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人物冯兰池父子的形象刻画得颇具深度，旧式地主冯老兰的保守和顽固与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冯贵堂形成对比，作者分别刻画了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阶级在剥削农民的手段上所采取的不同策略，旧式地主冯老兰保守、顽固，他总是采用最保险的方式从农民身上获取利益，而受过西方教育的冯贵堂在剥削手段上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以讲究“人道”来掩人耳目，带有更多的欺骗性。两种不同类型的地主阶级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反映出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同时表明在近代中国统治阶层内部存在的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不同思想。
《红旗谱》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但民族化的美学风格是最引人注目的艺术特色。它在农民斗争的内容和方式上、在人物的塑造上都体现了民族的精神和气质。“朱老巩大闹柳树林”、“反割头税斗争”、“高蠡暴动”等农民斗争，都带有民族的传统色彩和中国北方农村的特点。书中描写的农民战争采取的也都是最地道的农民方式，如第二部《播火记》中，攻打冯家大院的场面非常鲜明地表现出农民战争的特色，毫无战争经验的农民一出场就乱了阵脚，作者将农民初上战场那种紧张、兴奋、害怕、惊喜的心理刻画得惟妙惟肖。在农民斗争的历史进程中，作者还着重刻画了中国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从浓厚的地方色彩中透露出民族特色。作者曾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说：“如果一本书深入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当然不仅仅是地方色彩）浓厚了，民族风格、气魄就容易形成。”。小说以朴实、生动的语言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北方农村的民俗风情和精神风貌。如过除夕、赶庙会、安机织布、架锅杀猪、耪地、捕鸟、相好、说媒等，都显示出地道的北方农村的地域文化色彩。小说还借鉴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写作手法，故事情节传奇曲折，引人人胜，富有民间特色。
小说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红旗谱》中主人公朱老忠与主要事件缺乏紧密联系，常常游离于斗争的中心，每一个重大事件都与他擦身而过，他只是有如一个历史见证人，目睹着每一次社会变革，而江涛和运涛等知识分子作为斗争的领导者则占据了主要位置，一直到《播火记》朱老忠才开始成为真正的主角。主人公的游离使全书的结构显得疏散，故事情节缺少紧凑的衔接，失去了引人入胜的吸引力，同时江涛、运涛等人的性格特征尚不够鲜明、丰满。
二、追求理想、信仰的知识分子群像：《红岩》
《红岩》（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版）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写的是罗广斌、杨益言两位作者亲历的故事，两位作者于1958年出版了《红岩》的原型——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并在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发行量达300多万册，在此基础上他们创作了长篇小说《红岩》，并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行400多万册，创下了当时长篇小说发行数量的最高记录。
在“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中，塑造英雄是共同主题，但《红岩》却独具魅力，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正是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坚定理想和崇高信仰的知识分子英雄群像，这些英雄有以往作品中英雄所具有的共同的品质，比如勇敢、机智、顽强、无畏，但更加可贵的是他们身上特有的知识者的光辉，作为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革命者，他们既有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又有宏伟理想的理论支撑，两者的结合使他们拥有了超出一般革命者的个性魅力。江姐和许云峰们在革命的道路上经受了长期的锻炼，因此他们具备其他作品中英雄人物所缺少的丰富的斗争经验和成熟老练的工作作风、知识者的智慧、革命者的坚强、对祖国深沉的热爱、崇高的人生信仰、坚定的革命理想等等，这些美好的素质叠加在这些英雄人物身上，使他们放射出耀眼的光华。事实上，这些英雄人物的完美已经显出“高大全”的影子，但是由于作者在人物的塑造上采取了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并赋予人物以智者的高贵气质以及富于个性化的语言和行动，从而并不使读者感觉虚假和空洞，反而产生要成为“他”的强烈愿望，把“他”当做人生模仿和追随的目标。
