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涛的诗有着浓浓的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情结。《神山》诗集开篇第一句就是：“世间需要这种奇伟的男儿/如同大地需要/拔地而起的雄峰”（《猛士》）。他喜与成吉思汗或努尔哈赤或多尔衮这些有风声的带拐弯儿的名字的人杰神交，甚至盛赞他们“有足够的体力彻夜狂欢/第二天爬起来照样驰骋阵前威风凛凛/仿佛一夜间/汲取了神秘的力量”。他鄙夷道学小儒，讥讽那些“广阔土地所养育的心胸狭隘的/八股先生们/……酌指甲盖儿大的一盅酒/豪饮”，嘲笑他们“缺乏性欲而又不减淫心/无屠狗之力而又清晨舞剑”（《人杰》），真个是辛辣无情，淋漓痛快。他崇拜雄性，在他的眼中，大西北是一个雄壮的男性，“是一个强壮粗野的汉子/浑身蕴涵的精力无处发泄/肌肉似地绷起重重山岳”（《大西北》），苍凉雄峻辽阔无边的大西北就是他正直、刚烈、严厉、暴躁、威严的父亲，他热泪盈眶紧抱着父亲那粗犷的胸膛深情地喊着，“我是属于你北方的儿子/我愿以短暂的死/换取你永恒的生！”（《我属于北方》）。他选取项羽、曹操等乱世枭雄作为他理想中的英雄原型，认定人杰“必先蒙受屈辱/起于荒草/拔剑四顾/欲哭无泪/感悟天地的神谕/萌动马鬃飘飞的雄心”（《人杰》），他讴歌死之壮美，“啊！让鹰像鹰那样地死去吧/再别让高飞的灵魂悲惨地夭折……//只有浩瀚的长空才配作飞翔者的坟场/雄禽的死亡，本身就是一次壮美的终结！”（《鹰的挽歌》）。同时，又用《吴越春秋》中“覆船自沉于江”的渔父去讴歌无名的牺牲之美，赋予他理解的“英雄”一种复杂的令人深思的色彩。
周涛的诗充满了雄伟的意象、豪迈的气势和磅礴的激情，而这也赋予了他的诗一种地域性的华美。他的诗中雄山、广漠、大水、野马、猛禽时时出现，这使得周涛总是处于一种激情化的抒写状态中，他的诗篇就是力与美的舞蹈。“马”和“鹰”是他诗中频频出现的精灵，如《人杰》中纵马驰骋的马和《鹰之击》中年轻的与狼搏斗的鹰，前者代表了大地上驰骋的速度，后者代表了长空中搏击的力量。周涛30多岁入伍，半路出家，他写军人完全脱离了具象的描绘，而重在精气神的刻画，而其军旅诗的成功也恰恰得益于他对底层军人生活的“隔”。他写高山驻军的艰苦：“听说下山的战士见了一棵普通的树/竟会流泪而且抚摸得那样深情/调休的连长搂住妻子柔软的腰肢/会因为想到山上的战友而愧疚/特别是驶进喀什河洗车的汽车兵/躺在沙滩上就仰望着柔云出神/我知道他们心里都是一句话/——生活着该是多么好啊”（《朝拜你，我的神山和圣海》），一下就戳到人的心灵深处。他写军人对祖国的忠诚：“军大衣/为我证明/子弹只能穿过我的前胸/而绝不是背脊”（《冬天，我的军大衣》），又是多么巧妙而深刻。就一个军旅作家而言，周涛的诗歌创作中直接触及军人的诗篇并不多，然而他所写的诗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雄奇刚劲，这完全符合军队这个雄性群体的精神气质，因此也可以说周涛所有的诗都在追求一种战士品格的塑造，是一种古典激情的现代演绎。
1984年周涛到南部前线体验生活，之后在三年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写成了一首长达2000多行的长诗，这就是引领军旅诗坛大诗浪潮的《山岳山岳丛林丛林》。这是继周涛1979年出版《八月的果园》以后写的另一首长诗，时隔8年，他“终于从模仿别人的深井里爬了出来”。长诗分三次发表在《边塞》、《昆仑》和《中国西部文学》上，这部反映南线战争的长诗，“无贯穿的情节和整饬的结构，它的思维呈发散状，结构呈网络状”，宛若一幅战争碎片的斑驳拼贴画，深刻表现了诗人对战争与和平、对生命与死亡、对军人职业等一系列主题的复杂思考和深沉追问。参战前的心态是恁般真切，“恐惧的人嗅到了死亡临近的气味/那是一股长锈的生铁冰凉坚硬的味道/轻松的人嗅觉迟钝感觉却浪漫/他总以为打仗的时候都在拍电影/他要在电影中扮演英雄主角”；战场上的窘境是恁般冷酷，“机枪火力的暴风雨压制住头顶/身体紧紧往地面上贴，恨不能薄如一张纸/而胸膛却硬邦邦被一颗地雷顶住/”；一场战役的后果是使一个人“从一米八零变成了一米零八”，是山上又多出来的976座列阵的坟茔，是无数妇人的哭喊：“坟墓，把你里面的人还给我。”这首长诗不仅是对战争的反思，它更是对生命的追问和一首悲怆的挽歌：“一代又一代的死者并没有使大地腐烂/却是活着的人们使之拥挤混舌/……一切形式的死/目的都在于提醒和挖掘生的意义//死去的人已经不怕死了/活着的正怀着恐惧……”面对烈士战死的青山，诗人唯一的疑问是：“我们活着吗。”在这首长诗中，所表达的并不仅仅是与战争相关的思考，显然还包含了诗人在断断续续写作的3年中的其他考虑，因此有些地方显得枝蔓太多，略显累赘，但对于一首长达2000多行的长诗而言，出现些许瑕疵，并不妨碍其成为一首优秀的战争大诗。
