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军旅文学”最早见于80年代中期，虽然当时并未有人对它作出精确的理论界定，并与“军事文学”比较优劣高下，但它的天然的合理性保证了它的生命力，一经问世便蓬勃生长，而且悄悄地从“边缘”进据“中心”，终于在90年代大行其道。它为什么到90年代才盛行于天下呢？表面看来，是时间的力量使然，深究起来，则另有一条重要原因不可不察，即在90年代新的文学生态环境中军旅文学价值取向的悄然嬗变。众所周知，80年代的“军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形态，它的内涵和外延显然不仅止于一种文学题材的划分与界定，它还已然包蕴了一种特定的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这种特点，就使它在80年代中前期当文学主潮与主流意识形态联姻或暗合之际。常常拥有一种先定的“政治优势”，这种“优势”又进一步引导了“军事文学”的价值定位。然而，90年代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市场经济的最终确立和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也带来了文学生态环境的遽变，政治语境迅速嬗变为商业语境，一元文化的格局裂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现代思潮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分天下，政治主导下的写作演变为文化观照下的写作和回归艺术中的写作。而“军事文学”也在政治语境淡化和商业语境强化的“双重夹击”中努力寻求将政治的优势转化为文学的优势，深入开掘军旅题材自身特有的审美特点、文学品质和人文内涵以及相关的表意策略和操作技巧等等。比如“军事文学”一向庄严辉煌、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主旋律也在90年代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奏——朱苏进的《醉太平》企图以军队的大院来透视文化的中国，他慨叹太平盛世之中只能寻觅到“英雄的碎片”，在“祭奠英雄”的同时，他提出的问题却发人警省：在和平年代如何保持英雄主义的品格？以阎连科、陈怀国、徐贵祥、黄国荣等人为代表吟唱的“农家军歌”虽然有失高亢激昂，却也充溢着一种“视点下沉”的底层关怀精神，真切地反映了转型期农家子弟兵的生存景况，风格沉郁顿挫，引起了广泛共鸣，成为了一个阶段内军旅小说的“主旋律”。此外，还有一部分军旅作家的价值取向，更加灵活也更加坚定。他们的题材选择就选出了军旅范畴，步履坚定地直奔审美目标——周涛立于西部边陲，以天山长风般的大气、鹰隼般的锐利和哲人的睿智卓然成为90年代中国散文一大家；周大新的“长河小说”《第二十幕》，阎连科的现代主义“突围之作”《日光流年》，柳建伟的现实主义厚重之作《北方城郭》，均非军旅题材，但都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将作家个人的艺术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实现了各自的追求目标，成为了各自的代表之作，也成为了中国90年代长篇小说的扛鼎之作。与此同时，由于军旅文学开放品格所焕发的独特魅力，也吸引了一批非军旅作家如邓一光、尤凤伟、阎欣宁、阿成等人的热情投注，写出了《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生命通道》、《五月乡战》、《枪队》、《枪族》、《赵一曼女士》等军旅题材的佳作。而这两种现象在80年代都是难得一见的。
上述例证，都或近或远、或隐或显地证明着，90年代的军旅作家（军旅文学）正在告别昔日那个被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所包裹过的“军事文学”，逐渐走出政治化、走出宣传化，而回归与创造更加艺术化更加审美化的军旅文学。提法的不同，多少反映了一种观念的变异。正是在此种情势之下，“军事文学”的淡出和“军旅文学”的凸显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而从政治强势中降下来了的军旅文学，正在以一种更加平和的姿态，融入当代中国文学的多元格局之中。
前面在辩析“军事文学”的过程中，曾指出过它的“政治优势”和“主流意识形态色彩”。其实，推广开来看，这种“优势”和“色彩”深浅不同地贯穿于整个当代军旅文学之中。当然，中国文学有上千年的“文以载道”的深厚传统，只是近代以来“道”随时变，总是反映着某一时期的主流思想或主导情绪。20世纪中叶，毛泽东将其明确界定为“为政治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的“二为”方向。新时期之初，邓小平又将“二为”方向放宽为“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总体看来，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前40年（1949—1989）基本上都是在“二为”方向指导下运行。但是，比较而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由于是在战争背景和战时体制下提出的，因此更多地可以理解为针对军队文艺工作而言。事实上，它对此后的军队文艺工作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再加上军旅文学由于自身的特殊规定性，对“二为”方向执行得更加严格、更加坚定、更加具体甚至也更加逼仄。反过来说，正是由于“二为”方向的规定路线，潜在地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的两个总体特征。