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民政府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对有关问题做了具体规定。此后，他们给苏区运去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紧缺物资，红军则用粮食与之交换。这种贸易实际上解除了南京当局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其赦免的政治犯中包括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陈铭枢、黄琪翔、李章达等认为，国民党已经成为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工具，而汪精卫的改组派、胡汉民的新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独裁党名异实同，毫无可取之处。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际，他们决议另组新党，名称叫“生产人民党”，简称“生产党”。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加入生产党。黄琪翔则宣布解散第三党，声明第三党的政纲与中华共和国的基本政策相同，无独立组党的必要，故一致加入生产党，以与其他政治主张相同的革命势力，共同肩负中国革命的使命。生产人民党是陈铭枢长期酝酿而成的，由他任党的总书记。
陈铭枢等事前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方面的力量和错误地分析了形势，原以为反蒋大旗一举，各方反蒋势力必然会联合起来予以响应。然而事与愿违，这种形势并未出现，反而招来了更多的骂声和七嘴八舌的议论。南京方面自不必说，连原有联防盟约的两广，因断定闽方必败，对之亦不谅解。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于1933年11月22日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闽变。电文中云：
兄等号日在闽垣开会，颁布政纲，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初以兄过去在党之历史，当不致倒行逆施如此。顾报章转载，凿凿可指，此讯果确，是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且命名兄等抗日救国之历史荡然无存……深翼兄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多方劝导，以免尽入歧途……
这封电报是很有代表性的，表明两广虽然反蒋，但不接受福建人民政府的一些政治主张，其他反蒋派别也是如此，因而没有几处发电声援的。从策略上考虑，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提出一些过激的口号，采取了一些过激的行动，如取下孙中山遗像、取消总理遗嘱等做法，普通老百姓和士兵也难以接受。原来许多政见相同者亦因闽方取消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而反颜相讥。所以，福建人民政府一成立，在政治上就很被动孤立。
蒋介石在事变前就采取过一系列拉拢威胁、利诱分化的手段以防止事变的出现，及至事变发生，他和汪精卫一唱一和，谨慎应付。他们首先采取政治攻势，观望事态发展。蒋介石发表《告19路军书》，把陈铭枢、李济深等与19路军分别开来，号召“大义灭亲”、“救国自救”；又向国民党军队发出《告将士长官电》，通报闽变经过，稳定军心。经过两天观察，见他省未起而响应，便采取强硬态度，经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党籍，由行政院、军委会发出通缉令拿办。蒋介石又玩弄惯用伎俩，派人游说，并用巨款收买两广军阀，分化闽粤桂联盟；以金钱、官职收买在福建的原地方杂牌部队，从内部发动“讨贼”；更严重的是通过各种关系收买了19路军高级将领毛维寿、张尖、黄强等，派遣特务潜入该军内部收集情报，分化瓦解部队。还派出飞机轰炸，以动摇人心。
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南京政府便调遣15万人的大军开始对福建人民政府进行“讨伐”。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以蒋鼎文为总指挥的第1路军由赣东入闽北，以张治中为总指挥的第4路军由浙江入闽北，以卫立煌为总指挥的第5路军由赣东入闽西，以汤恩伯部为后续部队，并动员海、空军参战，甚至请求占领台湾的日本侵略者出兵进入马江，占领了厦门，还有一些帝国主义的军舰也在沿海活动威胁。
面对南京政府的重兵压境，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者在作战方针上意见分歧，最后采取了放弃闽北坚守福州的方案，处于被动态势。在政治上他们又很软弱，不敢发动和武装工农群众，没有做任何具体的实际工作。只有5万人的19路军内部又不稳定，有些高级将领通敌投降。在此危机时刻，福建人民政府曾请求红军东移策应，但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认为他们是“狗咬狗”的争斗，未能出兵援助，放弃了破敌的大好机会。1934年1月上旬，蒋、蔡两军激战于延平、水口、古田一带，随即19路军开始撤退。12日，李济深、陈铭枢等匆匆解散政府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人先后逃离福州。16日，福州被南京军队占领，福建事变遂告失败。19路军余部被广东陈济棠接收编散，徐名鸿被杀害。
尽管福建人民政府不到3个月就被南京政府镇压了，但它给了蒋介石的独裁卖国统治以沉重打击，其资产阶级民主纲领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促进了全国各阶层进步人士抗日反蒋运动。福建人民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后来逐步转入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宪政运动”的微弱呼声
国民党背叛国民革命以后，抓住孙中山设想的“训政”不放，实行一党专政，遭到全国人民的抵制和抨击。“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对于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一党专政愈加不满，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形成一股民主宪政运动的潮流，冲击着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报纸纷纷抨击国民党独裁政府是党高于国，国属于党，党员构成统治阶级，国民构成被统治奴隶。有的报纸指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厄，国难即一日不得打破”；“亡中国者，非暴日非共党，乃现在之政治组织，现在之党国领袖”，“以党亡国”之祸恐怕“不远矣”。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民主人士，主张对内取消一党专政，集中全国人才，组织由各党各派构成的国防政府，实行抗日民主政策，预备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把政权还给人民。有人指出：“国民党统治已到了非变不可的局面，而变的路径，只有实行宪政”，“宪政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
