象，只是出现了较为生动的对立面，以起到反衬的作用。作家一般不以“神谕”式的话语来启发一般人或后进者，而是从行为和心理方面增强表现力，大大丰富了后进者的形象。如《最后一个军礼》（方南江、李荃《解放军文艺》1980年第11期）、《女炊事班长》（简嘉《小说选刊》1981年第10期）等。《最后一个军礼》讲述了一位参谋送老兵返家途中发生的故事。老兵们离开了军营，宛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自私偷懒的本性暴露出来。与他们同行的已经转业的老指导员耿志却表现出了一名革命军人高尚的精神风范，处处严格自律，最后所有的老兵自发列队向耿志致以诚挚的军礼。毫无疑问作者肯定了耿志的表率作用，对其军人职业道德表达了尊敬与赞同。但是“我”和老兵们的个性与需要已经涵盖了相当广泛的生活真实，其意义不仅仅只是起到反衬作用，还反映出军队道德伦理实现过程中的阻碍与困难。简嘉的《女炊事班长》将跟光放在了军营内部，轻松幽默地讲述了女炊事班长薛钢对战士肖海的管理与教育。怀揣着一已私心的肖海时时忧虑个人得失，处处想投机取巧，暂时获得了信任，最后还是露出了马脚，在女炊事班长的教育下，转变了思想。实际上，这与“前17年”里常见的“先进感召落后”的模式如出一辙，只是以前的落后者没有太多人性自私一面的表露，他们有上进心，仅仅需要先进者以指导与带领（比如陆柱国的《一个炮手的经历》中的杨有才）。80年代的作家们已经在先进者与落后者之间形成了相互参照关系，组成个人需求与道德约束之间交叉比较的坐标，确定道德模范的地位，反映出军人职业伦理性的意义。作家们仍然站在社会性的角度思考军人的伦理价值，流露出对军人的社会影响力无法割舍的情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