一是“为政治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内容的政治化与功能的宣传化；二是“为工农兵服务”决定了当代军旅文学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所谓军旅文学特殊规定性的背景，包括了这样几个层面：一是军队作为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武装集团在社会主义阶段上层建筑中的重要定位；二是军旅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军队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基本定位；三是一支数量可观的军旅文学创作队伍在编制序列中的特殊定位（据说，在军队中编入一支专业文学创作队伍，亦属中国特色，其他国家没有此例）；四是“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作为军旅文学的“主旋律”定位。所述种种“定位”，都或近或远地钳制了军旅文学与政治的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以及它服务于政治的“革命的功利主义”（毛泽东语）。因此之故，“为政治服务”的方向性指导，在军旅文学中常常演变成“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的可操作性倡导。从50年代战争题材长篇小说创作中，“歌颂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主题思想的普遍盛行，到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星火燎原》征文以及60年代的“四好”、“五好”运动征文，70年代的“自卫还击”征文，直到八九十年代的“抗洪抢险”征文等等，军旅文学中的政治功利性、战斗性和宣传性总是得到鼓励和提倡。耐人寻味的是，一些批判性和反思性的作品，其思想锋芒也是直指高度敏感的政治性问题或题材，譬如话剧《曙光》（白桦）；诗歌《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叶文福）、《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小说《高山下的花环》（李存葆）等等，或得到非议，或得到肯定，原因之一都是涉及或“突破了政治禁区”。真可谓“成也政治，败也政治”。总之，政治的张扬作为军旅文学50年的总体特征之一，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它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带来的正负面影响，我们将在正文中具体展开论述。
作为中国军旅文学50年的第二点总体特征——“风格的民族化与形式的大众化”，亦决定于它的接受对象——“为工农兵服务”。事实上，在40年代的解放区，这个“工”只是理论上的虚拟的或人数极少的“服务对象”，绝大部分或主体部分都是“农”与“兵”。而“兵”的主体又来自于昨天的农民，今天的农民则有可能变成明天的兵。中国军队的农民军人主体性，乃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农民革命”性质和中国乃农业国度的国情所决定。这一特点半个多世纪以来亦未有根本的改变。要说改变，只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应征农民的文化程度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农民成分在总体比例中逐渐缩小而已。因此，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为工农兵服务”即可理解成“为农民服务”。“农民化”则可看作“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具体注释。歌剧《兄妹开荒》、《白毛女》，诗歌《王贵与李香香》，小说《吕梁英雄传》等等被视为此一阶段的典范之作。即便到了50年代，“农民化”的审美趣味被大大提高，但“通俗易懂”、“为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仍然是绝大部分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者的不二法门。如果说，在80年代以前，军旅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一样，除有限的向苏联文学作横向借鉴之外，主要是在民族化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而别无选择的话，那么，80年代以后的情况就有了比较，因而也更能说明问题。从80年代初期的“意识流”、“现代派”到中期的“先锋写作”直至90年代的“女性写作”种种，“西风美雨”的洗礼，已经深刻地影响了当代文学的整体面貌，然而通观20年来的军旅文学，却较少听到相应的回响。再举具体的门类——譬如理论批评为例。从最初的尼采、弗洛伊德到晚近的福柯、杰姆逊，当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是上下寻觅，左右逢源，边走边学，到处“拿来”；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则不然，虽然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繁荣和较大发展，却几乎无一家不恪守“社会—历史—审美”的传统批评套路。军旅文学审美风格的民族化和表达形式的大众化，是服务于政治的间接体现，更是服务于工农兵的直接结果。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军旅文学50年”按照体裁排序，依次是小说（依次是短篇、中篇和长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批评、戏剧、电影（而研究电影又侧重从文学的角度切人，譬如主要关注从文学作品改编的电影等等）、电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