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如果说对文学的文本，我们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给予观照，那么站在新世纪初叶，拉开一定的时空距离，我们回望军旅文学50年的历程，可以从历史的变迁中论述文学的发展，寻觅其踯躅前行的步履，同时，作为一种以“文学艺术性叙述”存在的“历史述本”，我们又可以从这些述本中，窥见实存历史的发展轨迹，照见那些闪光的时段中的光荣与梦想。
这些军旅文学作品就像一棵棵参天大树，繁茂葳蕤，把根深深地扎进缤纷多姿、丰富厚实的社会生活当中，而作为艺术的母体，在文学这棵大树上，又有许多其他的艺术样态从中汲取营养，得以开花、结果——电影就是这样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在50年的历程中，应该说新中国电影的发展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而作为主旋律影片重要支撑的军旅题材影片，又与中国军旅文学的律动相契台，许多电影都是由军旅文学作品改编而成，得益于文学蓝本的出色而花开朵朵、果实累累。电影对文学作品的呼应、借鉴、成功的发挥与创新，往往创作出具有典型意义的时代经典；同时，又有许多军旅文学作品因电影媒介的广泛传播而立身扬名、香飘悠远。军旅文学之树与电影艺术之果相互辉映、相得益彰，一起对时代艺术的发展推波助谰、引领风骚。形成了一片郁郁葱葱、错落有致的风景。
当然，文学与电影毕竟属于不同的艺术形态。文学是以文字和时间的流程制造故事，而电影是影像以空间具象在时间中的流淌来完成叙事。因而，在将军旅文学原著进行改编、再搬上银幕的过程中，两种艺术形式会表现出不同的艺术特质。更重要的是会因改编的各种不同动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角度、文化态度、主题意蕴及社会文化内涵。这样，改编的电影作品与原著之间会产生或多或少的艺术变形，这种变形往往体现了时代对于书写历史的述本的需要。军旅文学作品是时代主旋律的敏感的音符，而电影更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手段，经改编的军旅题材影片往往比单纯的文学作品更浓郁地透露出时代的气息与氛围，被深刻地打上时代精神的烙印。
军旅文学——从文学到电影这一章，将以军旅文学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前17年”（1949—1966年）、80年代（1976—1989年）、90年代（1990—1999年），作为贯穿线索，依此来划分与考察新中国军旅题材影片，特别是根据军旅文学作品改编成功的经典影片。本章将把文学述本与电影述本放置在其产生的时代文化背景中，通过相互对照，来聆听实存历史那或激越昂扬、或云淡风轻的回声；来触摸几缕变幻诡谲的历史与文化的烟云；来领略其中的社会文化内蕴与独特的艺术魅力。
“前17年”是军旅文学及根据军旅文学改编的电影的丰收时期。刚刚走出炮火硝烟的新中国，其政权的确立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性转折，新确立的意识形态无疑需要一种全新的宣传表达形式。在“前17年”军旅文学及其改编影片中，都存在着共同的思想依据及艺术创作规范，像政治性、通俗性、戏剧性、趣味性、明朗性等原则。这些原则使得历史在被“叙述”时，其表现“历史性”符码的选择成为一种既定的“语言”格式，因而这样的“历史述本”呈现出符合这一时代主导意识形态规范的样态。电影文本由于“观众对历史解释的接受程度往往取决于对作品历史表现符码的认同程度……人们在消费那直观、生动的艺术形象的同时，也在接受作者所赋予的对历史的解释……”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前17年”军旅题材的电影作品不仅仅让革命历史成为浮现于记忆屏幕上的影子，更树立起一系列深入人心的英勇斗争的事件及光辉的英雄形象，使文本成为最有效的、形象的“历史教材”，成为一个个被树立与宣扬的“神话”，一种民族经历的经典记忆。
“前17年”军旅文学及其改编的影片，很大程度上奠定了新中国军旅文学及军旅题材影片的创作基调与规范，其中的经典作品对于一个时代人们主体性的建构、文化秩序及精神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作为叙事艺术的种种内在创作模式与技巧更成为其后军旅题材创作借鉴与超越的标杆。
“文化大革命”10年，政治权力因素在文艺中极度膨胀，艺术作品被扭曲变形，甚至成为单纯的政治附属品。80年代，由于政治气候的变迁，“思想解放运动”为文化环境带来强烈、富有冲击力的震动。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在主题及题材上开始突破“前17年”及“文化大革命”文艺的种种禁忌与桎梏；而在表现技巧上，一方面“回归”到“五四”的文艺传统，从“前17年”文艺圭臬的局囿之外汲取民族性的成分，一方面学习与“补课”，广泛吸取借鉴西方各种新思潮、新流派，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呈现出大胆思维、技巧创新的繁荣局面。
