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朝鲜战争的散文，在巴金散文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巴金散文创作中的宝贵收获。“在中国人民志愿军中间找到了自己的家”，这对他“在生活上和创作上都有很大的影响”。∞巴金曾两次赴朝鲜前线，亲自体验过枪林弹雨、烈火硝烟的战争生活，亲眼目睹了志愿军指战员前赴后继的英雄行为，这些都化成了强烈的创作驱动力。巴金先后写下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生活在英雄们间》、《朝鲜战地的春夜》、《在金刚山发生的事情》、《坚强战士》、《寄朝鲜某地》等抒情篇章，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真实而又生动地描写了“最可爱的人”无限宽广的胸怀。无比坚强的意志，讴歌了他们美的行为与心灵。《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就是一篇最早描写我志愿军最高指挥员的优秀散文，作者亲切朴素的笔触，记叙了他同彭德怀同志的一次会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司令员的敬爱感情，成功地刻画了志愿军指挥员的形象；他更为倾心的是去深入描写处在火热战场的战士的日常生活，努力挖掘新中国青年一代丰富而美好的内心世界。《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就是陈三、郭恩志、苏文禄等10位英雄人物的素描。《朝鲜战地的春夜》、《在金刚山发生的事情》等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抒情式的叙述、描写、议论，强烈地抒发了对战士的深切悼念和崇敬心情。巴金说“我的任何一篇散文里面都有我自己。”因此，巴金的散文以感情热烈取胜，文笔自然流畅，读他的散文，如围炉夜话，亲人互诉衷肠，于朴素中显出优美，于通脱中显出妩媚，如火一样热烈，风一样温柔，水一样清澈。
杨朔散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有关军旅题材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他曾以明快而热情的笔调描写人民子弟兵的英雄行为、献身精神和成长过程，这期间的散文创作主要辑入《潼关之夜》、《铁骑兵》、《北黑线》；其次，1950年作者随中国铁路援朝大队开赴朝鲜战场，后又转入志愿军战斗部队工作，写了大量的散文，大部分收在《鸭绿江南北》（天下出版社1951年版）和《万古青春》（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两个集子里。或歌颂中朝人民友谊，如《鸭绿江南北》、《平常的人》、《上尉同志》；或赞美朝鲜人民的战斗意志和志愿军的英勇牺牲精神，如《春到朝鲜》、《中国人民的心》、《万古青春》、《英雄时代》等，都感人至深。这一时期的散文正是他创作走向成熟的时期，总是力图“从生活的激流里抓取一个人物，一种思想，一个有意义的生活片断，迅速反映出这个时代的侧影”。如《不平常的人》、《上尉同志》等，所写的人平平常常，所叙的事普普通通，但时代气息却从这“风云图画”的一角扑面而来。在当代中国散文作家中，杨朔是一位有自己的理念追求和艺术风格的散文家，他倡导散文的诗化，提高了散文的审美价值；其散文构思精巧，立意新奇；语言精练别致、清新明丽；文体清美玲珑，削尽繁冗，精练自然，但有时不免失之于雕琢和局促。
除了上述作家之外，还有刘白羽具有粗犷、豪放、气势磅礴风格的散文集《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为我们勾勒了空前激烈的朝鲜战争全景（参见本章“刘白羽的散文”）；战地记者华山向国内报道了清川江畔的故事（《清川江畔》）；黄钢以饱蘸血火的浓重笔触，描绘了杨根思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形象（《在根思牺牲的地方》）；靳以以火样的激情、诗一般的语言为美好事物唱颂歌（《祖国——我的母亲》）；还有陆柱国的《中华男儿》、白艾的《鹰》、黄谷柳的《战友的爱》、刘岚山的《和英雄们相处的日子》、黎家健的《朝鲜停战前后见闻》等等，都是一时的名篇佳作。
二、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
中国革命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光辉历程，写下了一页页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篇章，是一个极其丰富的革命文学宝藏。革命回忆录是富有文献价值的文学作品，是历史与文学结合起来的产物，具有文学的形象性、典型性、生动性的特色，是当代军旅散文重要的组成部分。
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在80年代受到特别提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一是历史的传承，二是时代的需要，它们与革命历史小说一起，成为以“形象”的手段，来确立对现代中国历史的权威叙述的重要凭借。比较起“虚构”的小说创作来，“纪实体”的回忆录或史传散文，有小说所难以替代的直接性和影响力，因而其创作活动又不仅仅限于文学界。
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有着鲜明的特色，其表现在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优秀的革命传统，以讴歌革命前辈和当代英雄为己任，遵循纪实文学的真实性原则，成为确立对中国革命史规范叙述的依据和标准。在“前17年”的军旅散文史上，革命回忆录和“史传”性散文的创作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50年代中期，革命回忆录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传记文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注重叙述“过往之事”，讴歌革命前辈，教育一代新人。这种写作侧重于撰写英雄人物的故事。当时较有影响的作品有《把一切献给党》、《革命母亲夏娘娘》、《不死的王孝和》等。《把一切献给党》是中国保尔式的英雄人物——吴运铎自传体的传记作品。全书以生动的情节和富有生活哲理的语言，具体介绍了吴运铎的战斗生活，表现了其思想成长过程和忘我刻苦的奋斗精神。黄钢的《革命母亲夏娘娘》，人物形象生动，结构严谨，此外还有柯蓝的《不死的王孝和》、雷加的《海员朱宝庭》、韩希梁的《黄继光》、丁洪等的《真正的战士董存瑞的故事》等等也大受读者欢迎。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反映抗美援朝的传记文学，以《志愿军英雄传》和《志愿军一日》为代表，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史料。（参见本章“魏巍及朝鲜战争题材的散文”）