许云峰和江姐是作者着墨最多、给读者印象最深的两个英雄形象。许云峰是一位经历过长期地下斗争的领导者，他一出场就表现出成熟革命者特有的光彩与魅力，他老练、机智、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通过沙坪书店细微的变化而识破敌人的阴谋，做出了当机立断的处理；在茶楼为掩护市委书记李敬原，挺身被捕；在狱中唇枪舌剑战胜毛人凤和徐鹏飞，并用手指挖开地牢通道留给战友越狱。所有围绕他的细节描写生动地表现了许云峰的机警老练、远见卓识和自我牺牲精神。江姐是书中描写较为丰富并且在读者中反响强烈的一个人物形象，在她身上既有知识者的高贵，又有革命者的坚强；既有女性的精细，又有政治家的机警；既有纯洁高尚的情操，又有沉稳内敛的气质。在赴川北途中看到丈夫高悬的头颅，她隐忍着内心的痛苦继续战斗；在狱中面对种种酷刑，她依然保持着高贵的个性和不凡的气质，尤其是她牺牲的场面，给无数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理头发，换旗袍，整衣拭鞋，吻别“监狱之花”，和战友们一一告别，从容而镇定地走向刑场。除许云峰和江姐之外，在英雄的谱系里还有爱憎分明、追求真理的刘思扬，长期隐蔽、忍辱负重的华子良，沉着老练的齐晓轩，埋头苦干的成岗等等。在这些英雄人物的塑造上，作者运用了多种手法，比如仅仅描写他们在狱中受刑的场景，就有正面描写（如成岗）；有侧面叙述（如江姐）；有气氛烘托（如许云峰），如此等等，使他们的性格都放射出独特的光彩。
值得一提的还有书中对反面人物的成功塑造。当叛徒甫志高尚是一名革命者的时候就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他有着知识分子的儒雅气质，对人关心体贴，讲求生活情趣，深爱自己的妻子，在被捕之夜，他还买了妻子最爱吃的食物，但当他得知作为地下联络站的书店已被敌人查获，回家即有可能落入敌人的魔爪时，经过复杂的心理斗争之后，对家的依恋战胜了一切，终于，他选择了难以割舍的妻子，却不知已经踏上了走向背叛的第一步。作者通过细致的心理描写，表现了甫志高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使他成为“前17年”军旅文学人物长廊中鲜明的“这一个”。对甫志高被捕之夜的心理刻画丰富了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也引发今天的读者更多深入的思考。
三、冯德英和他的“三花”
《苦菜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是冯德英第一部小说，创作历时6年，因书中第一次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革命母亲的形象，成为“前17年”军旅长篇小说中一部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品。此后，冯德英又创作了《迎春花》、《山菊花》两部以战争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与《苦菜花》一起并称为“三花”。
《苦菜花》突出的成就是塑造了一位平凡而感人的革命母亲的艺术形象。“母亲”是典型化了的中国北方农村妇女，作为一名普通的劳动妇女，做农活、操持家务和照顾孩子是她生活的基本内容，善良、慈爱是她性格的主要特征。作者着重描写了抗战初期“母亲”忍辱负重、逆来顺受的生活，但也正是这样艰辛的生活让人感受到了“母亲”性格里隐藏着的刚强。在女儿娟子的开导下，她开始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由最初的胆小怕事到支持儿女的革命行动，最终自己也投身到了火热的抗日战争之中，最后为了保住八路军的兵工厂，她忍受了敌人的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看着女儿小嫚被敌人杀害，“母亲”坚韧顽强的性格在这时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村妇女，“母亲”走上抗日道路不是由于革命理论的引导教育，而是出于其仁义、慈善的性格以及对家庭和亲人本能的爱护。这样的写作手法使革命母亲这一形象显得真实、自然、亲切。“母亲”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比较完整、丰满的革命母亲的形象。
