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日》的局限在于缺乏对战争本体的深层思考，这也是“前17年”战争文学的一般问题。此外，《红日》对我军内部的思想矛盾与斗争揭示不够；相比较军事干部而言，政治干部普遍缺乏光彩；语言质地也嫌粗糙。
四、传奇故事：《铁道游击队》与《林海雪原》
粗略看来，“前17年”的战争长篇小说大致有两种路数：一是重横的展开，选取大事件，作大场面、大气势的铺排，从承传上讲，远承“三国”近学苏联，所谓“全景式”，如前所述的《红日》与《保卫延安》；一是重纵的延伸，选取小战斗作小型化、精致化的挖掘，更富于民族特色的传奇性和情节性，所谓“故事体”。《铁道游击队》和《林海雪原》即是“重纵”路数的代表之作。
《铁道游击队》（刘知侠著，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版）是一部因题材新颖、情节生动而被广为传诵的作品，尤其60年代被改编成同名电影的成功更提升了小说的知名度。小说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鲁南枣庄矿区的煤矿工人和铁路工人，因不堪忍受日寇的蹂躏和屠杀，秘密组织起一支铁道游击队，以灵活、机智的斗争形式抗击日寇的故事。
小说塑造了刘洪、王强、彭亮、小坡、李正、鲁汉等英雄形象，其中游击队长刘洪是作者倾心刻画的战斗英雄。作者在刘洪身上突出了其勇敢、成熟、稳重、侠义的性格特征，他以高超的扒车技术、豪爽大度的侠义性格赢得了游击队员们的尊重和敬佩，在他领导下的铁道游击队搞洋行、打票车、扒铁路、拆炮楼、撞兵车，以各种秘密、神速的斗争形式，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使敌人闻风丧胆、心惊肉跳，被人民群众传为神话般的英雄队伍。小说采用了拟话本的形式和传奇的笔法，将游击队神出鬼没的斗争刻画得神乎其神，有惊无险，每战必胜，传奇的故事情节和胜利的斗争结局迎合了读者的阅读心理，增添了作品的吸引力和诱惑力。在紧张惊险的战斗中，作者还穿插了队长刘洪与芳林嫂之间的爱情故事，使小说舶结构曲折跌宕、张弛有序。小说借用了旧说书的传统形式，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和人物的传奇性格，但同时忽略了人物性格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深入挖掘和刻画，刘洪与芳林嫂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更多地体现出战争中的友情和为了革命理想而走到一起的结合方式，缺少作为个性化的生命个体相互吸引的情节和因素。
曲波的《林海雪原》（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同样以其独特新颖的题材内容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不仅极大地强化了战争小说的传奇性，并且运用传统的民间文化因素和侠义小说中夸张、浪漫、通俗、生动的写作手法，将战争小说的传奇色彩推向了极致，提高了传奇化军旅小说的艺术品位。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了广泛的欢迎，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等多种艺术形式，“智取威虎山”的故事和杨子荣的英雄业绩广为传诵，对中国当代文学乃至几代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理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林海雪原》描绘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一支36人的剿匪小分队，深入东北地区林海雪原，与数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土匪巧为周旋；并派孤胆英雄杨子荣化装成土匪，打入匪巢，深入虎穴，终于内外夹攻，全歼匪徒的故事。题材本身的惊险奇特，是以往的战争文学所从未表现过的。全书围绕奇袭虎狼窝、智取威虎山、绥芬草甸大周旋、大战四方台等四次战斗为主线谋篇布局，每一个战斗独立完整又相互联系，并在中间穿插了一系列曲折惊险、趣味横生的小故事，纵横交错，环环紧扣。在惊险紧张的战斗中又经常出现突发事件和意外变故，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独特奇险的自然环境里，小分队以雪为衾，跨谷飞涧，攀壁跳崖，战胜天险，雪地追踪，除虎驱狼，深入匪穴，孤身作战，充满了跌宕曲折、波澜起伏的传奇色彩。作者在叙述战斗故事的间隙还安排了一些优美的神话传说和自然景物的描写，使全书的结构张弛有致，疏密得当。
