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一光的另一部长篇军旅小说《走出西草地》（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是一部以崭新的角度描写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中数过草地经历的作品。主要人物是红四方面军中的一支特殊的人马，他们由一群“犯人”组成，被称之为“改正队”、“甄别队”，大都是极左路线下的受害者。他们在漫漫远征中，一面肩负保护部队物资的重担，一面勇猛作战，同时又忍受着精神上的沉重压力，但是他们从未放弃红军必胜和革命到底的信念，相互鼓励，走出茫茫的西草地。作品文字简约明快，人物个性鲜明，洋溢着顽强不息的理想主义气息，也是一部难得的佳作。
六，裘山山、项小米等女性军旅作家的长篇小说
80年代，女性军旅作家在长篇小说领域有所斩获的寥寥无几，严歌苓可谓一枝独秀。她创作的《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分获十年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通过陶小童——一个文艺女兵在生命垂危之时的内心独自，真诚地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少女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年月里的人生遭际：怎么锻炼都难以“成熟”，怎么改造都难以达标，从而只能置身于更艰苦的锻炼和更严格的改造。作品在回溯中反思，在自述中自省，敏动的感觉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苦涩的纪实与幽默的自审相互映衬，别具深刻启人的内力。但总体来看，作品稍嫌稚嫩，社会反响不大。
90年代军旅长篇小说繁荣的另一重要特征恰恰是以裘山山、项小米、姜安、庞天舒等为代表的女性军旅作家的崛起，她们创作的《我在天堂等你》、《英雄无语》、《走出硝烟的女神》、《落日之战》、《生命河》等作品，摆脱时下女性文学流行的以小我为中心的桎梏，把目光投向历史和先烈，以女性视野、女性立场切入深层的社会、战争和军营，为女性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拓展了女性写作的视野和情感的蕴涵，为女性写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她们的出色表现，打破了80年代军旅小说长篇领域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单调格局，为军旅长篇小说文坛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我在天堂等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是裘山山的第一部军旅长篇小说，也是其长篇处女作。小说以饱满的激情，在凸显老一辈进藏军人的战斗历程及精神世界的同时，巧妙地通过欧氏“家族”三代人半个世纪以来极富个性形态的理想实践与生活追求的表述，以及与历史相关联的迥然不同的人物命运揭示，折射出历史进程中不同个体之间复杂的情感冲突、理解乃至认同的轨迹，极具终极关怀的人文力量和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小说从离休老将军欧战军得知最让他疼爱的三女儿木槿有“外遇”要闹离婚，而在他心目中认为“最有希望”的小儿子木鑫又被卷人了生意场上的“丑闻”，决定召开家庭会议发端，逐步揭示时隐时现于这个大家庭的谜团或困惑。欧战军因家庭会议不欢而散，突发脑溢血，不治身亡。伴随老将军近半个世纪的妻子白雪梅，面对现实矛盾百感交集，不得不启封在心底埋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向后辈们讲述了十八军女兵进藏的故事，讲述了她们的激情、信念、苦难与牺牲，也讲述了自己的爱情与婚姻，以及6个子女的身世等等。在白雪梅作为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进行跳跃性贯穿全篇的回忆的同时，穿插叙述的是后辈们正面临着的动荡、迷茫、乃至相对个人而言可谓严峻的人生挑战，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其多视角、时空交错的结构和表达方式成为作品一大鲜明的艺术特色。
