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存葆介入散文较晚但起点很高。从小说之后，经由报告文学《大王魂》、《沂蒙九章》到90年代中期才在散文界露出峥嵘头角。他的散文特点和他的小说、报告文学创作有同有异。同者皆为大题材、大气魄、大情感、大篇幅；异者则在于从“政治爆破”转向了文化观照，从对当下中国现实的紧密跟踪，转向了对未来人类生存困境的终极关怀。《鲸殇》、《大河遗梦》、《祖槐》短则万余字，长则3万字，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或从鲸群自杀下笔，或从黄河断流着眼，关注的是后工业社会中的环保问题和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抓住的是现代文明进程中人们的普遍焦虑，表达了一种大忧患与大思考，比《高山下的花环》中所传达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与跟界更见阔大；比《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中所表露的政治反思与社会批判更见深邃。同时，李存葆又一反他的小说写作常态，粗中有精，在大处着眼，细处着笔，开始注重讲究语言，从遣词造句到排比刊对仗到节奏到韵律，无不精心斟酌推敲。虽然略有用力过猛，修饰过细之嫌，但自创其“新赋体”却在散文界别具一格。
与周涛、李存葆、莫言、朱苏进、朱增泉等人的阳刚大气之作形成呼应与互补的有两个方面军。一是来自女性王国的一批清新秀丽之作，以及斯妤、裘山山、燕燕、庞天舒、项小米、唐韵、刘烈娃、王秋燕、刘馨忆、文清丽等和前辈作家郭建英、杨星火等共同组成的军旅女散文家群。二是由诗人、小说家、资深编辑、报告文学作家组成的“混合军团”，如叶楠、彭荆风、凌行正、朱亚南、峭岩、喻晓、程步涛、韩静霆、王宗仁、苗长水、金辉、阎连科、杨景民、卢江林、汪守德、张为、吴国平、姜宝才、师永刚、何况等人“搂草打兔子”式的散文写作，也收获了军旅散文的丰硬果实。再加上刘白羽推出的记录与总结自己一生的厚重长卷《心灵的历程》，就使得90年代的军旅散文开始初具规模，有了基本阵容，有了代表人物，也有了重头产品，是50年来的最好时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军旅散文是迟开的花朵。而且随着时代要求与文体的对位关系，和作家心态与文体的对应关系的进一步调整，21世纪的军旅散文，必将绽放出更加奇异绚丽和更加繁茂丰盛的花朵。
第二节“前17年”的军旅散文
一、魏巍及朝鲜战争题材散文
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几年，最激动人心的散文是通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通讯特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学园地中的报春花，也是本时期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收获。巴金、魏巍、靳以、菡子、杨朔、黄钢等大批作家，都奔赴硝烟弥漫的抗美援朝战场，以饱蘸激情的笔墨，在三千里锦绣江山的宏阔背景下，谱写一曲曲志愿军的颂歌，及时向祖国人民报道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战争事迹和生活故事。围绕着抗美援朝，掀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散文创作的第一次高潮。这些作品既有专业作家的通讯特写，也有专业作家和志愿军指战员的作品合集。前者如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菡子的《和平博物馆》、《我们从上甘岭来》，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中间》、《我们会见了彭镍怀司令员》，刘白羽的《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对和平宣誓》，杨朔的《鸭绿江南北》，华山的《远航集》，靳以的《祖国——我的母亲》等，都是这类散文中的名篇；后者如《朝鲜通讯报告选》（一、二、三辑）、《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凯歌声中话友谊》等。这些作品真实地再现了中朝人民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同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壮举，表现了中朝人民血肉相连、唇齿相依的传统友谊。
