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走过的历程是悲壮的历程，西路军广大指战员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将永载史册，牺牲在征途上的烈士们将永远活在全中国人民心中。
“三位一体”逼蒋抗日
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提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
致国民党信发出后，毛泽东、周恩来又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李济深、李宗仁、蔡廷锴、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胡宗南等，反复陈述“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和呼吁下，宋庆龄、何香凝等表示赞同共产党的主张，并要求国民党召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为了统一党内认识，中共中央又于9月1日、17日先后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推动南京政府实行抗日政策的时候，发生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的发生，并不偶然。当时国民党驻扎在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的军队，主要是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率领的西北第17路军。这两支军队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遭到排挤，被利用来作为进攻陕甘红军的前锋，对此，他们非常不满。特别是东北军过去曾盲目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丢失了东北，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入关后又听任蒋介石调遣与红军作战，损失严重。全军上下深感“剿共”没有出路，强烈要求抗日，收复东北故土。
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前就开始了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通过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而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17路军，自大革命时期起，就一直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很早就表示赞成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中共中央还在张、杨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团结合作。
蒋介石得知张、杨同共产党发生联系，非常恼怒。1936年10月，他亲自飞到西安，并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20多名高级军政大员也召集到西安，同时调集部队，随时准备开赴陕甘地区。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几天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民族命运为重，容纳抗日主张，遭到蒋介石的训斥。12月9日，西安城内l万多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为青年学生们的爱国热忱所感动，11日、12日又两次向蒋介石进谏，被蒋斥为“犯上作乱”。此时，张学良、杨虎城感到除发动“兵谏”，已再无出路。
12月12日，按照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东北军一部包围蒋介石住地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第17路军同时控制了西安全城，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13日，张、杨通电全国，说明被迫发动“西安事变”完全是为了敦促蒋介石抗日，同时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等8项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应。南京政府惊恐之余陷入一片混乱，各个政治派系从各自利益出发，有的主张兴兵讨伐张、杨，有的为保蒋介石安全，力主和平解决。国际上苏联和美国、英国、日本也都关注事态的发展。
中共中央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冷静地分析国内外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果断地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12月15日，首先由红军将领联名发表《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明确表示坚决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12月17日，周恩来等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说明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深得张、杨的赞同。根据对事变后形势发展的考察，1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中国共产党以抗日救国大局为重的鲜明立场和正确方针，得到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与支持。南京政府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无意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参加。经过两天商谈，最后达成了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条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及亲日派的阴谋，促进了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使国共两党的合作成为大势所趋。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东北，国民党政府命令驻守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撤回关内，将东北拱手让给了日军。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经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在事变发生后立即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击日军的野蛮侵略。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东北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英勇杀敌，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争，谱写出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斗争的壮丽凯歌。
钢铁义勇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1935年，歌中讲到的义勇军就是抗联的前身。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实行血腥的殖民统治，激起了东北以至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抗日烽火首先燃遍了整个东北。一时之间，广大人民群众和滞留在东北地区的一部分爱国军队，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纷纷揭竿而起，组成各种名义的抗日武装，浴血奋战，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由于这些部队自发形成，有义有勇，就被统称为抗日义勇军。它是中国最早的抗日武装。
自“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夏秋之交，全东北的义勇军迅猛发展到30多万人。但是，由于义勇军处于自发分散状态，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指挥，到了1932年底，便在日伪军的疯狂镇压下大部溃散。然而，由共产党掌握的抗日武装和经过改造后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一部分抗日义勇军则坚持下来，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加强与抗日义勇军的联系，派遣周保中、李延禄等优秀干部到东北义勇军中进行改造工作，使部分义勇军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同时，积极发展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先后组建了由汉、满、回、朝鲜、蒙古等民族爱国志士参加的10余支抗日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打击日本侵略者。杨靖宇领导的南满游击队连续打退日伪军对南满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消灭日伪军数百人，游击队发展到近千人。张甲洲和赵尚志领导的东满游击队先后进行了八道沟、东宁城战斗，歼灭日伪军200多人，并一度攻占了东宁城。周保中领导的绥宁反日同盟军进行了平日坡、山团子、卧龙吞屯等战斗，毙伤日伪军近百人。此外，杨林、童长荣、冯仲云、夏云杰领导的游击队也在各地主动出击，抗击日寇。
1933年5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各地抗日游击队为基础，按照政治建军的原则，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从1933年下半年到1936年春，东北地区相继成立了6个军。第一军由南满游击队组成，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军由东满游击队组建，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第三军由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扩编而成，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第四军由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改编而成，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第五军由绥宁反日同盟军和宁安反日游击队、抗日救国游击军第二团等部合编而成，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第六军由汤原游击总队改编而成，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即张寿笺）任政治部主任。各军建立后，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日伪军出击。经近两年的艰苦斗争，东北人民革命军进行战斗数千次，攻克日伪军占领的城镇数十个，部队发展到万余人，游击区扩大到东三省50多个县，将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
十五载艰难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