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反对任何暴力和暴力革命，认为中国革命没有了对象。他说，以帝国主义为对象是错误的，因为国际的侵略压迫不能怪人家，是自己不能应付环境，自身陷于分裂不能一致对外造成的；封建军阀也不是革命对象，因为它是辛亥革命以后出现的，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社会旧秩序早随满洲皇帝倒台已不存在了，军阀是革命的产物；至于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中国此刻要紧的是培养新东西，新东西长成，旧的自然脱掉。
他幻想通过“乡治”，和平地解决军阀制度问题。对于国民党政权，他的对策是利用它。事实上，乡村建设运动所需经费及其权利一直依赖于国民政府。梁漱溟后来总结乡建运动经验教训时也承认，“政府应分而不分”，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这是一个矛盾。
同时，梁漱溟倡导乡村建设运动，也是要代替共产党领导的农民土地革命运动。他说，现代工业在“中国又有几何”，无产阶级在中国社会中的比例“微乎其微”，共产党自称料会基础是无产阶级，而靠无产阶级革命“靠不来”；中国农民“保守性格外深重”，要发动农民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一切劳苦群众都不想革命，“只有失业流落、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的人，才去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要想消除和代替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有另一种农民运动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事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这表明了梁的反共倾向。
乡村建设运动标榜要为农民解除苦难，但是并没有群众基础，“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梁漱溟说：“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们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惟不动，甚至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他承认：“此时见我们未能代表乡村的要求，我们自以为我们的工作和乡村有好处，然而乡村并不欢迎。”
梁漱溟的“乡治”，要改良破败的中国社会，主张建立人与人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财富与权力“分操于人人”，提倡“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开展农业常识和识字教育，不失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邹平失陷，历时7年的乡村建设运动基本上停止了。梁漱溟本人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宋庆龄、蔡元培及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的民主活动宋庆龄早在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在大革命时期，她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对国民党右派进行了斗争。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以后，国民党发生分化，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等左派坚信孙中山革命主张，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形成了国民党民主派。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许多左派人士及共产党人毛泽东、董必武等，联合发表讨蒋通电。在武汉汪精卫政府公开叛变革命的前一天，宋庆龄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严厉谴责蒋、汪之辈的反动行为，“使革命政党丧失了革命性，变为虽然扯起革命旗帜而实际上却是拥护旧社会制度的机关”。她宣布退出武汉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同孙中山的叛徒公开决裂，并满怀信心地说：“革命在中国是不可避免的”。“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使我失望的，只是有些领导革命的人已经走上了歧途。”
1927年8月1日，宋庆龄领衔和毛泽东、邓演达、谭平山等22人，发表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严正斥责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同一天，中国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宋庆龄表示支持。她虽未在南昌，仍被革命委员会推选为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8月下旬，宋庆龄与邓演达、陈友仁一同出国，前往苏联。临行前，她在上海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义正词严地谴责国民党右派违背三大政策，杀害革命者，已经和旧军阀“不相上下”了。她表示“要亲自到莫斯科去说明这一点”。到达苏联后，她不仅实地考察了苏联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而且密切关注中国政治的演变，继续痛斥蒋介石等背叛三大政策的行径。1927年12月，蒋介石悍然决定国民政府同苏俄政府断交，为此电告正在莫斯科的宋庆龄，并诬称她在莫斯科停留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宋庆龄接电后两次回电严斥蒋的谰言，声明“我留在苏联是自愿的”。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在南京举行的孙中山国葬仪式。她事前发表声明：“在国民党的政策完全符合已故孙逸仙博士的基本原则之前，我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参加该党的任何工作。”再次表明了她一贯的民主立场。仪式结束后，她又摆脱了蒋介石集团的欺骗与束缚，赴欧洲旅游和从事国际反帝、保卫和平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宋庆龄在考察了苏联和欧洲之后经柏林回国。她十分关心和支持邓演达等人的反蒋斗争。邓演达不幸被捕，宋庆龄不遗余力地进行营救。她从上海赶到南京，要求蒋介石立即释放邓。蒋支吾其词，最终不得不告知已秘密处决。宋庆龄盛怒之下，掀翻茶桌，痛骂蒋，蒋吓得躲上了楼。宋庆龄回沪后，义愤填膺，奋笔疾书，投稿于《申报》，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申报》经理史量才迫于形势，改用新闻形式，于12月30日登了《宋庆龄之宣言》。12月19日，宋庆龄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通电，揭露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及其投降活动，谴责其镇压学生要求抗日的爱国行动的暴行，指出国民党内忠实的、真正的革命者如邓演达都惨遭杀害，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她深信，在反动势力的恐怖之下，真正的革命者不会放弃责任，将加紧工作，朝着革命目标胜利前进。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后，宋庆龄在上海立即站到抗日救亡的前列。她和何香凝等，做了许多支援、救护、慰问前线抗日将士的工作，并高度赞扬了19路军的爱国主义精神。宋庆龄的爱国行动极大地鼓舞了19路军官兵和上海民众的抗日斗争。要抗日，就要争民主自由。同年12月，宋庆龄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联络爱国民主力量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科学家。早年加入同盟会，投入辛亥革命。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积极倡导民主与科学，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他对北洋军阀专制制度疾恶如仇，“不忍为同流合污”。1927年，他一度附和蒋介石参与了国民党的“清党”活动，并参加了南京国民政府。但是，蔡元培毕竟是一个正直学者、有识之士，当他一旦认清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面目后，便开始与之保持距离，愈来愈采取消极抵制态度，直至公开决裂。