第二阶段，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其特点是比传记文学作品更为广泛的革命回忆录，得到了普遍的发展。1956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起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的征文写作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清晰完整”地反映解放军的“出生、战斗、成长和发展”的历史；后来则是影响更大的大型丛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的写作和出版。
《红旗飘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57年开始出版，至“文化大革命”前，共出16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80年代中期，又出版至第29集。以革命回忆录、传记作品为主。但也有革命烈士的诗抄以及一些反映当年革命斗争生活的小说、散文和诗歌。《红旗飘飘》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就是它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仁人志士为解放事业前赴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同时再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描绘革命领袖人物的伟大人格，也是其中的重要思想内容。它突出的特点，是内容丰富多彩、感情饱满充沛、文字朴素清新、体裁多种多样。它是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和鲜血写成的中国革命斗争的史诗，同时也是进行光荣的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正如《红旗飘飘》的“出版说明”所指出：“本丛刊是专门向我国广大青年读者宣传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光荣斗争的历史，歌颂近百年来我国历次革命斗争中的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鼓舞我们青年一代向无限美好的社会主义英勇进军的”。
《星火燎原》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9—1963年出版，当时编辑了10集，第5、第8两集未能出版。该书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的英雄业绩，在体例上按建军和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等四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丛书一方面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党领导下各地风起云涌的武装斗争画卷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成长历程，如《难忘的行程》、《艰苦转战》、《难忘的岁月》、《洞庭胡畔四十天》等作品就从不同的角度生动而真实地描写了各地区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和红军初创时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南渡乌江》、《飞夺泸定桥》、《通过大凉山》、《一袋干粮》、《飘动的篝火》等篇章，则生动地再现了长征途中一幕幕动人情景；《虎竹山下脱险记》、《山河欲裂征马鸣》、《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红色的苇塘》、《芦家滩痛歼日寇》、《皇家参观团的覆灭》、《人心所向》、《千里跃进大别山》、《伟大的战略决战》等作品都是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优秀作品。另一方面，它真实而具体地再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步奇、叶剑英、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表现了他们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人格以及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立下的伟绩丰功。其中，陶承的《我的一家》、陈昌奉的《跟随毛主席长征》、傅连嶂的《在毛主席的教导下》、陈农菲的《在最黑暗的年月里战斗》、缪敏的《方志敏战斗的一生》、李立的《转战南北》、程世才的《悲壮的历程》、李天焕的《气壮山河》、杨尚奎的《艰难的岁月》、邓洪的《山中历险记》和《潘虎》、朱道南的《回忆广州起义》和《在大革命洪流中》、杨植霖的《王若飞在狱中》、陈赓的《挺进豫西》、赵连城的《咱们的五政委》、张沛然的《青化砭伏击战》等都是影响较大、流传较广的突出篇章。
总之，《星火燎原》和《红旗飘飘》均是这一时期革命回忆录的代表。但两相比较，《星火燎原》更侧重于具体事件的描述、历史史实的钩沉，作者主要以党和国家、军队的高层领导为主。《红旗飘飘》更侧重革命人物的塑造，丛刊作者也更有群众性，既有高层领导，也有战争中的老战士，撰写战史、军史的专业作者，以及革命烈士。《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里的许多作品不仅具有鲜明的思想教育意义及认识价值，而且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朴素亲切的回忆色调，史诗性与文学性的统一，饱满充沛的革命激情，都是丛书的特色。虽然丛刊中有小说、诗词等体裁的创作，但大部分是纪实体的叙事文。“这种文体，连同作者的身份，在读者的阅读心理上，加强了历史叙述的可信性和权威性”。
当然，文学史界对此也颇有保留意见，认为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也存在明显缺陷。除了主题单一、题材雷同，结构、技法简单，语言粗糙。视野狭窄等外，更主要的是不少作品在反映历史的真实性上打了折扣，有的把握尺度不准，有的甚至失实错位。这些问题虽然反映了时代的局限性，但后人阅读也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