那些蒙上了尘埃却又历久弥新的回忆，使后辈们回到了那个充满苦难与牺牲的时代。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段以生命火焰点燃理想的历史。特别是小说中的进藏女兵，她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坎坷，太多的生存极限的考验，也正是因为这一系列常人无法承受和想像的苦难，造就了她们的坚强性格和无私胸怀。在欧氏大家庭中，欧战军、白雪梅夫妇所生6个子女一半因恶劣的自然条件而夭折，现存的6个子女中的3个则是进军西藏的战友、烈士及苦难藏族同胞的遗孤。欧战军夫妇对血缘之外的3个子女，倾注了比亲生骨肉更多的爱心和责任，其无私奉献的精神，向世人展示了有如高原天空一般洁净美好的人性光彩。
从欧战军、王政委、辛医生到白雪梅、苏队长、刘毓蓉，从男兵到女兵，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他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可就如白雪梅的回忆所言，这些苦都是“自找”的。“没有人天生喜欢吃苦，吃苦本身也不值得骄傲”，之所以自找苦吃，是因为他们把解放西藏、建设西藏当做了一名人民战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念，燃起了他们的激情，激励他们一往无前地去牺牲和奉献。小说对高擎坚定信念或说信仰火炬的勇士，投入了无限的理解与尊祟。将革命前辈和先烈的壮举，与后辈们的或执著或迷茫或动荡不安的精神状态作对比，则不难发现，其实小说最想传达的，是充分肯定信仰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强大力量，以及对坚定、纯洁、高尚信仰的热切呼唤。
小说风格细腻，细节处理饱满，许多情节感人至深。小说出版后，分别被改编成话剧或影视作品，社会影响较为广泛。小说不足之处在于，分视角、多时空的结构和表述方式未能做到前后一致、水乳交融，时常又落人全知视角的表述窠臼；以“我在天堂等你”冠名，并不能统率作品整体内涵等。
项小米的《英雄无语》（作家出版社1999年版）是一部写英雄的书，但又迥别于传统的英雄主义写作模式，它开创了一种新局，唱出了一种别调。概括而言，其新异之处有三：
其一，“紫色”英雄观深化了“英雄是人”的观念。新时期以来，受“反思文学”思潮的影响，军旅作家开始对传统的“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形象进行了认真的自省。但是，这种自省还多局限于英雄人物的性格弱点或某些工作失误，尚少涉及人物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人格等深层因素，直到《英雄无语》的出现。项小米在《英雄无语》中把“说不清楚”的“爷爷”定位为“紫色”——红色与黑色化合而成的神奇颜色。“爷爷”既是坚定的革命者，是红色英雄，身上又蕴藏着与之完全相反的黑色的封建性与匪性，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在“爷爷”身上共生共存，此消彼长。这种对既定的“英雄”观所进行大幅度调整的写作尝试，既使作品展现了更为扑朔迷离的历史景观和人文景观，又为“英雄是人”的自省模式带来了新的审美内涵。
其二，低调式反思深化了革命历史题材的思想内涵。《英雄无语》在格调上既不同于《皖南事变》的哀婉悲歌，又不同于《我是太阳》的慷慨高歌，而是自始至终保持了一种低回又不失深情的咏叹基调，通过对人物命运和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反思，揭示了革命历史某种意义上的混沌，以及人性不可捉摸的斑驳与复杂。面对这种混沌和复杂，英雄无语，观者黯然。
《英雄无语》的低调反思从人物本身与社会历史两个层面交错展开。在感情生活上，“爷爷”虽然始终不少女人，但却从未真正拥有过女人，感情世界枯竭，内心充满孤独，可悲的是他对此毫无意识；在工作上，“爷爷”和他的白区战友，为了革命整日过着提心吊胆、与虎谋皮的日子，血也流了，罪也受了，功也立了，可是革命成功后，他们却渐渐地成了革命的“另类”，平时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一个个不得善终，成为革命祭坛上的牺牲。就因为他们曾经在白区工作，存在可能上的不纯洁性，这种对革命纯洁性狂热的追求和近乎卸磨杀驴式的残酷，怎不叫人胆寒？“爷爷”是一个发育得不完全就上路了的畸形英雄，他伤害了几位奶奶，可是畸形发展的历史又伤害了多少人呢？显然这种低调反思的历史内蕴就远非一个“紫色英雄”所能涵括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