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数量，中国人的平均智商居于世界各民族的前列，这是中国在技术创新上拥有的巨大潜在优势，可惜的是，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这种优势很大程度上都被虚掷和浪费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匮乏，不仅制约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更重要的是，如果国外的技术流入大幅减少，这种匮乏还很可能颠覆中国过去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从历史经验我们已经知道，微小的技术差距就足以使无数宝贵资产沦为废品，其破坏作用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尽管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已经位居前列，但其脆弱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曾经占到世界的三分之一，但由于技术上的滞后，短短几十年之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就已远远落后于主要的西方国家。
技术革新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创造新财富，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破坏某些原有的财富，其财富杠杆的效应是非常巨大的。以中国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自身巨大的资源，如果能在技术创新能力上取得质的突破和提升，带来的财富效应将不可估量。退一万步讲，即便中国只是想保持现有的经济成果，没有技术创新能力上的根本提升也是不可能的。由于体制和历史方面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发展实际上积累了很多的问题，技术革新能力的提升可以作为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如果技术革新能力的发展裹足不前，那么这些问题反倒可能成为在中国经济中制造麻烦的一个重要源头。技术革新，是中国的机遇也是挑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残酷现实。
金融体制改革：为创新注入活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严重冲击。为应对这一局面，在国务院的主导之下，中国的金融系统大幅增加了贷款投放。截至2009年5月，新增贷款就已经超过5万亿元，按这个速度增加下去，全年的新增贷款有望超过10万亿元。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对这些贷款的流向进行调查后发现，新增贷款的绝大多数还是流向了国企和基础建设投资；即便是在这种“钱淹脚面”的形势之下，民营中小型企业，包括创新型的民营科技企业，仍然很难从银行获得贷款融资。金融体制上的问题，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源所在。
我们知道，国有的大型垄断企业大多存在于成熟的行业，其发展空间已经极为有限。然而在融资上，他们却获得了最优厚的照顾，大量的贷款流向了这些企业。这事实上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扭曲。而我们现行的金融体制，鼓励银行执行这样的贷款政策，在传统上，向国有大型垄断企业发放贷款也是银行优先考虑的选项。这基于两种考虑：其一，贷款风险小；其二，即使形成坏账，也是“肉烂在锅里”。国有银行的资金不愿意向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贷款融资，民间金融又受到严格的限制，
使得这些企业在融资问题上几乎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创新型的民营科技企业也不幸身在这一群体当中。实际上，很多民间资本愿意承担高风险向这些企业提供融资，但是目前的金融管制使得这种融资既十分困难，也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触碰到法律法规的红线，所以民间融资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民间融资合法化又严重威胁到现有国有金融系统的资金来源，并有可能造成对现有银行业务的严重冲击，所以，这一改革迟迟无法推进。
正如前面所言，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技术创新能力极其薄弱。而造成技术创新能力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资金层面上对真正的技术创新活动没有进行有效的支持。这一方面体现在前面提到的资金量的问题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资金的具体流向上。“汉芯”事件这样的丑闻，充分暴露了中国现行科研体制存在的缺陷，同时也暴露出对创新活动进行支持的资金流向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对经济环境中实际创新活动的资金支持过少，而对于“汉芯”这样的学术性的“假大空”项目的资金支持则过多。
我们应该坦承，在向民营科技企业提供贷款融资这一问题上，风险也是不可回避的因素。国有银行也一定程度上基于风险考虑而不愿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我们也应该看到，金融工具的缺乏同样也是造成中小民营科技企业融资困难的主要原因。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上，丰富多样的金融工具大大降低了对高风险行业或企业进行投资的门槛。中国还很缺乏这样的工具。
但事实上风险因素并非是贷款主要流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基础建设项目提供的贷款也有很多沦为了坏账，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政策性干预措施在这种贷款的形成上起到了很大作用，至于这些项目的真实经济效益如何，往往缺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乏严格认真的评估。光是某些失败的大型项目造成的严重浪费和损失，实际上就足以向中国的整个中小型创新企业体系提供充足的融资。但这一情况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因为中国的各级政府和国有金融体系都倾向于认为这是“肉烂在自家锅里”那种情况。而投向创新领域的有限融资，也受到形形色色的“汉芯”事件的干扰，大笔的资金流入了私人的腰包，得到的是一个个烂尾工程或毫无实际经济意义的空壳。
