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塑造了加多个人物形象，如青年牧民巴哈尔、苏丽亚和叶尔纳，哈萨克族老人布鲁巴，解放军师长任锐、骑兵团长巴彦拜克、排长高克明和战士沙尔拜等等。此外，还有帝国主义分子麦克南、叛匪首领忽斯满、乃曼部落头人阿尔布满金以及大小毛拉等等。其中，巴暗尔是诗人着力刻画的主要人物，他是牧民在斗争中觉悟的典型代表。在女性人物的形象塑造上，诗人依然延续了《天山牧歌》对边疆女性的赞美诗风，诗中的青年女性苏丽亚和叶尔纳。大胆热烈地追求爱情、自由和光明，行动果敢决绝，巴哈尔这个人物形象与之相比就逊色许多，可见闻捷尤擅刻画女性形象。另外，长诗中如麦克南的阴险狡诈、尤丽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忽斯满的蛮横狂妄、阿尔布满金的狡猾善变以及大小毛拉的装神弄鬼、工于心计等等都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复仇的火焰》被称为“诗体小说”，充分体现了诗人在叙事和抒情方面的艺术才华。诗人在叙事中抒情，在抒情中描写，使长诗的叙事、抒情、描写三者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形成浓郁的抒情气氛。这部叙事诗不论叙事写景，还是刻画人物，都充分发挥了抒情的特长，如苏丽亚与巴哈尔幽会场面的抒写：“风呀，你要轻轻地吹，/青松呀！你要无声地摆动，/夜呀！你要保持永恒的静寂，/不要惊动年轻的恋人。/月亮呀！请躲进云层，/星星呀！请闭起含笑的眼睛，/雾呀！请挂起轻纱的帐子，/护卫这对幸福的恋人。”优美舒缓的抒情笔致在紧张的叙述中时而出现，使得全诗色彩浓烈，充满诗意。
此外，闻捷在诗中对少数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了大量的穿插描绘，注意借鉴吸收少数民族诗歌艺术，如长诗中出现的“冬不拉之歌”、“血泪谣”、“相思曲”、“鹿之歌”等。以及在叶尔纳和沙尔拜举行婚礼时哈萨克古老的“劝嫁歌”、民间歌手的“挑面纱歌”、青年男女风趣的“即兴对歌”等民歌的穿插，赋予了长诗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丰富了长诗的主题内容，增强了长诗的抒情色彩。同时，对烘托环境气氛、揭示人物心理、推动情节发展、表现主题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大体看来，20世纪80年代之前，除闻捷的《复仇的火焰》和郭小川的几部叙事诗之外，影响较大的叙事诗还有高平的《大雪纷飞》，周良沛的《游悲》、《猎歌》，公刘的《阿诗玛》、《望夫云》，白桦的《鹰群》、《孔雀》，蓝曼的《坦克奔驰》，纪鹏的《铁马骑士》，王群生的《新兵之歌》、《红缨》，王致远的《胡桃坡》，杜志民的《哨所风雪夜》，周涛的《八月的果园》，韩笑的《松江浪》等等，除以少数民族生活为内容创作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叙事诗以外，其他的叙事诗并没有取得太高的成就。就此而言，长篇叙事诗《复仇的火焰》是当代诗坛一部填补史诗性叙事诗空白的重要作品，其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对军旅乃至当代叙事诗的创作都极具借鉴意义。
公刘、白桦、高平、周良沛、周涛等人的叙事诗都是以少数民族生活为创作题材，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为他们的叙事诗笼罩上一层异样的魅力。（公刘、白桦的叙事诗在前章已经论及，此处从略。）
高平的《大雪纷飞》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年轻的藏族女仆央金，受阴险狡诈的主人派遣，孤身一人到遥远的冈斯拉寻找“最好的羊群”，善良的央金没来得及与自己的男友江卡告别便上了路。风雪途中，她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返回故乡”的欢乐梦幻里，在大雪纷飞中冻死。诗歌通篇采用女主人公央金的内心独白，随着支差路上的日程，主人公的感情心理活动一层层被展示，脉络清晰，结构显明。全诗既没有悲欢离合的曲折情节，也没有精心雕琢的华丽词句，只是平白如话地娓娓道来，朴实无华的诗句却蕴涵了感情的冲击力。