周涛的诗总是硬汉式的、雄性的、激昂的，较少涉及内心的隐痛，“他像一匹兀立北方的狼，只给你展示仰天长嗥的雄姿野性，却难得一觅它蜷缩洞中对的舔伤呻吟”，也较少涉及像爱情这样私密性的主题。诗歌又是文学最敏感的前卫，周涛的诗歌显然是传统的，他崇尚的是“师法自然”和“生命本性”。在同时代的杨炼、江河、西川、王家新等人新锐的语言表达面前，周涛有很长时间没有从精神困境和语言本体中挣脱出来。在诗歌形式的创新上，他既不如上述几人，更不如稍后的后新诗潮先锋们。在1994年写出《渔父》之后，周涛基本上就已撤离诗歌界，在喊出了“亲爱的诗坛已经离我很远了”以后，始终保持了“兀立荒原，任漠风吹散长鬃”的硬汉形象。
三、南线战争诗
随着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大量的当时被称为“老山诗”的战壕诗，如雨后春笋般在南线战争的硝烟中蓬勃生长，在当时的老山前线（含东山前线），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诗社。上至将军下到兵士，都在罐头商标上在香烟纸盒上，在战斗的间隙写诗。这次战争引发的诗潮，到80年代更加方兴未艾，与以前的战争诗相比，南线战争诗已经开始有所突破，它拓展和深化了军旅诗的表现内容，不再是表层地单纯表现我军英勇豪迈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诗的触角开始深入到80年代普通士兵多层次的广袤无垠的心灵世界，开始进入个体的人的内心来表现焦土上的生活，开始有了对战争的反思和对军人命运的思考，开始表现新时期军人所具有的新的时代心理、道德观念、精神素质和性格特征。如周良沛所说，开始“表现出对生活和历史的责任感和清醒的沉思”。可以说，南线战争诗是新时期军旅诗歌变革的先声。
杜志民前期的诗集《阵地上的小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大都是通过对现代化军事演习的抒写来写照当代军人的灵魂，其风格是热情而明朗的。到了抒写南线战争的诗集《山地风》（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他开始热衷于一种他称之为“前线纪实诗”的诗体试验，其风格就转而变得沉郁凝重了。他撕开以往战争诗故作豪壮的假面和粉饰荣誉的金色花环，真实再现了战场惨烈的血色景观和士兵复杂的心灵世界。《亡曲三部》记录了士兵在战场上的命运抉择，抒写了“地球人”与“诗人”之间的对话，但无论是军人之死还是诗人之死，诗的立意和旨归都是对战争这一存在的沉思和探究。杜志民在此企图通过这些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战争诗，来表达他对战争的独特阐释和对世界的另类理解。
李晓桦的诗往往超越对正义战争的渲染，超越对英雄人物的廉价歌颂，直接面对战争的产儿：死亡和毁灭。南线归来后，他写下了《我的墓志铭》、《遗书与情书》、《士兵谈论死》、《这里埋着一个女兵》等一系列“死亡诗”。“死/一下子离我们这样近/近得像/每次呼吸都能钻进肺叶的空气”（《死神.士兵》）。他毫不回避死神降临时的真正感觉，但是面对死亡的阴戾，他又是无所畏惧的，就像《一棵被削掉顶冠的大树》，“在绝壁上/他裸露的根/有力的扎进山岩/风的火久久旋围着它/雷的锤不断锻打着它/雨/又为这冶炼扬起片片轻烟/再造出一群新的/虽然幼稚/但将更加锋利的/绿色的剑”。他著有诗集《白鸽子，蓝星星》和长诗《蓝色高地》（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贺东久著有诗集《带刺刀的爱神》（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面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等，他想像力丰富，常有惊人之笔。