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开党的会，有彭涛、黄敬参加。黄敬在会上说，国民党号召学生到南京去“聆训”，每人发30到40块现洋收买，杨立奎就是在积极活动用钱买人到南京去。许多进步学生都不予理睬，读书救国的中间派学生对国民党能不能抗战也发生怀疑了。我们怎么办，是向学生灌输对国民党的幻想，引到南京去“聆训”呢？还是拿出自己独立的主张来呢？所以我们决定不去“聆训”，而到农村去，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个思想，彭涛、黄敬是毫不含糊的，当时黄敬在会上说：“过两天在燕大开一个学生代表会议，讨论决定是到南京去‘聆训’，还是南下宣传，党的市委决定去南下宣传，估计凡是去南下宣传的，都是‘一二·九’起来的积极分子，就好组织起来成为学联的核心！”他还说“小郭，在燕大开这次会你得去作执行主席，而且必须保证党的这个意见，一定要通过。”他很严肃地交给了我这个任务。我说：“好吧。”不几天，我到了燕大体育馆，其时人还不多，天黑时候到了80多人，清华、东大、北大、燕京、女一中、汇文（二十一中）、镜湖、艺文（二十八中）等校代表都去了。大家就坐在体育馆开会讨论起来。最后一表决，造成去南京“聆训”者居多数，这是我原来未估计到的，正着急间，坐在我右首的燕大代表说：“小郭，反表决！反表决！”我冷静了一下，说：“讨论停止，休息一刻钟，再付表决”。然后就有人嚷嚷：“不对，不对，有的学校来了两三个人，不能这么表决。”在休息时，我见到彭涛、黄敬、孙敬文等在代表中很活跃。休息两个小时后，又开会。刘江凌是黄敬联系的代表，站起来发表演说，从五四运动的民主与科学传统一直讲到“九一八”以来的历史，指出国民党不抗日、打内战，全国学生和民众应该团结起来，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的演讲，效果很好。讲毕付诸表决，我说：“一个学校只能有一票表决权”。这一下，造成南下宣传的纷纷举手，占了多数。通过了党原来的决定。这时，天已拂晓，事后有一位同志告诉我，法商学院的反动代表某某骂我：“郭明秋坏透了，被共产党利用了！”
这样，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就于1936年1月2日出发了。黄敬把我和姚克广留下，他和彭涛随队南下。彭、黄布置了如何组织领导南下的问题。南下回来以后，在西山召开过一次党团会议，作了总结。当时姚克广同志已是学联党团书记。我记得彭涛、黄敬、姚克广，中大的董毓华，还有孙敬文等都参加了。黄敬说，南下宣传是一件大事，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学联的核心力量组织起来了。关于这个核心力量的名字叫什么？这个问题曾经交给南下的同学们一起讨论过。大家起了好多名字，最好的名字是师大曹国智同志起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民先队是1936年2月1日在石驸马大街师大文学院召集各校代表开会正式成立的，会上发过《我们的主张》等两个文件草稿。关山复同志参加过这个会。
林枫同志在1936年3月间被调到天津作市委书记。3月下旬我到天津，先在天津市委工作。1936年5月、6月间林枫同志调作刘少奇同志的秘书，8月、9月间我作了北方局机关（刘少奇同志）的译电员。4月初，在天津我听说北平发生了“三三一”抬棺游行。
我再讲讲北方局的领导刘少奇和彭真同志。谁对当时的学生运动最熟悉呢？据我所知，除在平津工作过的彭涛、黄敬、姚克广、蒋南翔和林枫之外，就是北方局的刘少奇和彭真同志了。1936年春，林枫同志到天津后，就知道彭真同志在天津工作。当时林枫同志称彭真同志是“老魏”，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刘少奇同志1936年4月到天津和北方局。1936年5月、6月间的一天，在我们的家里，我第一次看见了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走后，林枫告诉我：“这是中央派驻北方的代表。以后我们就帮助他工作了。”我问：“那怎么称呼他呀？！”林枫同志答：“你就叫他老戴好了。”以后隔上10天半月刘少奇同志就到我们家里来一次。渐渐地他们之间的谈话也允许我在场了。少奇同志说，纠正立三路线残余就应该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分开，秘密工作应执行“隐蔽精干，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我接受了这一方针，就离开了女工夜校教书的岗位。刘少奇同志以K.V.署名写了《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发表在《火线》上（他还用“胡服”这个名字发表些文章）。我认为这篇文章的精神跟毛主席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一致的。1937年1月、2月间，北方局搬到北平。1937年3月中央来电，要少奇同志到延安参加党的代表会议。少奇同志给林枫同志布置了工作之后，就离开北平去延安。七七事变后，林枫同志接到彭真同志的信，叫我们平津党的力量到太原集合，重新分配工作。我到太原后才认识彭真同志，当时他是北方局组织部长。彭真同志说准备把我送到延安去，林枫同意，我也同意。当时彭真同志讲，北方党员和民先队员同红军在太原会师，是件很重要的大事。
有的同志说过，1937年“七七”事变的时候，华北民先队员大概有1万来人，党员有1000来人，都先后转移到了华北、华中、陕甘宁各个抗日根据地。有些人直接参加了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
“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与“一二·九”学运的领导有很大的不同，关键是路线上的不同。“九一八”以后学生运动的高潮，由于有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遭到了国民党的破坏，以致变成了低潮；“一二·九”时期，刘少奇同志模范地贯彻了党的正确路线，所以保存了党的力量，发展了党的力量，由学生运动扩展为深入的广大的工、农、兵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为伟大的抗日战争作了很好的准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仅用几个月的时间，便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5年夏，日军又将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国民党政府同日军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制造了华北事变，更加助长了日军的嚣张气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全国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审时度势，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高高地擎起了团结抗日的大旗。
瓦窑堡运筹抗日大计
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就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表明了抗日救国的鲜明立场。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接连爆发了“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在他们英勇斗争鼓舞下，全国各地各阶层群众纷纷举行抗日集会和游行示威，工人举行罢工以示声援，各界爱国人士相继成立了各种救国会，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积极响应，很快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抗日爱国浪潮。