周良沛在云南时期就忙于整理少数民族的歌谣，如《古老的傣歌》（1956）、《藏族情歌》（1956）等，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和浸淫，使得周良沛写出了以纳西族古老歌谣《游悲》（《游悲》是纳西族语，即《殉情歌》）为基础的同名叙事长诗《游悲》。该诗写恋爱中的纳西族男女为追求自由的爱情而到玉龙雪山殉情的故事，诗人着力描写了一个理想中的“玉龙第三国”，那里的天上没有乌云、日月放光、彩云游动、山洁水清，那里雉鸡当晨鸣、黑狐当家狗、白鹿当耕牛、斑虎当马骑，通过对这个自由王国的描绘，诗人热情歌颂了纳西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1979年4月，周涛也写出了《八月的果园》（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这是一部反映新疆解放前后的农民生活的叙事诗，通过对艾山老汉在解放前后两种生活的描写，砍土馒和金唢呐前后两种生活的象征，热情讴歌了这“八月的果园”——解放后欣欣向荣的新疆，作者新疆风味的抒情化语言使得整部诗篇充满了浓浓的异域风情。这部周涛早期的作品以颂歌为基调，与周涛后期以思想和机智见长的作品迥然不同，但与同时代人相比，已经显出了周涛独特的语言功力。
纪鹏1952年曾经在装甲兵部队指挥所编辑报刊，对朝鲜战场上坦克手的战斗生活比较熟悉，时隔10年之后，他写出了反映朝鲜战场坦克手生活的《铁马骑士》（天津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蓝曼也于1965年写出了《坦克奔驰》（作家出版社1965年版），两者都是描写坦克兵题材的叙事长诗，所不同的是，《铁马骑士》反映的是我军装甲兵部队在朝鲜战场的战斗经历，而《坦克奔驰》是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发展壮大过程，两者的不足之处都在于语言过于直白，人物形象略显单薄。王致远的《胡桃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讲述了胡桃坡一带革命军民勇斗反动地主的动人事迹，笔触生动，文风简洁，情节复杂，出场人物众多，除了胡桃娘、胡桃女、冯灵秀、同飞虎等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外，地主、匪兵、媒婆等反面人物的形象也栩栩如生，是一部描写革命题材的不可多得的叙事长诗。王群生的《红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情节曲折，文笔抒情，通过主人公王大中九死一生的奇特经历，塑造了一个为重返革命队伍而忍辱负重，对革命无限忠诚的英雄形象，但是众多不甚恰当的排比。使该诗显得冗长拖沓，过于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在赋予该诗传奇色彩的同时，也消弭了一定的现实意义。王群生的另一部叙事长诗《新兵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描写了新兵赵向阳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的故事，叙事风格和艺术手法与王致远的《胡桃坡》颇为相近，甚至在某些情节上也有相似之处，如“母子相认”（胡桃娘与同飞虎，李大娘与赵向阳），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反映了战乱年代所造成的诸多的骨肉分离，而革命战场上的母子相认又为诗篇涂上一笔浓浓的喜庆色彩，这种情节的多次插入可以看出作者对传统戏曲的有意识借鉴。
韩笑的《松江浪》（《东北作家》1988年第4期）是以第一人称写就的自传体长诗，长达3000余行，是写东北伪满时期以主人公张春喜为代表的一群进步青年，勇于反抗，追求光明，经过短暂的迷惘和彷徨，终于走向解放区的艰难历程，故事情节曲折，人物个性鲜明。更为突出的是该诗在吸收古典诗词、小令、民歌等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还借鉴了马雅可夫斯基楼梯式诗风，与现代口语熔为一炉，所有这些都使得该诗特色鲜明，自成一家，成为当代军旅叙事诗的一个亮点。