在他的笔下，战士的头颅是“装满思想的炸弹”（《古战场抒情》），士兵的眼睛是“天生雄性的太阳”（《以太阳和月亮的声音，宣布》），士兵的钢盔是太阳下盛开的金葵般的“桂冠”（《士兵的桂冠》），士兵的墓地是“庆贺战争惨烈的精制蛋糕”（《墓地》）。但是他的想像物毫无例外地“具有一种粗犷豪爽，惨烈的质感”。贺东久对待战争的态度是非常辩证的，一方面他炽热地礼赞军人的荣誉，面对军人的象征物——钢盔，他高唱：“哦！士兵的桂冠/太阳下，一丛盛开的金葵”（《士兵的桂冠》），面对战争的结果——即将截肢的伤腿，他豪迈：“再见啦/我的经脉如江河/肌肤如土地的腿呵/……/再见啦/我的生死与共的腿呀/迈开正步昂然向前/对准命运的大门/飞起一脚/把悲剧踢得很远很远”（《脑与腿的对话》）；然而对于战争，诗人是清醒而明智的，他盛赞军人却讨厌战争，他眼中的战争景象是：“遥远的地方/有无数战场/那里只有/流失的血海/翻不起波浪/泥土是嗜血的/灼热的血浆冷却了/变成无数石子/高贵的溅泼呵/坟墓如冷库/冷藏/不再需要鲜血的/欲望”（《血库》）。此外，贺东久在情诗和歌词上也造诣颇深。
在南线战争诗人中，将军诗人朱增泉特别引人瞩目，那时他已年届五旬，却是诗歌新秀，一试笔就是长达百余行的《猫耳洞人》（《地球是一只泪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住猫耳洞这是南线战争自爆发以来一直没变的事实，因此也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有关猫耳洞的诗，但是朱增泉写猫耳洞人却并不局限于前线战士的猫耳洞生活，诗人将猫耳洞人与数十万年之前穴居的蓝田人、元谋人相比，继而唱出中华民族“捍卫繁衍生息疆域的悲歌和浩歌”，从这一首诗歌中可以看出朱增泉的宏伟诗风，但其成就主要是以后的大诗和散文创作。
此一时期，除杜志民、喻晓、李晓桦、贺东久、朱增泉等人外，许多前一对期的知名军旅诗人如李瑛（《永不降落的旗》）、胡世宗（《墓地，升起蓝烟一片》）、瞿琮（《法卡山英雄速写》）等等也写出不少反映南线战争的诗作。在他们的南线战争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对传统军旅诗歌形式上的明显传承，那么在稍后的1987年，《解放军文艺》推出的“战壕诗会”诗人们，在诗歌的表现形式和思维趋向上就已经和传统渐行渐远了。
1987年夏天，解放军文艺杂志社召集刘立云、筒宁、蔡椿芳奔赴老山前线，这次南线之行的收获，就是1987年8月号《解放军文艺》隆重推出的“战壕诗会”，其中有蔡椿芳的组诗《南殇》、刘立云的组诗《红色稻泽》以及简宁的长诗《麻栗坡》。这三部组诗（长诗）在对战争的表述上。已经与传统的“李瑛模式”的主题明确的抒情式的军旅诗歌大为不同了。如果说南线战争诗是新时期军旅诗歌变革的先声，那么这次战壕诗会就是对传统军旅诗的一次直接挑战。
刘立云善于将战争中人的死亡瞬间表现出来，如《瞬间：A》、《瞬间：B》、《静物：A》、《静物：B》等篇章，破碎的肢体、炸裂的头颅、漫天的血雨以及死前的幻觉，都被刘立云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刻画下来，零度情感的写作方法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同样冷酷无情的战争和冷酷无情的死亡。在《红色褶泽》中，我们看到：“从断崖到断崖/是一片红色沼泽/我深陷其中/并且闻见了死水的气息/在那阵啸音响过之后/我的手和脚和其他部位/犹如鞭炮炸开后的碎片/飘落在沼泽地里。”残酷、血腥、碎裂、死亡，这就是刘立云笔下的战争。
蔡椿芳的组诗《南殇》由《红土高原》、《奕者》、《起雾了》、《死亡是花朵，流在每个人的血液中》、《高地之一》、《高地之二》、《寂寞的村庄》、《你要常常注视自己的肢体》8首诗组成。诗人从北京来到这片燃烧的红色高原，正如这首组诗的名称“南殇”一样，面对着战火中的死亡和血腥，想像着亘古以来的征战和厮杀，悲叹着生命如朝雾一样的短暂和易逝，“战死者的尸体弃于棋盘之外的荒地/在草丛中堆积…一直到野草，逐渐淹没他们的头顶”（《奕者》），最后只剩下粼粼的白骨和女人的哀号，诗人在最后提醒人们，“要常常注视自己的肢体”，因为“所有活着的人/你们都是有福的”（《你要常常注视自己的肢体》），表现了诗人对人性与和平的呼唤和对战争的反思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