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关注的中心。亚当.斯密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将市场经济视为获得迅速增长的最佳途径。然而到了19世纪末，经济学家们开始更多地关注经济效率的问题，而对增长问题失去了兴趣。熊彼特的主要贡献是把经济学家的注意力重新调整到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上来。他强调了创新、企业家等非经济因素对市场经济健康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开创了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新纪元。
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已经为近几十年来在技术革新推动下的世界经济飞速发展所证明。非常典型的就是引导了最近二十多年世界经济繁荣的信息产业。技术以令人窒息的步伐向前跃进，昨天还是非常有价值的技术和资产转眼间就变得过时，甚至不名一文。几乎每天都有大批公司因为跟不上技术的节奏而倒闭，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资产沦为废品，他们都成为了“创造性毁灭”的牺牲品。但在此之上，是汹涌澎湃的经济发展大潮。我们知道，前东德的照相机技术曾经停滞过30年，没人因技术变革失业，也没有企业因技术变革而倒闭，但却在整个社会层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市场经济中的经济萧条或许也可以看作经济到达“创造性毁灭”大规模爆发这一临界点的一种表现形式。
技术停滞和生产过剩，其实是创新不足的体现。中国经济目前同样也面临严重的生产能力过剩，但我们的着眼点过多地放在如何挖掘日益枯竭的市场需求，而非创新能力的提升上。可以想象，一旦新的技术革命爆发，中国花费巨资建立起来的生产能力及相关资产将面临大规模的“创造性毁灭”，届时如果不能站在技术创新的潮头，不能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出大量财富来“填补”这一“空缺”，那么大规模的经济倒退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真正的经济繁荣，同样也没有属于自己的未来。
技术革新：不竭的财富源泉
一、技术革新与国力盛衰
最近两百年来，人类文明取得了超出以往任何时候的成就，所创造的财富远远超过过去所有时期所创造财富的总和。即便把时间尺度缩小到50年，我们也可以说最近50年人类文明取得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的成就，最近50年来人类创造的财富，也远远超过过去所有时期的总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是以这样令人震惊的步伐在前进，而这背后最主要的推动力，就是技术的革新。邓小平同志曾经深刻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换而言之，科学技术是带来财富增长的最有力工具。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带来了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英国从一个小小的偏僻岛国一跃成为世界经济霸主；铁路的发明和化学工业的进步，又使得德国以狭小的领土和并不丰富的资源，在工业生产上超越了英国这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前苏联的兴起也与大量引进和使用西方技术密切相关；而美国之所以能够长久地独占世界经济的鳌头，也是因为它能够长期引领世界技术变革的浪潮。最近十多年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更是给世界的面貌带来了惊人的改变。仅仅一个信息产业一年带来的财富，就超过50年前整个世界在同样时间内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东亚，还会发现技术变革带来巨大财富效应的两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日本和韩国。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十分匮乏的岛国，在明治维新后短短三十几年，就先后击败了中国和俄国两大强邻。很多人把这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成功，而忽略了西方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对日本经济面貌的巨大改变。二战以后的日本经济发展更为成功，
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
也在大约30年左右的时间里，日本就从战争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这也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自美国大量引进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有非常密切的联系。韩国的现代化也堪称奇迹，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富裕工业国。对比日本和韩国，我们可以发现世界上有许多资源禀赋远远好过它们，而发展程度上却远远落后于它们的国家。日本和韩国的成功，进一步深刻诠释了这么一个道理：技术革新才是财富的最重要来源，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
与此相对，我们很容易想象技术停滞会带来什么。技术革新既是最重要的财富来源，同时又是最大的财富破坏者。英国和苏联的衰败提供了非常鲜明的反面例子。英国经济从巅峰走向衰落，仅仅是因为从19世纪末起它在总体工业技术上开始“稍微”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而已。由于英国的工业产品在国际上渐渐失去了竞争力，曾经代表了英帝国辉煌的大批工厂陷入了衰败之中，产业衰败的速度异常迅速，令人触目惊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钢铁、纺织、造船等这些曾经作为英国工业骄傲的产业一个接一个陷入了破产，英国在上述工业领域内的产品几乎从国际市场上消失。如果说英国的衰落还算是优雅缓慢的过程，那么前苏联的衰败，则是以一种非常激烈和突兀的形式进行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在技术上事实上已经陷入停滞，前苏联投入巨资建设的大量工厂所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技术上已经过时。
