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弥合毛泽东、朱德的分歧之后召开的。朱、毛矛盾与分歧又表现在何处？泽东为什么旗帜鲜明地提出“党指挥枪”的原则，它对中共后来党、军关系的发展有何巨大影响？
1929年。20年代最后一个冬天悄悄地来临了。
凛冽的朔风在苏家坡的山坳里呼呼地盘旋，把吊钟岩上火焰般燃烧的红枫叶刮下来，卷到泪泪流淌的小溪里，飘走了。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而今，朱德他们在哪里？部队可有棉衣过冬么？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也有4个月了吧，几时才能回来？……在树槐堂楼上，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来回踱步沉思。
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离开前委已经4个多月了。还是在盛夏的7月，毛泽东染上了恶性疟疾，由邓子恢派人护送，辗转到上杭的蛟洋、苏家坡、大洋坝，永定的虎岗、岐岭、湖雷、堂堡、合溪，一边养病，一边指导地方党的工作。
闽西山区缺医少药，毛泽东又不能暴露身份公开就医。一天发作数次的恶性疟疾，把毛泽东折磨得死去活来！几度病危，以致后来在莫斯科误传他“病逝”的消息，共产国际总部竟在英文版的《国际新闻通讯》上发表一则讣告：
据中国消息：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病情不断恶化，在福建前线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毫无疑问，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没有死！闽西特委派出地下交通员历尽艰险去上海买来特效药奎宁丸，又在永定石坑请了当地名医吴修山精心调治，终于把毛泽东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此时，大病初愈的毛泽东思念起远方的红四军和久别的战友，也想起了半年多来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论……
突然，邓子恢拿着一封信，闯上楼来，高声嚷道：“陈毅同志回来了！”毛泽东“啊！”了一声，连忙接过信，撕开口子，抽出信纸，平展在掌上：“……我从中央回来，于22日到军部。我俩之间的争论已得到正确的解决。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见信请即归队，我们派人来接。”
信虽只有几句，但毛泽东深知其分量。
“陈毅啊陈毅！你们七次大会的那个做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那是红四军主力自下了井冈山以后，在赣南、闽西艰苦转战，创建革命根据地，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毛泽东、朱德等都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总结如何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的经验，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因此，经常展开探讨和争论。
半年多前，红四军于4月3日收到中央“二月来信”。信中对客观形势和主观力量的估计过于悲观，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朱、毛两人应毅然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二月来信”在部队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5月初，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兼四军政治部主任。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指责毛泽东搞“家长制”、“书记专政”、“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而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则写信给毛泽东，指责朱德搞“封建关系”，并散布对革命前途的悲观言论。
刘安恭、林彪的言行，在红四军干部和战士中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甚至出现派别现象。
6月下旬，攻克龙岩，大局甫定。前委便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解决思想分歧、团结涣散的问题。由于陈毅是各方面都能接受的人物，又是在毛泽东写信申明“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之后代理前委书记之职的，所以“七大”便由陈毅来筹备和主持。毛泽东期望“七大”的召开，能作出一个好的决议，把他所主张的建党建军思想贯彻到部队当中去。然而，红四军“七大”，在龙岩城公民小学里只匆匆地开了一天。陈毅在大会上做了报告之后，对朱德和毛泽东两位军政领导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朱德是忠厚的长者，听了没有讲话。
毛泽东则在重申自己的各项政治主张之后说：“至于陈毅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是不正确。”
会议最后改选前委。因为会议准备仓促和只开一天会，关于红军的领导、建立根据地、军队民主制度、反对军阀作风等一些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被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未能统一思想认识。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
会议后，毛泽东愤而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养病。不久，陈毅前往上海向党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9月下旬，代理前委书记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红四军“八大”，由于意见分歧，争论激烈，会议在“无组织状态中开了三天，毫无结果”……而今，陈毅从上海回来了，立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七次大会我犯了错误，八次大会的插曲更是错误的”。如此赤诚坦荡、如此光明磊落，使毛泽东深深地感动了。“老朱、陈毅他们现在在哪里？”毛泽东问。
邓子恢回答：“信是从松源送过来的。我主力部队出击东江失利，现在已退入赣南了。”
“东江去不得哟！”毛泽东紧锁眉心，伸手撮起一撮烟丝，卷成喇叭筒……
就在朱德奉中央指示于10月19日率部向东江出击的时候，陈毅从上海取道香港、汕头，回到粤东。10月22日在松源与朱德会面了。
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当朱德告诉他，毛泽东在“八大”之后曾写来一封信，表示坚决反对调和折衷，原则是非问题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他没想到“七大”对毛泽东造成如此严重的伤害。
“毛泽东同志说得对，”陈毅襟怀坦白地说，“我这次回来就是要使毛泽东复职。现在，要赶快把毛泽东同志请回来，这是中央的指示。”
“我服从中央的指示。”朱德说，“不过，你欢迎他回来，他是否愿意回来，还很难说。”