80年代的军旅文学及其电影改编作品，同样表现出在主题上诗意的洞察与犀利的探索。特别是将笔触深入到人性与情感领域进行细腻地描绘，突破了“前17年”军旅文艺在此主题上一贯的回避与隐晦，同时，开始揭示军队中种种现实矛盾，相对于“前17年”军旅文艺对革命军队纤尘不染的正面描写，是一种大胆的突破。在叙述技巧上，根据军旅文学改编的电影表现尤为明显，如果说“前17年”军旅战争影片多以曲折的情节和光辉的人物在银幕上和观众的心灵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经典，80年代的军旅题材电影则在“叙事形式”上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它们迎合着追求形式的时代潮流。从国外电影流派及对民族文化的反思中汲取创作灵感，以文本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变异及刻意的形式感，冲击着观众既定的“观影模式”。影片中“历史性”符码的意义和“前17年”文本与政治密切那样关联不同，而是更多地将“历史”与“文化”关联，影片借助军事背景，往往闪烁出深沉睿智的思想火花，情绪饱满的力量往往大于情节及人物形象的力度。同时，恪守艺术“共性”规约的坚冰被打破，个性化的声音及表征在文本中呼喊与闪耀，这些电影文本往往承载着对历史文化的反思与创作者个人真挚情感的融合，渐行渐远的革命战争抑或发生在该时期的“南线战争”都在文本中鲜明地凸显历史文化的裂痕与转折，而不仅仅是单纯的“历史教科书”。“战争历史”在这些作品中既是“当代史”又是“心灵史”。
80年代末，国内政治风云产生的一些变化与波动，使得主导意识形态再次关注到文艺宣传不可替代的功能。90年代初期，集中出品了一大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战争史诗巨片，填补了中国电影战争史诗片的空白。同时，银幕所营造的恢弘壮阔、全景多维、可歌可泣的“历史感”，有力地支撑了主导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这里，“历史性”符码再次与政治相关联，成为为历史作证的必要的“银幕述本”。
90年代中后期，“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及“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统一”成为对文艺创作及对电影创作的指导方针。“主旋律电影”也调整了创作策略，力求凸显“多样化”及“三性统一”。根据军旅文学改编的影片，都回避了“宏大叙事”，而选择“小角度叙述”及形式上具有新鲜感的原著来建构电影文本。相对而言，90年代的军旅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无论从主题立意的深度、对尖锐现实问题的感悟，还是对人物与社会关系描写刻画的深入都比以往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叙述技巧及文体探索方面则有了更进一步的开掘。90年代借助长篇军旅小说蓝本改编的影片，也多以独特的视角或切入点将“历史性”符码与远距离回望战争的现实性思考相关联，并与“如何讲述”的文本形式的探索相关联。但是应该说，这些影片从新鲜的视点切人后，内涵与形式的挖掘并不深入，且体现了向“前17年”及80年代军旅影片经典叙事模式的回归倾向。然而，与“前17年”及80年代同类影片相比，它们又显得个性不够鲜亮、叙事张力及韵味不足，很大程度上既缺少“前17年”作品理想主义的清晰流畅、纯真浪漫，又缺少80年代文人式的探索及呐喊的力度。90年代后期的这些作品在“主旋律”既定框架里的叙述/形式调整，多少显出局促与平庸，难以形成经典。
第二节“前17年”（1949—1966）
新中国的诞生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和历史观的确立，电影作为新兴艺术生产力的载体，成为重要的宣传手段。新中国的电影艺术理论及实践路线，主要受两大方面的影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苏联电影。前者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文艺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而在确立了权威话语下的艺术思想观念的同时，也基本确立与决定了艺术实践的方法。由此，电影银幕上开始涌现出大量的工农兵形象。而从历史的继承关系上看，这一艺术实践形式及服务对象的针对性是30年代左翼电影以人民大众为主要受众对象、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电影传统在新时代的延伸与发扬。后者是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苏联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观及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必然都会深刻地影响新中国电影艺术的创作形态。