《林海雪原》浓郁的传奇色彩，还得力于奇异神秘的自然环境的描写和渲染。整个剿匪活动发生在时至隆冬的长白山区，广袤无边的茫茫林海和巍峨险峻的祟山峻岭是主人公活动的主要场所，绥芬草原的冰天雪地和人迹罕至的林海雪原带给读者无限神秘的遐想。巨石倒悬的鹰嘴岩，险境奇出的奶头山和威虎山，表面幽静、内藏杀机的河神庙和阴险的定河道人，一望无际、沉寂无声的绥芬草甸，虎狼出没的原始森林，变幻无常的穿山风，都给这场奇特的战斗染上了神秘、恐怖、惊险的奇异色彩。作者不光描写了自然环境的险峻，也描写了大自然优美奇妙的神采，如明亮如镜的镜泊湖，风雪过后彩霞满天的奇景，使全书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气质和氛围。浪漫传奇的美学风格以及将传统的审美心理推向极致的写作手法使《林海雪原》在“前17年”军旅小说中独树一帜，魅力四射。
塑造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是《林海雪原》艺术风格的重要表现方式。少剑波、杨子荣、刘勋苍、孙达得、栾超家等，都是身怀绝技又各具个性特征的战斗英雄。有论者认为，这5位英雄性格的设置“受到民间传统小说‘五虎将’这一隐形结构的支配。自从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以后，五种性格构成的主要英雄人物常常是古典武侠小说的基本人物模式，《林海雪原》也不自觉地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五虎将”都是英雄，但又各具特色，少剑波智勇双全，杨子荣胆识超人，刘勋苍勇猛顽强，孙达得坚韧忠厚，栾超家粗俗诙谐、善于攀登，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作者在着力突出每一位英雄人物独有的性格特征的同时，又使他们相互补充、相互映衬。孤胆英雄杨子荣是作者倾力塑造和讴歌的英雄人物，在“智取威虎山”一节里，他只身人匪巢，以对答如流的“黑话”、镇定不迫的气质和从敌人手里缴来的“先遣图”赢得了座山雕的初步信任，并经受了敌人一次次的考验与试探。突然，形势急转直下，曾被杨子荣俘获的土匪小炉匠的出现将杨子荣置于危险境地，作者正是在这种紧要关头细致、严密地刻画了杨子荣临危不惧、机智超人、从容镇定的性格特征，从而产生了广为流传的“杨子荣舌战小炉匠”的传奇细节。
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给《林海雪原》赢得了声誉，也奠定了它在“前17年”军旅文学中的地位。但是，用今天的美学观念来看，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小说还存在明显的缺陷，少剑波、杨子荣等英雄形象有拔高之嫌，对反面人物进行了妖魔化处理，从而使人物性格显得浅薄、单一，缺少对心灵的烛照与拓展，留下了概念化的痕迹。少剑波与白茹的爱情在小说的整体结构中显得颇不协调，几次恋爱场景描写有明显的重复感，语言单调、陈旧，使这场本来极具浪漫色彩的恋情不仅没有为全书增色，反而成为败笔，它固然反映出了作者不擅爱情描写的短处，但也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了“前17年”军旅小说中爱情描写的局限性。
总观起来，以作家亲历的战斗生活为创作素材而采用偏向民族化的“纵线结构”还是比较容易把握和驾驭的，也更适应民族的审美习惯而易于成功。与《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前后出现的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刘流的《烈火金刚》等长篇小说大致都是这种路数，并且也都因其通俗性和传奇色彩而受到了普遍欢迎，形成了五六十年代长篇战争小说的一股热潮。
第三节60年代的军旅长篇小说
一、梁斌和他的《红旗谱》
梁斌的《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三部曲从酝酿到开始创作历时18年之久，20世纪30年代，作者根据发生在家乡的第二师范学潮和高蠡起义，写出了短篇小说《夜之交流》，后又创作了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五幕剧《千里堤》，五幕剧《五谷丰收》等作品，而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成了日后创作《红旗谱》的素材。1953年起，作者终于具备了构建《红旗谱》这一鸿篇巨制的条件。在创作的过程中，作者几易其稿，并注意了民族风格的选择和运用。作者在《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中说“要想完成一部有民族气魄的小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做到深入地概括一个地区的人民生活。地方色彩浓厚，就会透露民族气魄。为了加强地方色彩，我曾注意一个地区的民俗。我认为民俗最能透露广大人民的历史生活”。
