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军旅文学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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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短篇小说(7)

朱向前的《地牯的屋.树.河》(《小说选刊》1987年第4期)被徐怀中认为是“一篇探索性的而显然又是深思熟虑的奇文”。它同样是以民间立场重新叙述抗日历史,但与莫言不同的是,他不挥舞西式刀斧雕琢文本的肌理,而是彻底扎根于民间,用纯正质朴的方言讲述地牯的生存状态和他的抗日故事,是军旅短篇小说领域中第一位方言写作者。如果说莫言是“寻根文学”的出走者,朱向前就是军旅短篇领域里“寻根文学”的吟唱者。作者沿着地牯的生命历程,不急不缓地从他受人歧视、可鄙可怜的生活状态娓娓道来,充分表现出在民间自然生活状态下地牯褊狭任性毫无正经的鲜明个性。而在危难时刻,地牯的“痞性”转化成生命力的表征,焕发出强大的战斗激情。他毫无畏惧,英勇退敌,壮烈牺牲,爆发出潜藏着的民族自觉性。地牯成为了民间英雄,人们开始编织“地牯”的神奇传说,那里的屋、树、河以及每一寸土地都有了关于地牯创造奇迹的记忆。通过地牯的故事,体现出作者的追求自然、率性的生命意识。鲜活生动的方言和民间传奇式的语调是该篇两个主要的叙述特色,它使得地牯的民间性更加纯粹可感。

“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选择了非主流的军事题材,意图是除去凌驾在生活上的意识形态观念,还原被遮蔽的生活。同时,也表明了他们恋恋不舍的民间情怀。它预示着军旅短篇小说主流意识的蜕变,民间心态的萌生,文学观念内部发生了深刻的革命。这里找不到尴尬的战斗英雄,只有对豪情满怀的民间英雄的赞美,找不到个人价值的失落,只有对奔放个性的充分肯定,表达出作家对生命存在本相的认识,为反思军人的现实生存状态提供了参照。“新历史”小说的作者们不仅是题材选择上的创新者,还是追求艺术形式的先锋。从语言的采用、叙述的方式、西化或者民间文学式的结构到意象的运用等方面都体现了不凡的审美追求。

第四节90年代:向生活里归隐

经历近1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进入了转型期,政治意识淡化,商业意识逐渐增强,文学面临着从创作观念到组织方式以及出版等各方面的调整。文学界出现了成功的商业运作模式。以精英意识为主导的文学思潮不再具有冲击社会的力量,开始向着自我反省的方向走,个人性的生存空间成为作家们关注的新对象。军旅短篇小说在“英雄”意识和伦理价值探讨的艰难处境中,生发出对民间立场的认同感,并从历史反思回到军旅和平现实,淡出宏大的主题叙事,向着平静的日常生活归隐。

持续的和平生活消磨了老作家的激情,他们带着颂歌意识和英雄情结隐退江湖,经受过“文化大革命”正视过悲剧的中年作家在叱咤风云后开始休整,“新生代”就在这个空缺里无意间闯进了文坛,成为军旅短篇小说新的生力军。作家们将笔伸进烦琐的生活角落,描述着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从写典型、写英雄到走进民间再回到军营里的现实,军旅短篇小说就像打了一场迂回战,一步步甩掉了观念形态对历史和现实的层层遮蔽,褪去社会观念与宣传意识,关注军人作为人的生存需要和生存方式构成的生活现象,并冷静而客观地予以书写。阎连科、陈怀国、赵琪、石钟山、陆颖墨、陶纯、庞天舒、裘山山、王曼玲、衣向东、张慧敏、钟晶晶等加入了军旅生活“新写实”的大军。他们的青春与和平生活同步,也接受过“新时期”浪潮的重重洗礼,面对社会的转型,有一种淡定的平静与理智。“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手法也较为多样,审美趋向各不相同,呈现出个性化的特征。在对文学共性难以命名的形势下,对“农民军人”的关注成为了军旅短篇小说里较为重要的文学现象。

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据了绝对多数,农民们都盼望着改变受歧视的身份,过上他们羡慕的城里人生活。参军是逃离土地的一条出路,农民军人构成了军队的主要力量。军营寄托了逃离者最直接的生活梦想,也承载了他们的满足与失落,喜悦与悲哀。来自农村的作家深深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不约而同地用笔抒发他们的感受与情绪,吟唱出一首响亮的“农家军歌”。反映了这一独特社会现象的有:《疏勒河故道的赶驼人》(陈怀国《人民文学》1991年第4期)、《荒原》(陈怀国《小说月报》1990年第6期)、《去服一次兵役吧》、《兵洞》、《农民军人》(阎连科《朝着东南走》作家出版社2000年版)、《美丽家园》(陶纯《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2期)、《5182兵站》(石钟山《山花》1996年第11期)等等。其中阎连科、陈怀国、刘震云、衣向东、陶纯等人为主力军。从农民军人参军到服役再回到农村,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存状态有某种共性。他们没有高尚的人生目标,只有卑微的现实要求。为了参军,他们要承担心理压力和物质负累以及人际冷暖。作者往往以近乎冷淡的笔调描绘一种灰色的人生状态,表达对他们摆脱过程的艰难的悲悯。参军了又怎样呢?他们或者是像《去服一次兵役吧》所讲的那样,在短暂的喜悦之后,重新失落,并很快平静地认清自己的位置,再回去做农民;或者在部队里度过自己的青春,以高度的韧性坚持下来,还要面临回去的结局。心态的失衡使作品中多弥漫着悲凉感,尤其是在描写边疆生活的短篇中。在《兵洞》里,服役了30年未得到升迁的中士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事实上,他守卫的洞穴已经看不出有任何用途,唯一的意义就是和那里的一草一木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离开后,老鼠居然集体自杀。作者以这样一种超现实的结尾来深化悲哀的心理。《疏勒河故道的赶驼人》中的福山竞不敢告诉家里人他没有当上军官,死在了即将退役与妻子见面之际。死亡恰当地解除了福山的精神压力,也永久失去了释放的可能,使本已沉重的气氛变得凄凉。《荒原》也是相似的边疆生活写照。主人公长期与妻子两地分居,只有一条狗在荒原里与他相伴。不幸的是,连狗也死了。百无聊赖的边防哨所生活表现出农民军人本分的性格和顽强的生存能力,在逃离土地之后,他们体会更多的是失落。其间不仅要承受更大的心理压力和生存考验,还无法向对他们期望过高的父母与崇敬有加的乡亲交代。作家们不再对主人公的遭遇表现出主观的情感倾向和理性判断,而是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心态冷静地讲述着残酷的事实,透出对生存本相的悲哀。曾经在莫言的笔下令作者魂牵梦系、柔肠百结的土地,在这里已经是他们过上美好生活的阻碍。农民的身份成了他们怎么也甩不掉的包袱。这使得作品中的气氛沉重而压抑,还往往萦绕着一种“终点回到起点”的宿命气息,似乎现实的目标竟比以前人们心中的“理想”还要可望而不可即。因此,作品中多凝重沉闷,也少有关于生命的快乐体验与巅峰感觉。