表面上苏联仍然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然而事实上这种大规模更大程度上仅仅是账面规模而已。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有效地冻结了苏联在工业上陷入衰败的进程，直到其肌体的活力被彻底耗尽，无力再耗费资源来冻结这种事实上的衰败。冷战结束以后，俄罗斯的民用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几乎彻底消失。众所周知，为了从西方获得先进工业技术，前苏联动用了几乎所有能动用的手段，而且前苏联也有着相当良好的工业技术基础，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苏联的工业技术在绝大多数领域都比美国和西欧“差那么一点点”。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成语用在技术革新上其实最为贴切。
二、中国的困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改革开放这一政策。而改革开放所起到的最重要作用，其实不是吸引了国外资金的流入，而是吸引了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流入与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相结合，才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直到目前依然面临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局面。而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的根源就是人力资源开发上的低效和全面落后。
邓小平同志曾经痛心地指出：十年改革，最大的失误就在于教育。如今改革开放过去了30年，最大的不足在什么地方，恐怕依然还是教育。教育系统，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的无能和低效，正是中国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以及技术创新能力匮乏的主因所在。经过连年扩招，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虽然已经号称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其质量却让人不敢恭维。这位美国学者指出中国的大学大量培养出的所谓工程师不过是技术工人，但事实上中国却面临技术工人严重缺乏和大学毕业生普遍失业这样矛盾而荒谬的局面。
换而言之，这些所谓的工程师，连技术工人都算不上。或许只有用“功能故障的教育生产流水线上大批出产的废品”来形容更为贴切。大学生的大量失业也使得这些人失去了在实践中获得锻炼、形成技能的“第二次受教育机会”，也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即使单单从学术角度来考察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们也会悲哀地发现中国的硕博士论文多是质量低劣、数量泛滥的典型。对比中印两国的教育系统现状，这位美国学者还指出：印度教育的最大问题不是质量而是数量；而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则不是数量，而是质量。
中国在技术创新能力上的落后，一方面要归因于教育体制的僵化和无能，另一方面则要归因于中国缺乏一个有利于形成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国家庭对于教育问题也是高度功利化的，传统上理性思辨的缺失，又使得人们的意识很容易被“大流”所裹挟，行为方式高度趋同。大众化、平庸化、功利化成为了中国年轻人走向“成熟”的普遍特征。所以在中国，经常上演“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场景。“奥数”、“考研”、“考公务员”，以及各种功利色彩浓厚的认证考试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发展着。而年轻人本应拥有的创新活力和冲动则很难看到，他们“成熟”得太快，以至于本能中的创新能力都遭到了扼杀。可以想象，假如中国以背诵圆周率的考试作为“人才”选拔的途径，那么必然也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虽然背圆周率毫无创新，对于普通人而言几乎毫无价值，以此作为人才考察方式其选拔功能也极其有限，甚至是荒谬绝伦，但是只要背后有功利，就足以引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人力资源的配置因而极大地被扭曲，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和浪费，更是从机制上扼杀了创新能力。
普通人或许比较难注意到这种损失和浪费，那我们可以通过下面的例子来了解一二。我们知道，在体育以及娱乐业中，顶级明星和一般从业者的收入差距是非常巨大的，有时甚至达数百倍之多。这种收入上的差距，并不反映他们实际技能上的差距（比如顶尖歌手可能只是比一般的专业歌手在歌唱水平上稍微好那么一点点），而是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自然结果。事实上，很多行业中都存在着类似的情况。这背后其实有着深刻的哲理，或许可以形象地称之为“天平效应”微小的差距造成了结果上的重大差别。
比如爱因斯坦第一个提出了相对论，这是物理学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成就；假如当时还有另一个人提出几乎完全一样的“相对论”，只是时间晚了那么一点，内容上欠缺了那么一点，那么这个“相对论”将是一文不值的。市场所进行的资源配置，准确反映了两者价值的区别。爱因斯坦必然会成为世界知名的大科学家，而另外那个人很可能会寂寂无闻——微小的差距，也会使得资源配置的天平向爱因斯坦这一方剧烈倾斜。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自由发展，人尽其才”对于一个社会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的天赋才能千差万别，每个人擅长做的事情往往都大不一样，“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种模式意味着很多人的才能实际上都被浪费掉了，很多本可以有的创新也被扼杀掉了。他们本可以去做一些自己非常擅长的事情并形成不凡的创新能力，而参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却使得他们成为价值极低的陪衬品。如果把这个分析扩大到整个社会，它带来的财富损失将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其实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高度同质化的恶性竞争在中国经济中处处可见。事实上，比起改变僵化无能的教育机制，形成有利于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发挥的环境，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