“这个我负责，由我向毛泽东作检讨。”陈毅显得极的把握，“中央有指示，毛泽东同志会同意的。”
当天晚上，陈毅召开了前委会议，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批评红四军七大、八大的错误。会后，陈毅给毛泽东写了这封亲笔信。
此时，东江的敌情发生了变化。粤桂军阀战争已经结束，粤军蒋光鼐部返回东江对付红军。而前委没有察觉到敌情的变化，依然执行中央的命令，在没有群众配合的情况下，二次进攻梅县，遭到强敌的反击，伤亡逃散达1000多人。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也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是湘南“八月失败”以来最惨重的一次损失！
东江失利，使红四军干部、战士更加想念毛泽东。“要是毛党代表在，梅县战斗不至于吃这么大的亏！”
“毛党代表在时，部队多、工作好、大家一条心，可现在……”
“我们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回四军来！”
干部、战士的呼声传到了前委，朱德心情沉重，深感愧疚：“四军再这样下去，不行啊！朱毛朱毛，连在一起，革命就蓬勃发展，一分开，革命就受挫折。这是不得不承认的噢！”
撤出东江后，部队辗转到了上杭官庄。前委在官庄召开会议，决定攻打汀州，补充给养，解决全军过冬棉衣问题。
11月23日，红四军进占汀州。
第三天，朱德、陈毅派出一个连队专程到苏家坡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26日傍晚，毛泽东骑马抵达汀州。久候在军部门口的朱德、陈毅，不等毛泽东翻身下马，就迎上前去一人抓住一只手，紧紧地攥着。
“润之！”
“玉阶！”
“仲弘！”
几声亲切的呼唤，患难与共的战友“一朝之慨”便冰释消除了。
“润之，中央来信了，你是对的。以前的意见我收回！”朱德一向忠厚而坦诚。
“润之，我向你检讨。”陈毅爽朗、坦荡。
“我也不是什么都对呀！”毛泽东也表示歉意。“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
11月28日，毛泽东在汀州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听取陈毅详细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内容和周恩来、李立三同志对四军工作的口头指示。
陈毅说：中央十分重视四军的经验和问题，8月29日专门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他关于四军历史及现状的报告。在上海期间，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写了五个书面报告，政治局指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委员会，一起讨论审议他所写的报告。“九月来信”就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的，最后经周恩来审阅，一字未改就通过了。
“九月来信”说：
……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果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绝不能把红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这种倾向对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
……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毛泽东聚精会神听取陈毅的传达，赞扬这封“九月来信”写得好。看到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得这么快，他非常高兴。
前委扩大会议气氛融洽而热烈。这是半年多来第一次团结民主的会议，一致通过了三项决议：一、筹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二、开展整训，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三、全力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当天晚上，毛泽东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攻梅县失利，损失虽不小，但士气仍振奋。目前一时期，当在福建境内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唯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
龙岩、上杭、连城三县交界的古田镇，四面环山、状如小盆地。莽莽苍苍的山林，把八甲、溪背、荣屋、竹岭、下塘、赖坊、玉龙、文元等八个小村子隐蔽在山坳之中。相传这里是梅花十八洞的一洞，地形之险要足以藏龙卧虎。
汀州会议后，毛泽东移师连城新泉，开展了十天的政治整顿和军事训练。12月中旬，又引兵古田，继续进行调查研究，为红四军“九大”的召开作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住在八甲村的“松荫堂”。前委和政治部机关也设在这里。
半个多月来，毛泽东、陈毅连续召集各种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支队、大队基层干部和兵士代表的意见，同他们一道揭露存在于四军中的种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探讨解决的办法。这种调查会开得十分热烈，有时展开激烈的争论，毛泽东耐心地听，认真地记，有时参与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解释某个观点。
从新泉的“望云草室”到古田的“松荫堂”，大量的调查、座谈，使毛泽东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纠正的办法，已有了全面的透彻的理解和把握。
山区的隆冬是极寒冷的。每天夜里，贺子珍就在他们居住的那间简陋狭小的卧室里，生起一盆炭火，点上小油灯，让毛泽东整理当天所得来的大量调查材料。毛泽东经常通宵工作，为即将召开的红四军“九大”起草决议案。
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溪背村曙光小学召开。100余名代表会聚在原是廖氏祠堂的大厅里，静静地聆听毛泽东作政治报告：“代表同志们：四军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党的正确路线之执行，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报告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对存在于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不正确倾向的表现及其纠正方法，作了条分缕析，不时博得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会议在团结、民主的热烈气氛中开了两天，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大会重新选举了前委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胜利结束，迎来了1930年元旦，社下山麓，曙光小学南侧的草坡上，数千军民联欢游艺，欢庆中国工农红军走出困境，紧密携手团结，走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