大型专辑《朝鲜通讯报告选》是由丁玲作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至1953年间出版的三集精选之作，收集了作家和记者赴朝鲜前线采访而写下的通讯报告109篇。其中的作品不管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讲，基本能够反映朝鲜战争散文创作的总体面貌与成就。作为最早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通讯散文集，其发人先声的文学价值与政治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志愿军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全书分三集共印篇文章，按故事发生的时间排列，第一集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到第五次战役，第二集从第五次战役之后到上甘岭战役之前，第三集从上甘岭战役到朝鲜停战实现。记载了64位英雄人物的动人事迹。其中有大家熟悉的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罗盛教等英雄的传记。在艺术上，其突出成就是真实性与艺术性的统一，特别是在“事情要真”方面，严格做到“事出有据”。这些作品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崇高精神，是新中国英雄主义颂歌最初的奠基石。
《志愿军一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是由志愿军总政治部1956年编辑的大型军事纪实散文集，共收入500多篇作品，100多万字，分为四编，记载了前后方志愿军指战员的战斗情景和生活风貌。由于该书是从13000多篇、合计大约近千万字的浩瀚征文中精选出来，故而反映的生活画面十分广阔。这部文集的作者多是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战士，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具有强烈的感情穿透力。郭沫若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真正是无愧抗美援朝运动的有血有肉战史，是要永垂不朽的由战士们自己所亲手建立的丰碑”。《志愿军一日》这部由英雄历史的创造者们集体创作的大型史书，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
《凯歌声中话友谊》（解放军文艺社1958年版）是在1958年最后一批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时，由解放军文艺社发起的“中朝友谊”征文，共收入报告文学、散文120篇。其中《不朽的纪念碑》、《友谊花朵永不败》、《姊妹血》、《抢救》、《战斗的火阵》等等，都是较好的作品。此书可算是《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的续篇。
如果说《朝鲜通讯报告选》、《志愿军英雄传》、《志愿军一日》、《凯歌声中话友谊》等是以集体创作的方式“雕满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英雄群像的丰碑”，是由“创造历史的人们自己来做的历史的记录”，在风格上大体趋向一致，那么巴金、魏巍、靳以、菡子、杨朔、刘白羽、黄铜等关于抗美援朝的散文佳作则是以鲜明的个性色彩点染着“前17年”军旅散文园地，使其在同一中不失绚丽，严肃中不失清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魏巍。
魏巍17岁就参加了八路军，一直随部队出人于硝烟弥漫的战场。这种艰苦的环境，培养了他战士的品格。他后来回忆说：“正是那样的年代里，民族的、人民的命运惊醒了我，使我在我们小司号员那样的年龄走向了人民，走向了生活，走向了党，走向了诗。”艾青曾评述过他的诗：“他的感情纯粹是战士的感情”，“通过战地生活的描述，刻画了战士美好的心灵。”此一特征可看作魏巍诗歌、散文、小说共同的审美特征。
抗美援朝期间，魏巍曾先后三次奔赴朝鲜战场，陆续发表了《谁是最可爱的人》、《战士和祖国》、《汉江南岸的日日夜夜》、《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血与火》、《前进吧，祖国》、《依依惜别的深情》等。这些作品都有过较大的影响，《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被选人大学、中学课本，“最可爱的人”成了人民解放军和志愿军战士的代名词。作者出入战火，亲历身受，对战士美好的品格和精神有深刻的了解和体验。丁玲说，“魏巍是钻进了这些可尊敬的人们的灵魂里面，并且同自己的灵魂融合在一块，以无穷的感动和爱，娓娓地道出这灵魂深处所包含的一切感觉。”这是作品取得成功的主要的原因。除散文集《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之外，魏巍一直笔耕不辍，随后又陆续出版了《春天漫笔》（作家出版社1959年版）、《壮行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魏巍散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怀人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这才是青春花开处》（石油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等散文集。