在艺术上，《苦菜花》表现了浓郁的民族风格，作者将王官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充分展现了特定时期的山东农村各种势力、各个阶层的思想、生活状况，构成一幅丰富多彩的民间风俗画，不仅写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敌我斗争，也写了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广大贫苦农民与旧传统和旧礼教之间的思想斗争。守旧、固执的四大爷无法忍受娟子像男人一样的工作和革命行动，与母亲进行了激烈的思想交锋，最终不觉悟的四大爷死在敌人的枪下。还有杏莉妈与长工王长锁之间曲折的恋情，花子对包办婚姻的反叛，反映了新旧变革时期，长期封闭的农村也渐渐滋生了自由恋爱的思想萌芽，这些细微的变化给作品带来了鲜明的时代感。阶级斗争、民族斗争和新旧思想的交锋在作品中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山东农村在抗战时期丰富、复杂的社会状况和生活风貌，体现了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感。
《迎春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以解放战争为背景，描写了胶东解放区人民为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小说以山河村为焦点，着重反映了村中以曹振德为首的革命者与地主蒋殿人及反革命分子孙承祖等人之间的斗争，并通过敌我双方的斗智斗勇，反映了当时北方农村的生活面貌以及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状况。女青年春玲是书中的主要人物，这个年轻女性对革命事业忠诚、热爱，性格热情、开朗，乐于助人，作者通过她选择配偶时的矛盾心情，深入地揭示了一个少女面对爱情时的困惑和迷茫。青年儒春善良、正直、勤劳，不仅是她儿时的玩伴，而且是奉父母之命定下的未婚夫，然而由于其父老东山的保守、顽固，不允许他参加任何革命活动，在春玲眼中成了落后分子；与此同时，小学校里的文化教员孙若西却热烈地追求着她，在儒春和孙若西之间，这个尚未经历过爱情的女孩子迷茫了，她喜欢儒春的善良，却讨厌他的懦弱与落后，她为孙若西的执着追求而心动，却又不了解孙若西的为人。作者将主人公的矛盾心理娓娓道来，一波三折，最后通过一次征兵运动让春玲看清了孙若西的真面目，并坚定地动员儒春参了军，也解决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作者细致地描写了春玲的情感和心理活动，丰富了人物的性格。
此外，书中的几个反面人物也都各具特色，地主蒋殿人狡猾多疑、善于隐蔽自己，通过小恩小惠和表面上的顺从赢得群众的同情，暗中破坏革命；冯寡妇则善于撒泼耍赖，公然进行破坏活动；由村妇救会长蜕化叛变的孙俊英则有着贪图享乐的本性和女人的精明；国民党特务孙承祖及其妻王镯子则冷酷、自私。书中正反两派之间的斗争时明时暗，使烧粮、强奸等事件扑朔迷离，引人入胜。
《山菊花》（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山菊花》（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的出版相隔三年，但读来并不感觉断裂。上部以三嫂一家为基点，通过大女儿好儿和二女儿桃子婚姻线索反映了整个胶东地区人民同地主恶霸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下部延着上部铺垫的情节继续发展，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也遇到了暴动失败的挫折，然而逐渐成长起来的胶东儿女在斗争中日益成熟，不仅大女儿好儿和二女儿桃子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小女儿小菊也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主人公于震海在一次次的对敌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并越来越成为胶东人民抗日斗争的领导核心。
同《苦菜花》与《迎春花》一样，《山菊花》也将作品的重点放在了几位女性的描写上，书中出现的几位女性以其各不相同的性格特点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比如三嫂性格独立、有主见，桃子聪明坚强，好儿柔弱多情，小菊活泼聪慧，萃女热烈大胆，二妞则性情刚烈。尽管人物较多，却性格各异，而作者表现人物性格的方式则主要通过人物对家庭、婚姻、恋爱的态度来展现。比如，小说一开头就写了一件让三嫂一家蒙羞的事，张老三在媒婆孔霜子的挑唆下，认定大女儿好儿和高玉山有了奸情，不问青红皂白就要处置好儿，三嫂在气急败坏的丈夫面前毫不畏惧，力主问明事情真相再作判断，并将整个事件分析得清清楚楚，以理服人，把张老三反驳得无话可说。开篇一件小事就将三嫂这个农村妇女独立、有主见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