石钟山、赵琪等也不断有关于“农民军人”的作品问世,但叙述中没有了与土地的丝丝牵绊,而是关于军营小人物的众生相。石钟山的《兵舍三味》(《上海文学》1990年第8期)、《新兵三事》(《萌芽》1991年第3期)、《半截子老炊》(《十月》1991年第3期)、《国旗手》(《长江文艺》1998年第2期)等讲述了与军营普通生活相关的人和事。作者擅长从平常小事折射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把玩他们的生活趣味、心理感受与卑微想法。如《兵舍三味》和《新兵三事》都是通过三件日常琐事,讲述兵们的乐趣与烦恼。《半截子老炊》、《国旗手》则以人物为线索,讲述了他们平凡的内心愿望与军旅生活中的情感波折,以及波澜不惊的生活历程里的故事与人际关系。作者以趋于“零度”的情感关注着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他们的存在状态,使作品笼罩着一股绝不张扬炫目的灰色。

80年代女性作家群体以其独特的艺术特征引起了广泛关注,军旅女作家与之呼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到了90年代,因为流失和分化,留下的成员所剩无几,但裘山山、庞天舒、王曼玲等执著者已经创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庞天舒在80年代就有“少年作家”之称,曾出版过小说集《大海,我对你说》、《少女眼中的战争》等。90年代,裘山山有短篇小说集《白罂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多以西藏军人的生活为描写对象。王曼玲有作品《寻找太阳》(人选朱向前主编的《军旅人生小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张慧敏有《红雨》(《解放军文艺》1902年第7期)、《蓝蝴蝶》(《解放军文艺》1998年第7期)等。女作家们带来一股新鲜的气息,打破了男作家一统天下的局面,丰富了军旅短篇小说世界。她们以“女性视角”观察军营生活,描绘女军人的方方面面,探视官兵们鲜为人知的情感世界和家庭生活,表达着女性对军旅生活特有的理解与感受。无论是对军营里温馨角落的发现还是悲情故事的演绎,女性作家都有她们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她们以细腻敏感的气质在作品中营造出温情和浪漫,如王曼玲在《寻找太阳》里对“英雄”的深情寻找,裘山山在《天天都有大月亮》(《人民文学》1992年第1期)里描写的一次意外的情感遭遇,等等。在对细节的把握上,她们能够精细地把握住纤毫入微的心灵震颤,以淡雅的工笔描绘出军人的种种情感状态,作品中普遍有一种散文化的抒情色彩。曾在军营的毕淑敏也写出了大量反映西藏军人生活的短篇作品,并多次获奖,在军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较为著名的有《补天石》、《转》、《君子于役》、《北飞北飞》,并出版了自选集《毕淑敏文集》(群众出版社1996年版)等。作者有着西藏军医生活的丰富体验,了解戍守边关的边防军人们的生活,深深同情他们的艰苦生活与现实困难。作品语言老到,思想锐利,有超越纤柔的大气象,同时也常常蕴涵着女性特有的仁慈与悲悯的情感。作者离开军队后再对军旅生活进行审视,拉开了作品与作家军旅生活之间的距离,相对于正在军旅的女作家们,也就多了些理性与犀利,少了委婉与回避。似乎正说明军旅文学在经过“向内转”与“向外转”多种方位的探索后,逐渐融入了文学的汪洋大海。

转眼间,人类跨过了一个世纪。和平生活以它强大的消解能力,改变了军旅短篇小说不断形成的价值判断体系和审美规范。在文学无名的时代里,军旅作家渐渐失去“军人优先”式的心理依傍,军旅评论家的目光也在疏远这一领域,军旅短篇小说越来越沉寂。1995年,阿成的《赵一曼女士》获得首届“鲁迅文学短篇小说奖”,为军旅作家提供了对革命历史重新认识和想像的新角度,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欣喜之余却让人感到文学评奖产生的轰动效应恍若隔世。可喜的是作者们仍然坚持对军人生活的观照与审视,在安宁的气氛中,默默沉入这片绿色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