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的华北，处于亡国灭种的前沿，日寇铁蹄已不容许国人再作和平幻想。以民主、救亡自期的青年学生再次走上街头，掀起反对不抵抗政府妥协政策的政治示威运动。热血青年的血泪使中国革命迈入又一个转折点，再现这段令人血脉贲张历史的真实记录。
北平学联会的成立
成立北平学联会的准备工作，在党内其实已经有很久的时间了。1935年春（也可能是1934年秋），虽然北平党组织已经被破坏了，但并不等于从此就没有共产党的力量了。当时散在北平的老同志们，不管是有组织关系的还是没有组织关系的，都分别在做工作，甚至在我们党影响下的进步分子都做了工作。从“九一八”到“塘沽协定”，特别是到“何梅协定”，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也是处于一个大动荡的时期，阶级关系有了重大变化。所以，大家都变得激进了。例如在我校（女一中）担任过校长的孙荪荃（她听过李大钊同志讲的课，我听说她加入过第三党，在抗日的问题上，她是左派），就因为她积极支持“九一八”后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而被国民党排挤掉了校长的职位。她是北平女师大毕业的，因为她有学问，在群众中有威望，所以好些人支持她，师大有些学生支持她，就连以师大为谋职业——教书吃饭的人，也支持她。她被排挤后，改教高中语文和历史，是我的班主任，1935年的下半年，孙荪荃在我们班先后公开讲李大钊同志的生平、《纵与横》、《唯物史观》；据她讲，女一中的校址——北京北长街，就是李大钊同志找的，而且创办女一中，就是为了争女权，反对北洋封建军阀的统治。孙荪荃虽然没有进共产党，但她对共产党有过相当大的帮助，表现在对“九一八”以后和“一二·九”的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方面。孙荪荃当时还明白地提到八一宣言，并且说“共产党要和我们合作了”。学校中的进步教师还有谭丕模、梁亦然（当时就是共产党员了）等。同学们也有党员，我就是1935年春由党员（同班同学）杨彤介绍人共青团的。同年“一二·九”前夕，河北省委批准我转党的。
“九一八”时候，女一中也是抗日救国运动中的最积极的单位。
1933年西北军冯玉祥部队同我党联合组织了察北抗日同盟军，后来被蒋介石部下汤恩伯的部队搞垮了。我党北方局派到察北抗日同盟军的一批党员，包括女一中的党员杨彤，回到了北平。我一到女一中初中三年级，就见到了从抗日同盟军回来的女战士杨彤，此后就成了朋友，一起作救亡活动，传递消息，散发传单，陪她去探监等等。
1935年春天，我入共青团之后，经杨彤介绍认识了曾去过察北抗日同盟军的共产党员彭涛、王学明（均去世）等。彭涛、王学明都告诉我，他们正在恢复北平的党组织。他们重新建立的临时市委，是由团市委书记王学明代书记的，彭涛是宣传部长。我入团后，先后作过北平团市委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也帮助周小舟同志做过民族武装自卫会的工会。当时我把在北平女一中、师大女附中、志成中学的同学、朋友，都联系到抗日救亡的活动和共青团的组织中来。我在党的领导下，当时就成为反对国民党蒋介石投降卖国的积极分子了。1935年秋后，由于抗日救亡工作的需要，彭涛要我介绍他认识了孙荪荃，也认识了张申府。他们当时都是文教界援助学生抗日救亡活动的。
“九一八”事变所激起来的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因有国民党的破坏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北平市各大中学的学生会几乎都被国民党摧残掉了。由于孙荪荃的保护，女一中学生会——虽然不做什么事，但是却保存下来了。1935年女一中原来的学生会主席叫程卫，是个埋头读书的人。在这民族革命形势急剧变化之时，她就公开讲“何梅协定”后的国内形势，主张抗日，然后就讲她主张把程卫拿下来，把我选上去。她的主张实现了。这在女一中来讲，实际上是师生合作抗日。
“何梅协定”之后，国民党的部队从华北撤退，蒋孝先的宪兵三团也撤走了。所以，比起“何梅协定”之前来，北平的统治力量就不那么严密了，比较松了一点。我们利用了这个空子，开展活动，共产党和进步力量都壮大了。