因而，新中国军旅题材的电影创作不仅要书写艰苦卓绝与辉煌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不仅要承载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的记忆与激情、仰慕与向往，更要肩负着主导意识形态确立与表达的重任。作为一种对历史的正面书写，这些影片要被置于宣传革命、巩固政权、歌颂英雄、鼓舞人民的权威话语下，通过银幕形象与富有意味的叙述表达，来展示可歌可泣的斗争历程。
从《中华女儿》（1949）、《新儿女英雄传》（1950）、《钢铁战士》（1950）、《赵一曼》（1950）、《翠岗红旗》（1950）、《关连长》（1951）、《南征北战》（1952）、《渡江侦察记》（1954），到《董存瑞》（1955）、《平原游击队》（1955）、《上甘岭》（1956）、《铁道游击队》（1956）、《柳堡的故事》（1957）、《万水千山》（1959）、《战火中的青春》（1959），再到《林海雪原》（1960）、《哥俩好》（1962）、《野火春风斗古城》（1963）、《小兵张嘎》（1963）、《红日》（1963）、《英雄儿女》（1964）——这批具有经典意义的军旅题材影片，有许多改编自当时深受群众喜爱的军旅文学作品，像根据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的有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曲波的《林海雪原》、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吴强的《红日》，而《战火中的青春》则取材自陆柱国的长篇小说《踏平东海万顷浪》。根据中短篇小说改编的主要有：陆柱国的《上甘岭》、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徐光耀的《小兵张嘎》，而《英雄儿女》则改编自巴金的中篇小说《团圆》。应该说，这些军旅题材影片在“前17年电影史”中占有了绝对性的题材优势，成为了新中国电影最具代表性与最有分量的创作样态。
同时，这批作品无论是作为文学的“述本”，还是作为影片的“述本”，无论是战争历史题材，还是现实军旅题材，都以一种累叠的、共通的“时代的共鸣”体现出“前17年”军旅/战争文艺的基本创作原则与审美规范。
一、“前17年”军旅题材电影的创作原则
1.政治性原则
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指出“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就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电影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宣传工具，“从新中国的电影政策看，电影不主要是艺术的，或者是商品的，而是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的、甚至是政治斗争的工具……中国共产党在电影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态度一直是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在哲学上是指人们（主体）与生存环境的一种想像的关系，而主流电影正在于询唤观影者进入这种想像关系”。就“前17年”电影来说，正是由于新生政权、新的主导意识形态的确立，必然要求电影调整创作视角，来顺应新时代的需要。因而电影，尤其是根据军旅题材改编的电影，无疑更是将“政治性原则”放在创作的首位。这里就不仅包含着满足人民群众了解新生政权如何建立、人民军队如何壮大的渴望，即展示中共政权如何打江山的过程，更要通过意识形态的“询唤”确立新的政治规范、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针对新形势下的电影创作，夏衍曾在《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中明确指出，在影片的一开始就要以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来介绍故事的时代和政治气氛——这应该说是对当时电影创作的清醒认识与中肯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