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概述
半个世纪过去了，和平的氛围早已消弭了战火和硝烟，军旅文学也经历了春华秋实。作为军旅文学中重要的一族，军旅短篇小说以其不可取代的特质书写了自身的成长与变迁、光荣与梦想、平凡与失落。
50年，本是一个量的概念，用来框定具有继承性和延续性的文学史，总有些削足适履之感。如果追溯当代军旅短篇小说的起源，应以人民军队的建立和短篇小说的传统为依据，况且，到目前为止，军旅短篇小说仍然没有终结。但纵观当代军旅短篇小说的产生和变迁，当代50年，几乎囊括了所有重要的文学现象——在解放的凯歌中苏醒，在建设的激情中勃发，在“文化大革命”中沉默蜕变，在80年代涅槃繁荣，在商业化时代走向边缘。50年的历程，汇聚了不同时代的短篇作家们丰富的创造力和生命感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军旅文学总体的精神风貌，推进了富有特色的军旅文学的发展，并为其书写了光辉的篇章。依时间为序，可作如下分期：50年代到60年代，军旅短篇小说经过苏醒进入了勃发期。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军旅文学营造出良好的生长环境。作为一种文体，此时的短篇小说备受重视，在文学界出现了“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包括茹志鹃、王愿坚、峻青等都是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的人物，他们创作的一批军旅短篇作品成为这个时期短篇领域中的经典。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界也给予了短篇小说充分的关注，郑重其事地召开了专题讨论会。而此起彼伏的批判运动，使宽松的文学大环境逐渐地被高度规范。6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国家开始了一场罕见的文化浩劫，文学环境变得相当恶劣，文本的艺术性遭忽略，文体的功能性被强化，文艺的生存权受到了威胁。而军旅短篇小说一度步人了“光荣期”，所有的文艺杂志相继停刊，《解放军文艺》却一枝独秀。短篇小说短、平、快的优势和军旅属性使它获得了特殊的礼遇。但这样的荣耀也只是昙花一现，军旅短篇小说也出现了空白和断裂，作家们在运动中沉默、反思并寻找释放的机会。70年代末到80年代，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思想的“拨乱反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获得新生，文学开始呼吸自由的空气。一年一度的全国性评奖活动催化了创作，军旅短篇小说迎来了它的繁荣期。直到1987年全国性短篇小说评奖活动结束，在此期间每年都有几篇军旅短篇小说榜上有名。而“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却不复存在，短篇似乎只是中、长篇小说的练笔和起步。荣誉的光环也像流星般易逝，获奖的作品大多难有持久的影响力。在80年代浩浩荡荡的文学浪潮中，军旅短篇小说的繁荣是飘浮其上的最朴素的花朵。短篇小说评奖停止之后，军旅短篇小说走向了它的归隐期。随着越来越频繁的“文学边缘化”的感叹，市场和读者正共同打造新时代的宠儿——畅销文学。虽然军旅短篇小说的个别篇什像零星小雨一样从某一片天空里飘过，甚至还戴着某种奖项的光环，引起的注意却再也不能与50年代和80年代同日而语。从辉煌中走出来的军旅短篇小说创作从此开始在个人化与军旅属性以及读者三者之间寻找新的交叉与平衡，其尴尬自不待言。值得欣慰的是，新生的作家和作品的数量仍然具有相当的规模，说明落寞之余，新鲜的血液正在蜕变中涌动。
第二节“前17年”：在现实与回忆交织中勃发
正如当代军旅文学一样，当代军旅短篇小说也是在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的岁月中诞生的，对战争生活的反映以及有效地配合战争是它最初的使命。但它真正取得不容忽视的成绩并获得相当的地位却开始于战争结束的时候。当人们在凯歌声中油然而生对胜利的追问和对斗争的回忆，军旅短篇小说创作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作家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洗礼和艺术上探索性的铺垫，为创作提供了充足的储备，记录历史的强烈愿望弥漫在空气中。朝鲜战争以及边疆剿匪等重大事件，使战争时期形成的文化心理惯性得到强化并凸显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是“献礼文学”、“红军系列”、“边疆系列”、“训练文学”，还是以朝鲜战争为题材的短篇作品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其中军队举行的两次大型征文活动激发出的创作热情，为短篇小说的勃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文学界内部也是“战事”不断，在“前17年”（1949—1966）里，批判运动此起彼伏，文学力量不断受挫与淘汰，分化与合流，在动荡不安的氛围中逐渐形成统一的模式和固定的文学规范，最终走向“文化大革命文学”。大部分的军旅短篇小说汇进了文学的主流，虽然没有受到太大的波动，却仍然有挑剔与苛责的声音，区分出作品的细微差别，使其呈现出不同的流向。正是这些不同，使“前17年”的军旅短篇小说具有了丰富性与纵深感。
一、溯源：孙犁的《芦花荡》、《荷花淀》
如果比较“前17年”的军旅短篇小说和“五四”启蒙时期的短篇小说，会发现二者具有截然不同的特质。军旅短篇小说里听不到批判、揭露与痛苦的呐喊声，代之而起的是乐观的颂歌与喜庆的赞美；渗透在日记里的诗一样的内心独自与思想的狂风平息了，转化成了纯粹地对革命的执著与对理想的坚持；找不到被同情被嘲笑的可悲的阿Q、祥林嫂的个体，浮现出来的是一座座高山一般崇高、无畏的英雄和典型群像……是什么导致了这些差异？众所周知，二者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不同的文化渊源，有不同的作家群体。除此之外，还可以找到更多的造成差异的因素。但历史是连续的，断裂与突变都会有轨迹；历史也是单向的，演化必有其逻辑。