此时，王学明曾告诉我，河北省委的意见，直接组织抗日革命团体很困难，对国民党不宜从正面攻击，而可以从侧面攻击它；公开的场合，可以采用灰色团体，使国民党不认为它是革命组织。彭涛具体地领导我们组织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女一中公开活动的代表是吴闺箴、魏宜娴。当时黄河大水，河南、山东田庐被淹，灾民纷纷逃来北平，王府井、新华门、前门到处都是。国民党见死不救；我们同情灾民，恨国民党，就发起救灾。清华、东大、女一中、师大、北大、燕京等校，都成立赈济会。我们在女一中还组织义演，募捐救灾。彭涛还亲自领着赈灾的同学到山东德州灾区救济灾民。
1935年10月，赈灾完了，彭涛、姚克广（即姚依林）同志希望把它转为北平大中小学校学生的抗日救国会。在转化的时候，彭涛告诉我，水灾赈济会有些代表不赞成转。而我毫无顾忌地提议：“他们不赞成，我们不可以自己发起吗？”我记得，彭涛找我谈话的前后，殷汝耕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就成立了，形势愈来愈紧迫。于是在彭涛、姚克广等同志的领导下，由若干个有我们党、团、外围组织的大中学校出面发起，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由彭涛组织，在女一中学生会办公室召开过一次学联执委会。会议中有争论，我帮助彭涛解决了。会后，彭涛就告诉我：“你不能再秘密了，小郭，你要站出来公开活动了。”这样我就变成了北平学联的执行主席。同时，彭涛告诉我：“姚克广作学联秘书长。”在“一二·九”前后，学联党的领导人就是彭涛同志，因为王学明同志不赞成搞“一二·九”学生游行示威。姚克广和我同彭涛的意见一致。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
是怎么决定的“一二·九”前几天在我的教室里开了一次会，讨论“一二·九”是否游行。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否游行，要统计（估计）一下人数，够800人就上街游行。一种是彭涛的意见。他最为活跃，他认为需要统计人数，只要我们估计一下当前的形势，是否需要来一个大行动就可以了。而且他估计能够超过800人，办法是让那些力量大的学校先出来，然后再到那些力量较小的学校去呼口号，这样必有内应，800人众，超过无疑。例如清华大学进城之后就可以和东北大学汇合，然后清华、东大又可去志成中学和女附中等。在校外呼口号，欢迎她们参加。我一听就觉得第一种意见是个比较消极的意见，但也有其可取之处，应该考虑一下人数，完全不加考虑是不对的（女附中的高惠如——彭涛爱人说，她至少可以带出去一个班，实际上不止一个班）。我觉得彭涛的意见是个积极的意见。我应该如何表示呢？应该表达民意，把救中国的民意表达出来，很自然地我赞成了彭涛的意见。彭涛则说先请愿，请愿不成就改为示威。“一二·九”之前彭涛、姚克广等同志还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这样，“一二·九”那天，学生就上街了。我和姚克广在西单挨了打。军警用枪把和皮鞭打了我们。
为什么又有了“一二·一六”？“一二·九”那天游行示威之后，到傍晚时，彭涛、姚克广和我相约在清华同学会姚的住处见面。见面后，彭涛先说今天并没有收兵。他们两位同我约好第二天的会面地点，叫我先走了。以后姚克广告诉我，那天，最后黄敬同志曾把游行队伍带至北河沿北大三院，还讲了话，要继续斗争。第二天我在中国大学女生宿舍和彭涛、黄敬见面。彭涛的意见是不要我回女一中，怕我出危险，要保护我一下。但是黄敬说：“我主张小郭应该立即回女一中。”于是我回到女一中去了。果然不出所料，有好多同学来找我，问我：“是否学联就在这儿？”“你就是学联主席吧？”“昨天这么大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参加上，太遗憾了。”大家提了一大堆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二·九”我们没有参加上，抗日救国是每个人的心愿！东北中山中学的徐迈伦（后改萧靖）一见我面，就痛哭流涕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昨天，这么大的事，我们不知道，没参加上，我们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要求学联再来一次！”他说罢留下地址就走了。
我回到中大女生宿舍，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彭涛和黄敬同志，强调了学生“再来一次”的要求。他们就说：“那没有办法，群众要求，只好再来一次呀！”因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要在12月16日成立，所以“一二·九”的继续和扩大示威游行，就放在了这一天，成为闻名中外的“一二·一六”运动。