1928年10月，蔡元培毅然辞去国民党的大学院院长及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府委员和代理司法部长各职，携眷离宁驻沪。10月8日，他“勉允当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职务。但从他被任命该职的第一天起，就不顾国民党中央的“电促”，胡适等人的“劝驾”，而“迭发辞呈”。由于蔡元培不到职视事，致使国民党监察院的成立一再延期。他已开始认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面目，不愿做蒋记政权标榜民主的点缀品。
随着对独裁专制的日益不满，蔡元培并没有停留在对蒋介石的消极抵制上。20年代末30年代初，国民党新军阀接连的混战和派系斗争，对红军的“围剿”，对爱国民主运动的残酷镇压，使蔡元培忧心忡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曾参与计划建立第三种势力。1931年2月，邓演达、陈铭枢和蔡元培秘密商定，准备利用19路军在粤东闽南开辟新局面。蔡元培还派杨杏佛到吉安与19路军将领密谈。由于邓演达的被捕和“九·一八”事变发生，起义计划搁浅。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商讨救国大计”，蔡元培应陈铭枢的邀请，作为宁方代表之一赴粤斡旋宁粤两派的矛盾。他“奔走最力”，表示要“谋永久和平，全力对外”。当然，宁粤分合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和谈”也并非真正挽救国难的会议。但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之后，蔡元培出面调解纠纷，其所言所行和那些政客们的讨价还价迥然不同，主要是为了争取实现共同抗日。当蒋、汪合流，共弹“不抵抗主义”论调时，他坚决主张抗日，反对蒋、汪的妥协外交，并以其特殊地位和威望，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影响，促其抗日。“一·二八”上海抗战时，他对日军肆意焚毁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教育机关，表示极大愤慨，与几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刘光华、蒋梦麟等联名致电国际联盟，请速制止日军暴行。
他对蒋介石热衷于内战派争，而大敌当前却按兵不动的行径深为不满，在诗中写道：
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无声；
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
几多思怨争牛李，有数人才走越胡；
顾犬补牢犹未晚，只今谁是蔺相如。
汪精卫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后，蔡元培一面拒绝汪的“常川驻京”“指导行政之邀”，不与汪为伍，一面又劝汪改变亲日行为。1934年，有一次他应邀参加汪精卫举行的宴会，席间力劝汪抗日。66岁的爱国老人动之以情，眼泪落入汤盘里，在座的许多人都为之感动。但汪精卫甘心卖国，同蒋介石一起导演了一幕幕丧权辱国的丑剧，蔡元培的态度强硬起来。1935年6月，当蒋、汪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华北时，蔡元培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领先当众质问汪精卫，“对日究持何策？”汪狼狈不堪，只好“默默不动”。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则采取同情和爱护的态度。“九·一八”后，各地青年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立即出兵抗日。蔡元培虽然不赞成“牺牲学业”和罢课、示威等方式，但是一再强调学生的行为是“因激于爱国热诚”，“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欢迎的”。他本着这一精神接待请愿学生代表。12月15日，北平学生示威请愿团300人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学生愤怒地冲击党部，蔡元培受了伤。他未责备学生，无何怨尤，却“仍愿政府和社会”对各地学生爱国运动“加以爱护”，表现了一个真正爱国者的宽阔胸怀。更为可贵的是，他在1933年初就曾“深盼全国人才，无论为国家主义派，为共产党，均集中于同一战线之下”，为团结抗战大业效力。
就在宋庆龄、蔡元培等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为抗日救亡奔走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却奉行“不抵抗主义”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非但不支持爱国民主运动，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庆龄、蔡元培等经过一段时间酝酿，于1932年底于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2月17日，同盟筹备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宣言》指出：
中国民众以革命的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我辈深知对此种状态，欲为、有效与充分之改革，惟有努力改造产生此种状态之环境。
同盟的目的和三大任务是：
（一）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本同盟愿首先效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之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三）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宋庆龄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中，着重阐明了同盟的性质及其使命：它不是一个政党，它的任务十分有限，不在领导政治、经济的斗争，不在夺取政权，但是它所处理的问题却是政治性的。这些问题是和震撼世界、震撼中国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而且是这些斗争的一部分。蔡元培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进一步阐明了同盟的宗旨，强调普遍的保障人权，超越国家、党派的界限。
同盟总会设于上海，最高执行机构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宋庆龄被推为总会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在同盟总会的积极筹划下，1933年1月，先后成立了上海分会和北平分会。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会9人，鲁迅是成员之一；北平分会以胡适为主席。同盟原拟在全国各重要城市成立分会，在此基础上召开同盟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后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