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魏巍的成名作，在1951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被标为“朝鲜通讯”，这篇时代的赞歌从各个不同的侧面，生动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艰巨而光辉的历程，推出了一个个气壮山河的英雄形象，热情歌颂了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作品表现出撼人心旌的奔放与热烈，作家在以饱蘸着激情与诗意之笔来描写战士的事迹与品格的同时，还时时直抒胸臆，来表达对战士的热爱与赞美。作品一开头就深情地说：“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的奔腾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的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发自肺腑、无法抑制的潮水般的感情在亿万中国人民心中引发了共鸣，感动了几代人。它的成功正在于它不像常见的通讯而更像是一篇抒情散文，这也最鲜明地体现了魏巍散文的特色。它选取了志愿军战士在朝鲜战场三个互不相关的典型情节，通过三个典型情节的具体描写，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地开掘战士们的崇高心灵，让读者感受到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有什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地美丽和宽广”。这样选用典型细节的结构手段，有别于通讯的罗列材料，把新闻材料用文学语言进行生动传神的描写；同时以“我”的第一人称直接进入作品，倾注了浓烈的感情，使叙事抒情紧密结合起来，作品就显得亲切动人。它的出现，促使通讯抒情化、散文化，更富有文学的色彩，以一种轻松、活泼、优美的情调贴近读者，拥有读者。
魏巍的散文熔叙事、抒情、描写、议论于一炉，叙写真切，抒情热烈，充满了感人的力量。作品语言色彩绚丽，形象鲜明，诗情与哲理相结合，行文舒展自由，文学意味浓厚。尤其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散文日趋通讯化，以至失去自己美文的特色，而《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散文化通讯，对散文从通讯回复自身起到了很有力的促进作用。但与此同时，《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英雄主义基调以及“情、事、理”的三段结构法，与稍后的杨朔散文一起被人们不恰当地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使散文在后来一个历史时期又逐渐走向了单一化、模式化。
菡子于1952年赴朝，在朝鲜战场体验生活8个月，亲身经历了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女作家，菡子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她从硝烟弥漫的朝鲜战场发回的《我们从上甘岭来》、《在胜利的前沿阵地上》、《和黄继光通讯班相处的日子》、《前方》、《和平博物馆》、《观察员的位置上》等战地通讯，对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报道得绘声绘色，感人至深。后来辑成《和平博物馆》（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和《前线的颂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她说整理这些文稿时，“又激起了我作为一个战斗者的自豪感，我追随过英雄们的足迹，几乎不能离开他们，甚至有时也成了战斗的一员”。菡子不像魏巍那样以哲理的抒情称著，而是以诗意的叙述见长。“人生经受严峻的生活的考验，最能产生诗的情绪”。她以女作家细腻敏捷的艺术感觉，把战争的艰苦和残酷通过渲染环境的气氛透示出来，从而捕捉到来自生活的诗意。菡子善于从新鲜事物和人物身上、从细微的景象和战士的活动中着意捕捉动人的诗意，从而体现战争环境中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境界。《和平博物馆》写作者跟随通讯员到前线作战坑道去，这条1600多米长的弯弯曲曲的坑道，是从石壁中一分一厘地“磨”出来的，环境艰苦自不用说，还经常有敌人的炮弹在周围爆炸，通讯员却说：“现在靠着它打仗；往后呢——和平博物馆，门上挂块‘欢迎参观’的牌片，说不定全世界的人都来瞧瞧呢。”（《和平博物馆》）作者在这里没有激昂慷慨的抒情，更没有那些豪言壮语的铺陈，却可从战士普通的话里领会到他们的乐观精神和必胜的信念。在上甘岭的坑道里，她总是以极大的兴趣，从战士的一个眼神、一句话语发现那些光彩动人而又能激起人们共鸣的感情，着意发掘普通人美的品质和美的人情。这些以朝鲜战场为背景、以志愿军战士为主体的散文，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真实性、战斗性，浸透着作者对战士的爱和对侵略者的恨。菡子的散文清纯朴素、自然流畅、情致婉然，透露着朴素、真实、细致，散发出生活的芳香和动人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