从“一二·九”到“一二·一六”，我与姚克广接头的地点，多在欧美同学会（南河沿，现改为政协俱乐部）。此地也是学联同教授会面的地方，我同张申府、孙荪荃等也在这里会过面。据张申府告诉我：“宋庆龄给了学联一点钱，作宣传费！钱交给黄敬收了。你是学联主席，所以叫你签个字。”此时，我和姚克广已经都不能再去女一中了，有一次去了，险些被抓走，孙荪荃就是那次被捕的。
“一二·九”后，准备“一二·一六”，就是姚克广讲的那些，孙敬文是北平学联的总交通。“一二·九”到“一二·一六”，彭、黄、姚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我也与女一中、女附中、志成等中学联系过。
12月15日晚长安饭店开的检查部署会，是姚克广领我去参加的，到会者十来个人。黄敬在会上说，今天我们再检查一次，看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如果没有变化，明天就照计划行动了。他还布置了游行路线，目的地是天桥，以便把学生的集会发展为市民大会。第二天就参加“一二·一六”去了。
“一二·一六”运动的公开指挥，我以后听说是东北大学宋黎（他是1934入党的）、邹鲁风（他是失掉关系的党员）等同志。
“一二·一六”的规模比“一二·九”大，前者大约2万人上下，后者大约1万人上下，跟敌人斗争的姿态，前者也比后者要高，东北大学一些学生的衣袋里装满了石灰和砂子，准备在遭到袭击时还击。前门的城门，若干年来是从未关过的，12月16日这天却关上了半扇，足见统治者是有些惴惴不安了。游行队伍从前门到宣武门，都是一队警察一队学生，一队保安队的摩托车，把学生的队伍完全夹在中间，我与姚克广都在队伍当中，眼看军警就要袭击我们了，可是学生们继续英勇前进。到下午四五点钟，宣武门内外的学生就汇合在一起了，而城门是关着的。口号声此起彼应，城门内外连成一片，声震寒天。“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广田三原则！”“打倒汉奸殷汝耕”！“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宣武门内外军警连成一片，“黑狗子”把我们包围住了！这时黄敬登上了城楼，号召同学不要散，要有秩序地走，城里的同学先走，城外的同学后走。初夜降临，同学们还未撤退完，反动派的军警开始屠杀追打我们。“一二·一六”血案发生了。事后黄敬同志组织学联代表慰问团，我参加了；12月27日我们去北大医院慰问受伤同学。黄敬还说，要把他（她）们的血衣送上海展览。“一二·一六”这一天，女二中的同学斗争得很英勇，聂元素的头部受伤很重。
“一二·一六”的晚上，即在西单辟才胡同洋车厂里的一间小屋子里，就是在彭涛同志的家，我们开了一个会，参加者有彭涛、黄敬、姚克广、郭明秋、李润娥（高惠如和我的宣化同学，当时住师大女附中）。黄敬到会很晚。他穿了一件灰人字呢的大衣，裤腿都溅的是血，而且他也险些挨了一刀。在这次会上，黄敬提出了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反映了他同市委交换的意见。黄敬同志说，这一次群众运动已达到高峰了，流了血了，群众认识了当局不是跟我们站在一起的，下一步再有行动就应该是武装暴动了。但是现在条件还不成熟，必须把我们的工作转向深入，要精心读书，学习革命理论。他还说，“一二·一六”出动了2万来人，这样广泛的群众运动，以后光由学联来领导，能不能持久？他问我们：“你们能不能找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把进步学生组织起来，成为学联会的一个核心，将学生运动持久地坚持下去？”他提出了这样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几个人想了好久，不能解答，黄敬说：“交给群众去讨论好了！”后来彭涛同志先走了，剩下了我和黄敬、姚克广，还有李润娥同志。黄敬、姚克广说笑话，他俩互相摔跤取暖，渡过这寒冷的一夜。
“一二·九”时候，林枫同志正在宣化教书。“一二·九”运动爆发之后，“一二·一六”之前，他赶到北平，河北省委要他做北平市委书记。据我所知，“一二·一六”那天晚上他已经是北平市委书记了，他和彭涛、黄敬已经联系上了。
南下宣传和民先队的成立
关于南下宣传的决定，经历了下面这样一个公开活动的过程。
“一二·一六”以后，天津也组织了学联，举行了“一二·一八”的游行示威，还派了两个代表来北平。黄敬同志叫我去联系，让我通知他们，天津北上，我们南下，在江西省固安一带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