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它通过发表宣言、声明，抨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露它的剥削阶级实质和镇压工、农、学生的罪行，号召人民依靠自己的努力争取民主权利。当时，同盟向国民党的抗议和对重大事件的宣言，在国内不能发表，主要是靠史沫特莱、伊罗生及其他外国记者，用电报发到国外。欧美的进步人士如萧伯纳、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等著名人物，根据这些材料，签名发表抗议和宣言，对国际舆论有很大影响。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做了大量营救政治犯的工作。1932年6月，国际革命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的秘书牛兰及其夫人在上海被捕。一年多，他们辗转于南京、苏州的军事监狱，受到虐待。中外各界著名人士组成了国际援救牛兰委员会，积极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宋庆龄、杨杏佛等亲赴江苏第一监狱，探视牛兰夫妇。他们还和蔡元培等联名保释，使当局不得不交保监外就医。在营救牛兰夫妇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将分散的活动联合成有组织的斗争，便酝酿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12月，进步教授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及其他爱国师生在北平被非法逮捕，宋庆龄、蔡元培等即以同盟筹备委员会名义致电蒋介石抗议，许德珩等人在营救下获释。1933年2月，同盟集会，宋庆龄、蔡元培等10人出席，抗议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顾祝同制造罪名、非法监禁、枪杀镇江《江声报》爱国记者刘煜生，要求惩办凶手。同年3月，共产党人罗登贤、陈赓、余文化和廖承志等5人在上海被捕，同盟对此极为重视，立即召开执委会，邀请辩护律师，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宋庆龄还通过外国报纸发表声明，号召中国人民为保护被捕的革命者起来斗争。廖承志被释放后，陈赓等被押往南京监禁。同盟组织营救政治犯委员会，宋庆龄、杨杏佛、沈钧儒等4人代表团专程赶赴南京营救，并探视了他们。代表团会见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和致函行政院长汪精卫，要求释放陈赓等人。5月，同盟又为营救被特务秘密绑架的青年女作家丁玲和潘梓年而奔走。同盟还严正抗议杀害左翼作家应修人。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曾调查监狱情况，向国民政府提出4项要求：①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②废止滥刑；③给予政治犯阅读书报之自由，禁用镣铐及改良狱中待遇；④严禁狱吏敲剥犯人及受贿行为。1933年5月13日，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代表同盟到德国驻沪领事馆递送抗议书，谴责希特勒政府对德国进步人士与犹太人的迫害。这既是声讨希特勒，也是抨击蒋介石。同盟还与充当国民政府法制辩护士的右翼胡适进行了斗争，撤消了他的北平分会主席职务，并开除其盟籍。
1933年3月4日，日军侵占热河省会承德，妄图一举占领华北。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了一个范围更广泛的救亡团体——国民御侮会。8日30多个各界团体在上海召开国民御侮会成立大会，杨杏佛代表同盟发表了反帝抗日与争取民权不可分离的演说。
国民党反动派对同盟的活动恐惧异常，对同盟的领导人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开始，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做出决议，“警告”宋庆龄、蔡元培，说他们“擅组民权保障同盟，发表宣言，保障反革命及共产党要犯，实破坏本党威信，逾越中委职权”，要求国民党中央予以解散。蔡、宋对此无理“警告”置之不理。随后，国民党特务用各种笔体，各种言词乃至最下流的语言接连不断给宋庆龄写恐吓信，最后干脆在写着“孙夫人亲启”的信封里塞进了手枪子弹。同样，杨杏佛、蔡元培也不断收到夹有子弹的恐吓信。这都未能使他们退缩。
国民党当局找不出取缔同盟的正当理由，又顾忌宋、蔡的威望和特殊地位，不敢贸然下手。于是，蒋介石得另选一个谋杀对象，以间接威胁恐吓宋庆龄。由于杨杏佛曾经写过文章，客观地报道过江西苏区红军的奋斗历史，又是同盟中坚，所以，蒋介石指使特务首先对他下了毒手。
杨杏佛，名铨。中国公学肄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后被派往美国留学。1919年归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春，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孙中山逝世后，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兼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北伐战争期间，主持上海方面的革命工作。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任大学院副院长。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路军抗战期间，他积极组织后方支前工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发起后，他为营救政治犯奔走不遗余力。敌人不断以各种卑鄙手段恫吓他，翻印他的照片300张，发给特务，准备杀害他，他都没有被吓倒。1933年6月18日清晨，杨杏佛终于被特务暗杀，时年4l岁。
宋庆龄获悉杨杏佛被刺的噩耗，立即发出严正声明，愤怒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表示要更坚决地斗争下去。蔡元培立即召开同盟紧急会议，与国民党当局交涉。6月20日下午，大雨倾盆，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了杨氏入殓仪式。特务们又散布还要刺杀同盟其他领导人的风声。宋庆龄、蔡元培和其他领导人毫不畏惧；毅然前往参加吊唁。宋庆龄在秘书陪同下审视杨遗容时，深感悲痛。
入殓仪式由蔡元培主祭。
“六·一八”特务的枪声直接威胁到同盟成员的人身安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作为有组织的活动无形中停止了。然而同盟所代表的争民主自由反独裁专制的民权保障运动并没有结束，它是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的组成部分。此后，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又继续营救牛兰夫妇，还设法营救共产党人李少石、进步历史学家范文澜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继续起着积极的配合作用。
福建人民政府的乍起乍落
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非蒋系的国民党第19路军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发动了淞沪抗战。淞沪抗战失败后，蒋介石顺从日本人的旨意，将19路军调离了沪宁地区。为了消灭这支异己部队，蒋想出了许多主意，最后于5月间令该军前往福建“剿共”。他一方面要让19路军与红军作战，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另一方面要使该军“唾涎广东”，以挑拨两者的矛盾，互相火拼，利于分化。