在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为正确分析形势，制定切合当前中国革命实际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等。23日，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了团结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抗战救国总路线；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军事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拆台政策不能得逞。
瓦窑堡会议所确定的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是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的战略决断，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以至对于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毛泽东后来将统一战线同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并称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红军东征西征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为了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以实际行动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决心。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举行东征，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首先向山西、绥远进军，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广大地区发展，以便直接对日军作战。
1936年2月20日，抗日先锋军冲破阎锡山的拦截，东渡黄河，出师抗日。3月31日，红28军也渡河参战。红军一开始就明确宣布，此次东征，是为了实行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各项抗日政策，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并呼吁停止一切内战，联合抗日。但红军的行动遭到国民党军的百般阻挠，蒋介石一面调集重兵进入山西，并命令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进攻红军的战略后方，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陕甘根据地。一面又秘密派代表同共产党人接触。
2月27日，国民党代表到达陕北，同中共中央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中共中央为避免内战，促进抗日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容许全国主力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寇；实行内政与经济上的必要改革；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等5项联合抗日的意见，并决定红军撤回河西，结束东征。
东征战役历时两个多月，红军共消灭敌军7个团，俘敌4000余人，恢复和发展了陕甘苏区，扩充了兵员，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群众工作，建立起一些抗日游击队和游击区，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东征期间，还对国民党军驻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部展开了统战工作，达成了军事行动上一定程度的谅解。在东征作战中，陕甘红军和苏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红28军军长刘志丹英勇牺牲。
然而，蒋介石无视中共中央联合抗日的主张和红军主动回师的诚意，调集16个师另3个旅的兵力，再次“进剿”陕甘根据地，还将宁夏反动军阀马鸿逵、马鸿宾军队部署于陕甘边界，企图将红军围困在陕甘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发展陕甘根据地，扩大红军，中共中央决定红军向陕、甘、宁三省边界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地区西征。
5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1军团、红15军团等部共1.3万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开始西征。经两个多月的作战，沉重地打击了马鸿逵、马鸿宾等国民党军，俘获敌人枪各2000余，开辟出纵横200余公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8月，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派出两个支队南下，先后攻占了甘肃会宁城、将台保等地。
为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确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并命令红四方面军一部西渡黄河预作准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以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参谋长，首先发起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但由于张国焘擅自命令第4、第31军撤离了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作战位置，致使海打战役未能实现，夺取宁夏的战役计划也被迫终止。而胡宗南却乘机打通了增援宁夏的道路，切断了黄河东岸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
11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命令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西路军深入到河西走廊时，蒋介石命令马步芳、马步青等部以重兵围追“兜剿”西路军。西路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毙伤俘敌2万余人。但由于无根据地依托，无兵员、物资补充，孤军奋战，在敌众我寡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终遭失败。红5军军长董振堂，红9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等许多优秀指战员先后壮烈牺牲。
为营救处于困境中的西路军，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当局交涉，甚至表示愿意付重金争取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但未能实现。1937年2月，中央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的援西军前往增援。当援西军抵达镇原、平凉地区时，得知西路军业已失败，才停止前进。此后，中共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地区。李先念率领的西路军支队历尽艰险，于1937年4月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得到中共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的接应，进入新疆，他们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分批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