《红旗谱》以宏伟的历史画面，丰满的人物形象，鲜明的民族风格，艺术地再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冀中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画卷，共有三部。第一部《红旗谱》，表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到“九一八”事变这段时间内的农民斗争历史。第二部《播火记》（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写“九一八”之后到抗日战争爆发前以高蠡暴动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三部《烽烟图》（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写“卢沟桥事变”前后，北方农村阶级阵线的变化。全书共109万字，从清朝末年写到抗战初期，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作者以淋漓酣畅的笔触，描写了冀中人民“反割头税斗争”、“保二师学潮斗争”和“高蠡起义”的英雄业绩，并以质朴生动的语言反映了北方农村的生活色彩和情趣。三部小说内容丰厚，气势雄浑，在内容、规模和气派上堪称一部新型农民革命的史诗。应该强调指出的是，诸多文学史家认为，小说只有第一部《红旗谱》艺术成就较高，后两部在艺术上远远没有达到《红旗谱》的高度。笔者完全认同这种判断，但笔者也同时认为作为一部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如果只有第一部，无论是从时间的跨度来看，还是从内容的丰富考虑，都还不够史的雄浑和诗的宏伟，而且三部曲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是基本完整和统一的，体现了一部史诗应有的丰厚内容和美学风格。
小说以朱老忠、严志和两家三代同地主冯老兰一家两代的斗争历史为主线，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斗争，一方面它真实地反映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风云变幻，另一方面又写出了农民的心灵演变以及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斗争历程。朱老忠是作者着力刻画的农民英雄。在他身上有许多古代英雄豪杰的影子，比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正义感，有胆有识、深谋远虑的智慧，正直无私、勇敢坚毅的气概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中的优秀品格和英雄气质，呈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作者首先以热烈、饱满的情绪描写了朱老忠性格形成的客观环境，他从小受父辈的影响，形成了豪侠仗义、刚正不阿的个性，20多年闯荡江湖的人生经验使他比父辈更深谋远虑，懂得斗争的方式和策略，显得深沉坚韧、乐观自信。他常说的两句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为朋友两肋插刀”是极具个性化的民间豪语，小说从各个方面有声有色地表现了他这种极富民族化的个性特征。对严志和他给予兄弟般的深情厚谊，对春兰、运涛、江涛他给予父亲般的体贴和爱护，“脯红鸟事件”体现出他的豁达和开朗，“高蠡暴动”又表现出他的英勇无畏、刚毅果敢。这些事件的刻画不仅表现了朱老忠在战斗中的英勇，也表现了他在生活中的亲切，人物性格丰满高大，充满了人性美和人情美的光辉。在作者笔下，朱老忠是承前启后的农民英雄，他既有传统民间英雄的侠肝义胆，又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具备了一个革命者的基本条件，作者将他民族化、个性化的侠义性格与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相结合，既迎合了时代的呼声，同时也消除了人物概念化的历史痕迹。
除朱老忠外，严志和、朱老明、朱老星、朱大贵、春兰、张嘉庆、贾湘农、李霜泗父女、严知孝父女等形象也都刻画得各具特色，他们共同支撑起民族精神的大旗。严志和的善良朴实、勤劳本分、胆小怕事的性格特征与朱老忠形成对比，严志和的性格特征在中国贫苦农民中更具有代表性。在第二部《播火记》中出场的李霜泗，也以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为全书增添了艺术光彩。李霜泗出身于土匪，但他本质善良、有正义感，他为环境所迫，被逼无奈，占山为王，但却一直坚守着“杀富济贫”的行为原则，行侠仗义，锄强扶弱。其妻子——个女大学生，因爱慕其侠义性格而以身相许，其女芝儿是李霜泗性格的延续，泼辣、勇敢，独特的家庭出身和封闭的生长环境又使这个人物显得清新、美好并且与众不同，是书中女性形象塑造的一个亮点。严知孝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清高、孤傲，又坦诚正直，在黑暗污浊的社会现实面前，努力保持着知识分子的学士风度，不问政治，却有爱国心志，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操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