如果沿着历史的长河上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及人民军队的建立已为当代军旅短篇小说的根基埋下了最原始的土壤。随着革命深入，40年代进入历史转折期。1942年是必须提及的年份，这一年像一道分水岭，划分并改变了文学史的流向。这一年毛泽东发表了重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学这片特殊的领域立了“宪”，从此以知识分子为主导的文学自由行为将逐渐厘定权利与义务，这就像一段“法治”过程、这一过程中文学自由行为将不断受到冲击，文学界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的地位会被调整，文学的目的、审美取向、表现对象等因素都将明确，它是“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创作的圭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非空穴来风。它要将三分天下的文学局面（沦陷区文学、国统区文学、解放区文学）统一起来，把于革命不利的情绪与思想当作阴霾一样一扫而光，也就是将《陆康的歌声》这样的军旅短篇小说从文学史里剔除，而欣然迎出像《荷花淀》、《芦花荡》一样的作品。
1945年，正在延安的孙犁写出了短篇《芦花荡》、《荷花淀》（收入《白洋淀纪事》，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出版），是动荡岁月里不可多得的军旅短篇小说的成熟佳作。这一年，抗日战争结束，人民军队洋溢着胜利的喜悦。反映在孙犁的小说里，是轻松自如的对敌斗争、纯粹坚定的革命信心以及淳朴自在的人际关系。没有了“陆康式”沉重的使命负累与人际冷暖，更没有对革命终极目的不确定性的探讨，只有一派明丽淡雅、不温不火的生活和斗争画面。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农民群众是斗争的主要力量，他们在争取解放的非常行动中，爆发出了“人性美的极致”（孙犁语），孙犁的小说无疑是最好的代言。《荷花淀》里的水生要跟大部队走了，水生的媳妇既难舍又支持。孙犁就在简短而精练的言语间将两人之间的依恋与理解表露出来。
“你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最重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情义自然地在言语间流淌，在革命岁月里，夫唱妇随的和谐与置生死于度外的关切是硝烟战火中最温情、最浪漫的诗篇，闪烁着人性至美的光泽。男人对女人起到的带头作用和女人对男人的关心体谅都是革命战争胜利最珍贵的源泉。荷花淀里一场伏击敌人的成功战斗正是最好的说明。这一次行动中青年媳妇们不过只是误打误撞，但她们很快就会真正进入革命角色。末尾，水生媳妇学会了打枪，“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人性美、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再加上积极的革命热情使《荷花淀》问世即获得好评。随着时间的流逝，战争已成为过往云烟，但“荷花淀”的人情故事仍历久弥新，它来自于孙犁那隽永雅致的笔调和对人间情感这一永恒主题的表现，开启了军旅短篇小说抒情一类的先河。孙犁的贡献已经逸出了军旅短篇领域，浓郁的乡土气息、谈笑间敌人灰飞烟灭的斗争场景、抒情性的人性表现感染了一大批后来者。在孙犁的影响下，“荷花淀派”曾是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文学派别，孙犁也当之无愧地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了重要的一页。但在“前17年”，孙犁的影响力大不如前，从此，抒情性与刻画人性的道路变得曲折而蜿蜒。
二、革命历史的阐释：王愿坚、峻青等人的短篇小说
鲁迅曾预言：“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因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等到大革命成功后，社会底状态缓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这时候就又产生文学。这时候的文学有二：一种文学是赞扬革命，称颂革命——一方面对于旧制度的崩坏很高兴，一方面对于新的建设来讴歌。另有一种文学是吊旧社会的灭亡——也是革命后会有的文学。”其中的绝大部分已经得到印证，至于说“吊亡文学”暂时仙踪难觅。诚如鲁迅所言，称颂革命、讴歌建设成为战争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支文学主流。对于军旅短篇小说而言，阐释革命历史是最合情合理、势不可挡的主流之一。从文学创作的动因来看，“武装斗争的辉煌和现代军旅小说的暗淡二者之间的巨大失衡，构成了当代军旅小说蹒跚起步的现实基础和骤然腾飞的潜在张力。”阅读的期待和讲述的迫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默契。再加上文艺方针的指导和促进，一支高亢的颂歌旋律奏响了。以王愿坚、刘克、峻青为代表的作家因为专注于某一地域或阶段的斗争生活而写出了几大系列：“红军系列”、“西藏系列”、“胶东系列”等。这些“系列”很好地体现出作家和评论者们对表现对象的历史性眼光，同时“系列”的规模性也引起了评论界对文体的关注。那些执著于短篇体裁的作家被冠以了“短篇小说作家”的称谓，从而引发对短篇小说这种文学样式的理论探讨，深化了对文学形式的认识。这是“前17年”军旅短篇小说的一大收获。囿于篇幅，即使是一个“系列”的短篇也不可能有长篇那样丰富的包容量和再现能力，却可以发挥“以小见大”的优势，对革命历史作一针见血的阐释。有一些单篇借助于其他一些传播方式的力量，如拍成了电影的《柳堡的故事》（石言）、《黎明的河边》（峻青）等，或是收入中学课本的《七根火柴》（王愿坚），或是发行量大的如《百合花》（茹志鹃）等，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