这期间，日军正加紧进犯我热河地区；1933年元月，日寇侵占榆关，接着进攻关内，华北形势危急。全国人民再次掀起抗日高潮。曾经英勇抗日的19路军依然不忘抗日救国。然而，蒋介石对19路军领导人通电抗战的满腔热情冷苦冰霜，对广大官兵请缨北上的坚决要求无动于衷。他依然签订了屈辱卖国的《塘沽协定》，并紧锣密鼓地筹划布置“剿共”军事。与此相反，早在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愿在立即停止进攻红军、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立即武装民众等3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19路军官兵受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厌恶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更加高涨。
在前线，19路军的进“剿”屡遭红军打击，损兵失地。可蒋介石却一味电促其出兵，并在报上公布其败绩，指责其“剿共”不力，打击该军威信。19路军的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感到“站在十字路口非常苦恼”，进退维谷，逐渐认识到“剿共”毫无出路。而对蒋介石的步步进逼，19路军的反蒋情绪增强了。要抗日，必反蒋！
正在这时，19路军的老上级，淞沪抗战后被蒋介石、汪精卫等人排挤出国考察的陈铭枢于6月间回到国内。陈立即往返奔走于香港、广州、福州之间，积极领导策划反蒋事宜，联络各派反蒋力量，得到了主张抗日反蒋的李济深及其他人的支持。他们携起手来，共商大计。他们起初准备与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白崇禧联手反蒋，但粤桂当局不表支持。
在准备的过程中，李济深、陈铭枢等加紧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9月，陈铭枢特派与中共有过交往的陈公培（化名吴明）经福建到苏区，与红军东方军军团长彭德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进行谈判，带回了彭德怀给蔡廷锴、蒋光鼐的亲笔信，缓和了前线两军的关系。10月，李、陈又派福建省绥靖公署秘书长徐名鸿等赴瑞金，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并与中共代表团谈判，双方签署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又称《抗日停战协定》），中共并派代表秘密前往驻在福州的19路军总部，进行联络工作。这些标志着红军与19路军已初步形成松散的合作关系，加速了福建事变的到来。
1933年10月下旬，在香港李济深家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筹备会议。参加人员除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外，还有冯玉祥的代表余心清，第三党的代表黄琪翔、章伯钧等，和其他反蒋派的部分领导人。会议决定，立即赴福州发动反蒋抗日运动，组织人民革命政府，并讨论了有关的军事、政治、外交、财政等问题。会议后，参加领导事变的有关人员于11月上旬陆续到达福州。11月18日，在福州东郊鼓山又召开了紧急秘密会议，对发动事变做了最后决策。参加者有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徐谦、陈友仁、李章达、蒋光鼐、蔡廷锴等及19路军的高级将领10余人。这是反蒋抗日的中间势力的代表的一次大集合。
11月20日，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和其他反蒋派代表人物来到福州体育场，隆重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到会的有全国25个省市代表和华侨代表85人，各机关、团体、19路军部分官兵参加了大会，共有二三万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黄琪翔在开幕词中阐明了大会的宗旨，公开亮出了“反蒋抗日”的旗号。李济深等各方代表相继发表了演讲。大会议程主要有3项：第1项，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案；第2项，通过安徽、福建两省代表提出的组建人民革命政府案；第3项，废弃青天白日旗，展现新国旗，举行升旗礼。
黄琪翔宣读了《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宣言”规定“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人民之民主共和国”，其最高权利机关是“生产的农工及共同支持社会结构的商学兵代表大会”；规定新政权的施政纲领，人民不分种族性别职业都有绝对自由平等权；宣布南京国民政府“为买办豪绅地方之反革命政府，且为全民族最可耻之巨敌”，号召全国一切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组织起义，“打倒以南京政府为中心之法西斯系统”，“于最短期间召开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大会决议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中华民国年号，定1933年为中华共和国元年；首都设福州；国旗图像为上红下蓝中嵌一颗黄色五星。
行升旗礼后，与会者举行了全市游行。代表大会主席团会议推举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余心清（代冯玉祥）、徐谦、姚湜昌（代方振武）、陈友仁、戴戟、李章达、何公敢为人民政府委员，以李济深为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任政治保卫局局长，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19路军总指挥。这样，福建人民政府就正式诞生了。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当天即发表了《对内通电——宣布政府今后之使命》，《对外宣言——警告列强勿与蒋合作》。新政权的使命是：
（一）求中华民族之解放，形成真正自由之国家；（二）消灭反革命之政府，建立生产人民之政权；（三）实现国内各民族之平等权利；（四）保障一切人民之绝对自由平等权；（五）排除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国民经济，解放工农劳苦群众。
接着，又连续颁布了一系列布告、条例，表述了新政府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的政策。新政府应福建民众的强烈要求，发布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同时还镇压了蒋介石派遣的蓝衣社的特务；释放了政治犯，凡是反对南京政府而遭逮捕、监禁、处罚者一律赦免。经济上主张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计口授田”、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外交上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重新与各国签订平等互惠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