总而言之，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受到政策导向和体制结构方面的因素影响，更倾向于向国有大型企业和基础建设项目提供融资，绝大多数的银行贷款正是流向了这里。或者说中国金融体系为维持和扩张现有经济结构提供了过多的融资，为革新和创造提供的融资则过少。可以说，中国的金融体系为无休止的挖路铺路、拆楼盖楼提供了融资，为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的损失和浪费提供了融资，为一些大而无当、效率低下的工业项目提供了融资，为经济过热和经济结构失调提供了融资，唯独没有为革新和创造提供融资。这种局面只会使得中国经济离真实的可持续的繁荣越来越远，离经济停滞越来越近。
进一步改革中国的金融体制，推动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和多样化，使得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够为国内的技术革新和创造提供更有效的融资支持，应该是中国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中国经济能够化解日益积累的经济结构问题，并在未来真正保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强势出击
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已经大规模增加官方的黄金储备，目前中国的官方黄金储备已经超过了1000吨，比2000年时增加了两倍之多。尽管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行为在国内备受舆论批评，但中国对美元资产的热情似乎依然不减。在这种“囤积行为”背后无法回避的现实是：中国日益依赖黄金和美元等“硬通货”来保障人民币的信用。由于人民币的汇率机制进一步走向灵活和富有弹性，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必然会逐步开放，而金融体制的其他一些部分难以改革，因此拥有庞大的“硬通货”储备，不仅是信心的保障，也是防范金融动荡的现实需要。中国要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其实并不容易。
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提到过，投资美国国债至少在近期内还是明智的选择。美国国债在市场容量、安全性、流动性三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其他任何一种资产所不能比拟的，对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言，很难再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要中国需要保持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大规模投资美国国债就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现今情况下保持庞大外汇储备的必要性前面也已提到过，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国可以不再依赖庞大的外汇储备？很明显，那就是金融体制成熟和金融市场完全市场化以后。如果继续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和人民币不可完全自由兑换政策，短期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无疑是可以办到的，但以目前的趋势来看，长期维持这种格局几乎没有可能性。如果想在不对金融体制做出深刻改革这一前提下逐步放开人民币的自由兑换，那么庞大的“硬通货”储备就必不可少（这也正是中国积极囤积外汇背后的主因之一）。中国要摆脱对外汇储备特别是美元储备的依赖，只能是在对金融体制进行深刻而彻底的改革、实现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之后。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要实现这一点，需要非常漫长而艰辛的努力。中国有必要在这方面保持积极而强势的态度，与其坐等形势逼迫，不如积极行动，强势出击。
在国际金融危机这一背景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日益复杂，可能随时需要动用外汇储备来进行市场干预。持有美国国债的一个重要优点就是能够保持外汇资产的高度流动性，以应对各种未知的风险。事实上保持资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对策产的流动性在危机年代本来就是首要的原则。危机过程其实也是风险暴露的过程，正如美国的次贷一样，危机爆发之前，对其的资产评估无疑会相当正面，而危机爆发以后一切都面目全非，优质资产可能转眼间就变成了垃圾。这是危机年代里的铁律，在这种情况下，流动性的缺乏本身就是巨大的风险。美国国债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既然在现实条件下大规模持有美国国债不可避免，对国债组合进行有效的管理，以降低风险提高收益就变得至关重要。我们也观察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组合进行了积极的改变：大量减持长期债的同时买入等量或者更多的短期债。这种积极措施在当前形势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美国进一步降低利率至负利率的可能性非常低，而目前接近于0的低利率能够维持多长时间也令人怀疑。长期利率的上升几乎不可避免。最近美国国债出现了长期收益率大幅上升的局面，无疑也反映了这一预期。
当然美国国债并非是唯一可行的资产选择，通过购买多样化的资产组合以规避风险、提高收益是必然的措施。中国最近提高黄金储备的具体做法值得商榷，但在思路上无疑非常具有积极意义。中国也正在使用外汇储备积极收购海外的矿产资源并开拓市场，不管具体的成果如何，这种积极的思路也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在发达国家市场的投资由于各种原因（包括政治性因素）屡屡受挫，但中国还是很有希望在南美和非洲市场上找到更富有投资价值的项目。单纯就实际购买力而言，美元的加速贬值已经不可避免。美国国债的收益远不足以弥补由于通货膨胀带来的购买力贬值。与其消极地坐等通货膨胀侵蚀资产价值，不如积极灵活地选取适当的资产组合进行投资。
危机的背面就是机遇，在防范危机带来的风险的同时，如何利用危机带来的机遇也是危机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每一次危机过后，在旧的经济力量走向衰败和消亡的同时，都会有新的经济力量借机崛起。对于企业而言，危机本身也正是扩充地盘、发展壮大自己的绝好机会。此次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负面冲击，更有巨大的机遇。在南美和非洲，中国已经有了在这些地区获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绝好机会。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生产能力，都在这些地区大有用武之地。在这些地区采取强势出击的战略，应该是中国的优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