总体来看，军旅叙事诗受当代叙事诗影响，多是用诗的形式讲述一个故事，具有流行的“写实”倾向，其思想艺术价值虽说不可一概而论，但以诗的体式去承担小说、戏剧等体裁的“任务”，确实显得不堪重负，因此也造成了诸多的缺陷和硬伤，如：形式和内容的剥离；人物形象的简单化；故事情节的贫乏化；缺乏诗的质地和氛围；民歌民谚的强行介入等等。这与当代叙事诗的弊病也是如出一辙，除了时代的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诗歌传统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第四节80年代以来的军旅诗
一、新时期的开始
新时期伊始，和南线战争相映生辉的还有两位军旅诗人的政治抒情诗犹如两颗重磅炸弹，给当代诗坛以极大震动，它们就是叶文福的《将军，不能这样做》（创作于1979年6月14日，发表于《诗刊》1979年第8期）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1979年6月8日《光明日报》）。这两首诗的创作时间竟然相差不过几天，很显然这是与当时的历史反思倾向合流的。《将军，不能这样做》，从诗的前言来看，是一首即事感怀的愤笔之作，全诗情绪激荡，直抒胸怀，采用“楼梯式”和“反诘”“对比”的艺术手法，使得该诗具有很强的情感冲击力。《小草在歌唱》是众多有关张志新事件的诗篇中最为出色的一篇，该诗以“小草”的意象统摄全篇，不仅表现了对社会历史的反思和批判，更是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剖析，雷抒雁因此被称为“变革时代的抒情诗人”。这两首诗的出现标志着1949年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抒情诗传统开始由个体与社会、历史、政治的紧密契合转向自觉分离以及对社会对历史对自我的反思和批判。这两首诗“直面现实、反思历史和自我解剖的勇气，充分表现了一个战士诗人的良知和使命感，分别成为叶、雷二人诗歌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虽然由于种种非诗的原因，这种干预社会现实的诗歌的势头没有在诗坛上进一步展开与推进，但它对军旅诗歌的刺激和启示却是深刻而有力的。”
二、周涛的军旅诗歌创作
自李瑛以后，对当代中国军旅诗的冲击和改造是从“新边塞诗”的兴起开始的。80年代初期，在新疆的杨牧、周涛和章德益重振古代边塞诗的雄风，树起“新边塞诗”的文学旗帜，着力于表现雪山、荒原和戈壁中坚韧、粗犷和高亢的人生，以鲜明的当代意识和充满悲壮色彩的崇高美，为新时期的诗坛吹来一股豪迈奔放的天山长风。1982年，周涛在《新疆日报》上发表了《关于形成新边塞诗的构想》一文。到1986年，周涛的《神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和杨牧的《复活的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一并获得全国诗集大奖。标志着“新边塞诗”达到了巅峰时期。边塞诗的美学品性是阳刚大气、气势雄伟，充满了健硕的生命力和宏壮的民族精神。且自古以来的边塞诗莫不以边关热血为表现对象，由此可见“新边塞诗”的诗歌精神无疑与昂扬奋进的军旅人生是两相契合的，周涛就是在这里找到了解脱“李瑛模式”的钥匙，军旅诗豪迈壮阔的天性得以解放，被缚的“提坦巨人”自由了。
周涛是新边塞诗的代表人物，他性格狂放，气血慷朗，喜读历史，热爱自然，是极具文学个性的诗人兼散文家。周涛少小便随父移居边疆，在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里长大，在那里，周涛的人生姿态、天生秉性和地域环境、人文环境得到了天然的契合。如周涛所言，“大的反差和强烈的参照系，多种生活方式的影响和浮光掠影的知识结构，广阔的自然地貌形态及游牧人生活方式造成的易感性，维吾尔人的幽默感、哈萨克和蒙古人的长诗品格，柯尔克孜人和塔吉克人的传奇色彩，传说、寓言、民歌、音乐、舞蹈以及伊斯兰的拱顶、宜礼塔上的咏经诗，铺满丝绸和地摊的小土巷……等等，都对我不能不产生心理上的、情态上的、整个素质和眼光上的深深的熏染”。华夏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周涛身上的碰撞和融合使他从小便“学会了在各民族的对比中观照自己的民族”。马背民族的原始粗犷，改造了汉文化的圆熟精致，为之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两种文化板块的碰撞，孕育出了一个“西北胡儿周老涛”，也造就出了周涛雄浑劲健、豪放悲怆的文学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