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凯恩斯主义进行了长期论战的哈耶克的学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的。1974年，哈耶克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经济学界开始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反思。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走向了彻底的破产。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政治经济诉求重新获得了市场，里根信奉供给学派的学说，强烈主张经济自由化，最终通过相当艰苦的努力使得美国基本脱离凯恩斯主义的阴影。
当然凯恩斯主义也并没有因此就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由于凯恩斯主义是经济学者向政界和商界邀宠的有效工具，因此醉心于这种学说的还大有人在。经过包装和粉饰之后，这套经济学说依然在经济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二、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透过纷繁的表象，我们来看看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个理论支柱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所谓有效需求，就是指有实际购买力的需求。凯恩斯认为经济萧条来临时，由于收入减少会造成购买力下降，人们因经济预期的改变也会减少消费，这都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局面。经济萧条既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也是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为了解决这个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按照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政府应该通过财政扩张政策，甚至不惜以巨额的财政赤字，强行向市场注入购买力，或者通俗地讲注入钞票，以刺激有效需求，并改变人们对于经济的预期。
我们知道政府本身是不能创造任何财富的，它花的每一分钱都只能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支付。所以政府采取财政扩张政策，其本质不过是把钱从老百姓手里拿过来替他们花掉而已。政府的财政赤字，如果不是以今天的税收来偿还，就是要以将来的税收来偿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还。对于这一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是承认的。但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精英及其智囊对经济会有更准确的判断，而普通民众对经济的预期往往是非理性的。经济的萧条既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预期的改变造成的，那么政府就应该纠正这一预期。以上假设正是凯恩斯理论的基础。无论是他所说的工资刚性，还是非理性预期，背后其实都隐含了这一假设。凯恩斯曾经在“零和游戏”的股票市场上赚了大笔金钱，或许的确有着高于常人的智力，但是他所认为的政府精英阶层在经济上的智慧优越于千千万万普通大众在经济上的集体智慧，却并非事实。现代的经济理论界已经普遍承认了“市场出清”和“理性预期”这两个基本假设。而在实践上，无论是前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还是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的失败，都证明了凯恩斯关于政府精英阶层的经济智慧优越于普通大众的假设是错误的。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本质是政府通过财政扩张政策强行向市场注入货币，以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制造“有效需求”；二是改变人们的经济预期。透支信用货币的信用，事实上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主轴。由于政府本身并不能创造任何财富，是一个完全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或者说赤字性的财政政策）就是开动印钞机的政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狡猾地企图利用人们对货币实际购买力下降的反应滞后，来创造额外的购买力，在一定范围内取得了短期的成效，但是人们的理性预期一旦形成，这套政策就要宣告破产。经济事实也证明，只要稍微给大众一点时间，大众完全能够形成相当“理性”的预期，确切地讲是通货膨胀的预期，使得凯恩斯主义的“金钱魔术”形同闹剧。所以凯恩斯主义在西方造成全面的严重滞胀格局并最终破产，是必然的。
