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回望来路，新中国军旅文学所走过的50年历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合拍。如果省略其基本停滞乃至荒芜的“文化大革命”10年（1966—1976年），并以文学生态环境的转换更迭来作区划的话，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1949—1966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新中国军旅文学的繁衍昌盛和冷热沉浮，或深或浅地记录了人民军队和人民共和国成长壮大的艰辛步履；或明或暗地反映了中国军人50年的光荣与梦想，亦从诸多侧面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和当代中国文学的演进轨迹。它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显著的地位和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全面回顾之前，首先需要对“军旅文学”的称谓略作辩证。一般看来，这只是个题材范畴，它指的是以战争和军旅生活为主要反映对象的一类文学，世界上较通行的说法叫“战争文学”。但是，在当代中国，“战争文学”的说法反倒较少采用。原因在于当代中国尤其是近20年来的军旅文学，其描写对象更多的是相关的军旅生活而非直接的战争内容，套用“战争文学”一说，显然既不全面也不准确。因此，较长时期以来，在指称这一领域的文学时，常常是“军事文学”和“军旅文学”乃至“战争文学”（多是针对纯粹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三种提法交叉并用。三者之间，若以历史论，“战争文学”一说最为资深，纵可以追溯到古代战争文学，横可以旁涉及俄苏战争文学；“军旅文学”一说出现最晚，但后来者居上，当属新时期中国军旅批评家的成功创造；“军事文学”一说亦属中国特色，具体出自何时何人何文也不易考，但早于“军旅文学”则是无疑的。而三者之间的消长则与当代军旅文学“三个阶段”的嬗变呈现出某种对应关系。
第一阶段即“文化大革命”前17年，最活跃的军旅作家基本上都是战争年代入伍，他们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和年轻的共和国一道成长，多以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来进行文学创作，而且通常采用的体裁并获得重大成就的主要是长篇小说。譬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刘流的《烈火金刚》、冯德英的《苦菜花》、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的《战斗的青春》、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等等。此外，一些著名短篇小说也多取材于战争年代，譬如王愿坚的《党费》和《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峻青的《黎明的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等等。再加上收获于朝鲜战场的诗歌《把枪给我吧》（未央）、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小说《团圆》（巴金）、《三千里江山》（杨朔）等一批声名卓著的战争题材作品，战争文学成了此一阶段军旅文学的“主流”。上述诸作由于发行巨量，或搬上银幕、舞台，或进入中、小学课本，都影响深广，有的甚至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程度，成为了“前17年”的经典之作。应该说，此一阶段是新中国战争文学的繁荣期，笼统冠之以“战争文学”也是比较贴切的和名副其实的。但是，恰恰因为它的过于突出，不仅是军旅文学的“主流”，而且也是整个当代文学的“主流”，至少以庞大的数量和巨大的影响支撑了“前17年”文学的半壁江山，或者说在诸多方面还代表了当时文学的最高水平，所以人们反而不把它从当代文学中单独划分出来，作为“战争文学”予以特别的观照。换言之，在“前17年”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战争文学”有其“实”而无其“名”，它作为一个独特的文学门类还没有“自立门户”，对它异于它类文学的规律性的认识与研究也还没有真正开始。
第二阶段即20世纪80年代，套用一个政治性的概念即“新时期”，具体说来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在这个阶段中，固然有“复出”的成名于“前17年”的前辈作家如刘白羽、魏巍、徐怀中、李瑛、石言、黎汝清、叶楠、白桦、彭荆风等人的活跃身影，但比他们更为活跃而且人数更为庞大的则是一个突然崛起的以李存葆、朱苏进、周涛、莫言、刘亚洲、海波、刘兆林、乔良、钱钢、周大新、朱秀海、简嘉、苗长水等人为代表的青年作家群体。这批人出生于新中国成立前后，步入文坛时年龄多在30岁上下。他们带来了新的文学观念和表现手法，更带来了新的表现对象和题材。他们普遍缺乏战争经历，除了七八十年代之交深入“南线”收获少量的战争题材（如《高山下的花环》等）之外，主要的描写领域则是他们自己的军旅人生历程，即和平时期的军旅生活。这个领域的全方位打开，对于军旅文学来说是一次空前的开拓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无不惊讶于在战争之外，军旅文学还有一方如此辽阔的天空。以反映天南海北的五彩缤纷的和平时期军营生活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最后一个军礼》、《兵车行》、《敬礼，妈妈》、《雪国热闹镇》、《女炊事班长》、《秋雪湖之恋》、《将军吟》、《射天狼》、《凝眸》、《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啊，索伦河谷的枪声》等一批优秀小说从新时期最初的几次全国评奖中脱颖而出，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兴味和热切关注。它们与出自前辈作家之手的《东方》（魏巍）、《足迹》（王愿坚）、《湘江一夜》（周立波）、《我们的军长》（邓友梅）、《追赶队伍的女兵们》（邓友梅）、《西线轶事》（徐怀中）等获全国奖的战争题材小说相映生辉，构成了新时期之初文学园林中一道壮丽的风景线。这时候，无论是出于研究的目的，还仅仅是宣传的需要，对它们都有一个“命名”的问题。何以名之呢？战争文学？显然不妥。此时的军旅文学已非“前17年”可比，其题材的广阔与丰富已远非“战争”二字所能涵盖。于是乎，一个比照“农村题材文学”、“工业题材文学”而来的行业性称谓——“军事题材文学”出现了。“军事题材”当然包括“战争题材”，当然也大于“战争题材”，它可以泛指一切和战争与军事相关的领域，比如军队，比如军营，比如军人，比如非战争状态下军营的日常生活和军人的军旅生涯，如此等等，无所不包。“军事文学”从“军事题材文学”简化而来，它是对前此“战争文学”的发展与丰富，此一提法的出现并盛行，标志着富有中国特色的包含了战争和非战争的军旅题材的军旅文学形态的基本完成。
第三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军旅文学”的提法开始四处蔓延，尤其是在研究领域和业内人士的书面表达中（囿于惯性作用，相当一部分人在口头表达中仍然沿用“军事文学”），颇有取“军事文学”而代之的趋势。很能说明它的影响力和合理性的一个现象是，由此衍生出来的一批子概念和相关概念在各种媒体不胫而走，甚为活跃，譬如“军旅作家”、“军旅小说家”、“军旅诗人”、“军旅批评家”、“军旅小说”、“军旅散文”、“军旅诗”乃至“军旅歌唱家”、“军旅戏剧家”、“军旅摄影家”、“军旅美术家”、“军旅音乐”、“军旅戏剧”、“军旅美术”等等，而且读来听来悦耳悦目。相反，如果将“军旅”二字置换成“军事”二字，则多有别扭之感乃至不通之虞。譬如“军事作家”，则首先容易让人想起军事理论家或从事军事研究的写家，而很难想到作家。稍加辨析词义，我们将会发现，二者之间确有明显差异。“军事”指“一切直接有关武装斗争的事”，而“军旅”指“军队”，“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1）前者指“事”；后者指“军队”——武装集团——从事武装斗争的人群，——军人，引申义隐隐指向人。（2）前者仅止于“事”；后者同时“也指有关军队及作战的事”，包含了“军队”和“战争”两个方面，正与我们所理解的包含了战争和军旅全部内容的“军旅文学”贴切吻合。（3）从字面上感觉，“军事”一词生硬、呆板，更具行业色彩；“军旅”一词软性、活泛，更具文学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