在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一些有识之士和反对派也主张开放党禁，广集人才，共赴国难；或主张促进宪政，实现民主政治。“九·一八”事变后，李石曾关于召开国难会议的建议，响应者不乏其人。而正式向国民党当局建议召开国难会议，是在1931年11月22日召开的国民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蔡元培以主席团的名义，临时提议的。蔡的建议为大会原则通过，使国难会议由抽象的设想而渐至具体化。为蒋介石所排斥的孙科，这时作为国民党粤方代表到上海，参加国民党宁粤双方合作的“和平会议”。会议期间，孙科提出速开党禁，实行民治的主张。
国民党蒋介石迫于党内外压力和受粤方势力的钳制，12月，在四届一中全会上，表示要“提前宪政时期之实现”。民主人士沈钧儒、黄炎培、褚辅成、张耀曾等，利用国民党这一民主的诺言，纷纷发表宣言、通电，申述废除限制人民自由之一切法令，召开宪法会议，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1932年1月，国民政府宣布召开国难会议，这时许多爱国人士借机努力实现自己的主张。大学教授王造时、《申报》经理史量才、著名律师沈钧儒、职业教育家黄炎培和工商业家荣宗敬等62人又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救济国难之具体主张》。其中包括：对外不惜任何牺牲，维护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应以武力自卫为主，以国际折冲为辅”；对内实行民主政治，要求国民党在未实施宪政之前，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承认各政党并得自由行动；集中全国人才组织有力政府，设立民选的国民参政会监督政府筹备宪政，并在8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但限会议只讨论所谓“御侮”、“剿匪”、“救灾”问题，对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宪政问题则置之不理。因此，通知一发出，便遭到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抵制。沈钧儒、黄炎培等认为，当务之急“不外对日抵抗到底，对内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现在国民政府限定只讨论上述3个问题，“无补艰危，不如谢绝征东，稍明素志”。《申报》也批评国民党“际此国难日亟，明知一党之力不能打破难局，则亟应取消一党之‘狄克推多’，公开政治，予全国人民以参政之机会，予人民以充分之自由共赴国难，政治才有新生气象”。“借所谓国民会议、国难会议等等敷衍人民，适见其心劳日拙耳”。
4月7日，国难会议开幕，国民政府原延揽的代表共413人，但到会者仅140余人。与会的爱国民主人士提出许多超出原定范围的提案，诸如促进政府按期（国民党最初曾有训政6年之议）结束训政、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及在此之前设立中央民意机关等等。在汪精卫等人操纵下，国难会议完全否定了各界人士提出的民主宪政要求，通过了“御侮”、“救灾”、“绥靖”的国策。这样，虽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们继续批评国难会议，要求实行宪政，但是微弱的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的压制破坏之下，很快就结束了。
不过，国民党内对于党治与制宪的争论仍在继续。“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孙科在上海通电南京政府，支持19路军坚决抗日。国难会议闭幕不久，他又发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呼吁“促进宪政，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主张“最近期内筹备开始宪政”，“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但现役军人停止选举及被选举权”。孙科关于宪政的言论引起了国民党内外人士的注意。汪精卫等公开反对，而爱国民主人士及党内一部分人表示同情，于是要求“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呼声又高起来。为此，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于最近期内继续进行宪政开始之筹备工作。1933年1月，孙科被任命为立法院长，他表示要“促进宪政尽快实现”，并说国人讲国民党一党独揽不无道理。
孙科任立法院长后，立即组织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自兼委员长，有委员40人，于1934年2月25日完成了宪法初稿修正草案。草案规定政府采取集权制，即“总统制”，总统为行政院首领，负政治责任，省为中央的行政区，而非自治区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审议后，“犹嫌草案牵制太多，权力未能集中，故运用必难灵敏”。1935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会又定出5条修改原则，按原则修改后的宪草于1936年5月5日正式公布，即所谓“五五宪草”。宪草把国家与政府的权力更加集中于个人，删去了原草案“军人非解职后不得当选总统”的规定和“总统依法统率全国海陆空军”中的“依法”两字，使之操纵三军不受法律限制。同时，将原总统为行政院首领的规定改为总统不参加行政院会议，但可召集五院院长会议，成为五院的重心，并有权任命半数的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还将总统任期由4年延长为6年。对于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则大加删减，对于各院院长及立法、监察二院委员的任期予以缩短。总之，宪草的集权趋势大大超过现代实行总统制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五五宪草”规定的宪政，必然不是真宪政，只能是变相的训政，依然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不过无论如何，表明国民党不得不准备多少给人民某些民主权利，以敷衍人民对开放政权的强烈要求。
国民党炮制“五五宪草”显然是在表面上应付各方面要求实行宪政的压力，而对于国民大会的召开，蒋介石又玩弄起拖延手法。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于1936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是临期时又借口地方代表选举“困难”再度延期。“西安事变”发生后，各界爱国人士进一步要求从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谁知中国是一个多难的国家，卢沟桥一声炮响，召开国民大会的许诺又成为泡影。中国人民要争得一点民主权利何其难也！
“宪政运动”是30年代民族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主张实行宪政，建立国防政府，是适应当时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要求的。国民党内一些人士主张宪政，是反对派对蒋、汪集团压制的一种反抗，客观上配合了“宪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