三、告别凯恩斯主义：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弊端和本质缺陷已经充分暴露，但是它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相反还大有市场。布什总统号称是保守主义者，代表了美国保守主义传统的回潮，但是他选择的首席经济顾问却是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曼昆；格林斯潘和伯南克在搞学术的时候更多的是凯恩斯主义的怀疑者和反对者，而当他们在美联储主席这个职位上时，却看起来更像是凯恩斯主义者。是政治因素而非经济因素决定了这种怪诞的局面。凯恩斯主义在本质上有着缺陷，但它还是最佳的“御用经济学”，或者说是最讨政府喜欢的经济学，因为它为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不管什么样的政府，对干预经济活动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尽管其效果往往令人不敢恭维。因为“当政”就是为了“有为”，如果像奥地利学派那样主张无为而治，听任市场去发挥作用，那“当政”还有什么意义？从经济层面上来看，奥地利学派的主张或许更科学，但是从政治层面上来看，奥地利学派的经济主张最不可行，也最不受政治家们以及各级政府官僚的欢迎。而凯恩斯主义学派的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千疮百孔，却仍然“荣宠不衰”。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确实可以制造出短期的“复苏”或者“繁荣”，但同时也制造出了一个货币的泥沼，任何一个国家陷进去都难以脱身。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持续的高通胀足以说明这个泥沼之深，各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企图遏制同时出现的高通胀和高失业率，但是他们的努力如同在泥沼中的挣扎，越挣扎陷得越深。若不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率先断然启用大幅减税和高利率两剂猛药，恐怕西方普遍的滞胀局面根本无法摆脱。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当本轮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经济干预措施，不少人为数字惊人的经济救援计划而欢呼雀跃之时，国内两位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和张维迎却先后公开表示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质疑。
由于经济结构和体制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有着非常巨大的潜在通胀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压力，中国也在体制上最具有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倾向，很容易为自己制造出一个货币泥沼，陷进去后难以自拔。这对人民币未来的实际购买力构成严重威胁。张维迎此番以自由市场经济的捍卫者的面目出现，忠于“理论正确”而非“政治正确”，提出要告别凯恩斯主义，在当前背景下需要一定的勇气。张维迎的主张，就好比声称“戒烟有益健康”一样，虽然非常正确，但是不会有人理会，因为这种后果要在相当漫长的时间之后才可以看到。凯恩斯主义同样具有高度的“成瘾性”，需要有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坚定的信念才可能摆脱它。
凯恩斯自己也非常强调货币对于经济的关键和核心作用，但是他却忽略了坚实的货币价值对于长期繁荣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大意义，这也是凯恩斯主义的弊端的根源。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币的坚实信用更为重要。告别凯恩斯主义，虽然对中国而言任务特别艰巨，但值得为此付出暂时的痛苦的代价。
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理论
一、经济周期
经济周期理论被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对于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约瑟夫.熊彼特来说，经济学的全部内容就是变化。他既研究了短期经济波动，也研究了长期经济趋势，通过这些研究确定了经济周期的阶段与成因，更重要的是对经济发展现象作出了本质性的判断。
熊彼特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现为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正是奥匈帝国极度宽松自由的环境孕育了极度推崇经济自由的奥地利学派），在人文学科方面接受了优秀的教育，但在数学与科学方面的背景却显得不足，后来熊彼特也坦承自己在数学能力方面的欠缺。当然这并不影响他成为一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种数学能力上的欠缺，可能反倒使他专注于发挥在宏观洞察力方面的天才。
熊彼特是最先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界定了三个同时发生的不同周期。首先是3~4年的短期波动，因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 (Joseph Kitchin)最先发现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基钦周期”。该周期是商业存货的变化造成的。厂商为使存货的增长超前于销售的增长，将扩张存货1~2年。当销售的增长缓慢时，存货将在仓库中囤积。因而，厂商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削减产量以减少存货积压。当存货最终恢复到更适当的水平时，销售额回升，厂商将再次寻求扩张存货。第二个周期则关系到厂商投资于新厂房和设备的变化。该周期持续8~11年，克莱门特.朱格拉(Clement Jugtar)首先发现了该周期，熊彼特称之为“朱格拉周期”。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周期指的就是这种经济波动。熊彼特认为，由于厂商希望扩张自己的固定资产并使其现代化，扩张将持续4~5年。但是当厂商已经扩张资产和实现设备现代化后，将在一定时期内不再需要新的投资。因此接下来的4~5年中，在厂房与设备方面的支出将减少。经过这段时期，固定资产将损耗和过时，因此又转移到另一个4~5年的投资繁荣阶段。最后是持续45~60年的长期周期，亦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俄国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首先注意到该周期，但不能解释其成因。熊彼特将发明与创新看成是长期周期背后的驱动力。在经济增长缓慢时，厂商不可能引进新的技术创新，因此新的发明与创新将被积压几十年；当经济的迅猛增长开始启动时，贮存了几十年的创新将被运用于生产过程，经济迅速增长。熊彼特将引进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发明的工业革命视为一轮长期经济扩张的开始。19世纪中叶的铁路建设开始了第二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在20世纪初，电力、汽车和化学激起了第三轮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熊彼特对经济周期的解读，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他在经济学界的地位，也由此得以确立。
二、创造性毁灭
在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中，他认为发明是由非经济力量决定的，无法通过研究经济学来理解。后来他又认为创新是由大企业内部的经济力量所决定的。但是，在熊彼特的一生中，他都拒绝承认创新是―种理性的活动；相反，他认为那是无法解释的创造性活动，也不能当作理性思考过程的结果去理解。而创新和发明的代理者是企业家。
与他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不同，熊彼特认为企业家不仅仅是为了以最低成本生产商品和满足消费者需求而雇用资源，相反，他赞同坎蒂隆的观点，认为企业家是愿意冒险的个体，正是这样具有冒险精神的企业家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中坚力量。当社会上有许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时，资本主义将兴旺发达；当企业家精神被破坏或受到严重抑制时，资本主义将平静地转变到社会主义。熊彼特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来代替更为贴切，或者更进一步地用自由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来代替。过去几年全球性的不动产泡沫的形成实际上是信息技术革命这一重大技术创新浪潮走向低潮的产物。而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纷纷加大了经济干预，国家干预主义兴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熊彼特的这一深刻见解。
熊彼特还认为，企业家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塑造和形成消费者口味。与其他认为厂商应响应消费者口味的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左，熊彼特认为，“消费者选择消费品的大多数变化是由厂商强制造成的，消费者往往抵制这种改变，却又被广告精心策划的心理技术学所诱导和培养”。消费者偏好并没有导致生产与创新，而是创新造就的新商品与服务改变了消费者的口味。熊彼特的这一观点事实上与供给学派的理论在逻辑上暗合。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是“有效供给”带来需求，而非有效需求带来供给。“有效供给”驱动的经济增长必然是创新和毁灭的交织。例如：是汽车被发明出来后才有了对汽车的需求，而非有了对汽车的需求后才有了汽车的供给。而汽车的普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者抛弃了马车，马车几乎被彻底淘汰。
按熊彼特的观点，企业家的发明和创新是长期经济周期背后的驱动力。由银行信用支持的发明导致了创新和繁荣，效仿者很快被吸引过来，于是最初的创新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但是效仿者的效率总是比创新者的效率低，而且有很多效仿者在这个扩张期中姗姗来迟。错误的估算和紧缩的信用将一些企业推向破产的境地，并导致萧条与不景气。但破产也将低效的企业清除出去，从而纠正了以往扩张中的错误。发明在经济紧缩期间得到积聚，此时企业家无法募得资金将发明转换为能够刺激增长的创新，因而常备不懈，等待新的一轮增长周期启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对经济变化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观察方法。他不是检验资本主义所经历过的周期变化，而是考察资本主义的未来。他提出的一个大问题是：“资本主义能生存下去吗？”他给出的答案是“它无法生存下去”。
在根本上，他认为马克思相信社会主义将取代资本主义是正确的。但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并不会像马克思预测的那样被自己的失败毁灭，而是将被自己的诸多成功所毁灭。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即创造性毁灭(creativedestruction)。市场经济会用成功的创新来替代旧的、低效的工艺与产品。这种替代过程使资本主义处于动态过程，并刺激收入迅速增长。然而问题出现了，因为较小的企业经常被较大的企业所替代，在此过程中，是官僚主义的管理者在经营企业，而不是创新的企业家。
这些管理者不像主人而更像雇员。他们偏好稳定的收入和工作保障甚于创新和冒险，结果市场经济就失去了倾向创新的动态趋势以及不断进取和变化的精神。熊彼特还看到了一个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根植于市场经济需要理性的思考，以及需要在所有参与者中作出合理选择这样一个事实中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的。这将促使人们在思想中形成怀疑性和批判性的框架，这正是实现持续的系统性的经济创新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