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落脚陕北，即寻求与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由反蒋抗日到抗日反蒋、从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随着战略重心的转移逐步展开，毛泽东的大智大勇又一次全方位展示。
1935年12月13日，毛泽东继周恩来之后从前线到达瓦窑堡。这时，张闻天和林育英（张浩）、博古应毛泽东12月8日电约已到安塞等候。12月14日深夜，张闻天接到毛泽东的电报，知道毛已于13日抵瓦窑堡，遂立即返回。党中央两部分同志自11月4日在甘泉下寺湾分手以后，已经一个多月，现在又会合在一起了。从12月17日起，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开始举行。
开会的地点就在张闻天、刘英住的窑洞。它是田家院内一排窑洞中间的一孔，坐落在半山坡上。窑洞内陈设简陋。临窗一张条桌，是张闻天平时办公写文件的地方。窑洞中间有一张旧方桌和几条粗笨的凳子，就是来客或开会的坐席。窗纸是新糊的，使整个窑洞显得亮堂而有生机。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随便坐定，讨论两个主要议题“政治形势与策略”和“军事战略”，决定着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关系党、红军与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政治局委员们精神都很振奋。毛泽东、周恩来在直罗镇前线打了胜仗，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被粉碎了；同共产国际中断了一年多的联系如今恢复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基本上已经明确，重大的政策改变已经开始，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战略转变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从国民党统治区又传来了北平学生“一二·九”反日游行示威的消息，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正在全中国兴起。中国革命摆脱了危机，走出了困境，一个新的大变动的时代来到了！
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他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张浩在会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传达报告。他没有带回文件。他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共产国际“七大”还没有开完，他仅凭记忆，传达了共产国际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改变在“第三时期”理论指导下的“左”倾政策，实现革命战略转变等主要精神。自12月17日至19日，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对会议很满意。在12月19日。给当时正在指挥围攻甘泉的彭德怀去电报中说：“政治局会议开了三天，关于总的政治问题（形势与任务）讨论完了，真是一次很好的讨论，可惜你没有来参加。”当天24时，毛泽东致林彪、彭德怀、叶剑英、程子华电中又说到：“政治局已开了三天会，很好的讨论了当前的形势、力量与任务。”
张闻天受政治局委托，起草了会议决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通称《瓦窑堡会议决议》），经12月25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分六部分：（1）目前形势的特点；（2）党的策略路线；（3）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4）苏维埃人民共和国；（5）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6）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
这个决议对于当时中国内外的形势，阶级关系的变化作了完整的分析，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决议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准备“单独吞并中国”，这一行动“震动了全中国和全世界”，使帝国主义内部矛盾空前紧张，使中国掀起了新的民族革命高潮，引起了中国各阶级、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在新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与军阀”，也有“直接参加”反日战线的可能。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为了战胜日本和蒋介石，必须运用“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决议提出，“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宣告：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是反日反卖国贼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实行“十大政纲”；决定改变对小资产阶级群众、知识分子、富农、民族资本家以及白军官兵的政策。决议要求全党“大胆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在实际的群众的斗争中“表现出他们是无坚不破的、最活泼有生气的中国革命的先锋队”，去取得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为此，必须同党内的主要危险关门主义做坚决的斗争，同时要警惕“1927年时期的陈独秀主义，在新的大革命中，在部分的党部与党员中的复活”。
自红军落脚陕北以来两个月间，张闻天所作的报告、结论、发言、撰写发表的文章，起草或主持下形成的宣言、决定、决议，数量十分可观。他发扬民主，集中中央领导集体的智慧，正确地分析了新的形势，提出了新的战略任务、新的策略路线和新的方针政策，及时地、逐步地推动了党的策略转变，所有这些，为瓦窑堡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而《瓦窑堡会议决议》正是上述一切的系统概括与充实发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更为明确、更为全面、更为完整。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成功地主持了这样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起草了这样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文件，说明他完全摒弃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作风，真正实现了集体领导，说明包括张闻天在内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已经从过去革命历程中汲取了教训，学会了从中国当时的具体实际出发，不是机械地照搬，而是创造性地运用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方针，来指导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错误军事路线的报告，会后被推选在党内负总责，主持扎西会议，通过了他写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为解决军事路线作出了贡献。1935年12月，他又主持了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他写的《中央关于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为解决政治路线作出了贡献。一年之间，成就这样两件大事，其光耀将永远照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瓦窑堡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的方针，确定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同时提出了游击战争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重大战略作用。张闻天在讨论时发言，结合自己的认识过程，充分肯定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而概括出来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大踏步进退、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战略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等作战原则。并自我批评说，过去在上海对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正确的作战原则“未能了解”，还说什么是“机会主义动摇”，五次反“围剿”战争和长征都证明这些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张闻天提出，要吸取历史教训，“教育我们同志，使同志能灵活运用”。张闻天自己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领会是深刻的，确实能够自觉地灵活运用。就在一个多月前，1935年11月18日，他主持了专门讨论游击战争问题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了“总结”，论述了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相当系统地提出了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意见。张闻天指出：“游击队任务不仅是配合红军作战，主要的是创造、巩固、扩大苏区，与红军担负同样的任务，主力红军在突击方向，各方应靠游击队。”11月21日作出的《中央关于发展陕甘游击战争的决定》，其要点同张闻天所作“总结”是一致的。
瓦窑堡会议开启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篇章。会议一开完，毛泽东和张闻天等一起立即为传达、贯彻会议而紧张忙碌地工作。12月27日，党中央在瓦窑堡龙虎山脚下西北办事处的礼堂（原是基督教的一座礼拜堂）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毛泽东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传达瓦窑堡会议的决议，系统地、精辟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毛泽东指出，中国正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即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第一个特点。又一个特点是，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准备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两个特点就要求我们必须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路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的报告在全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接着，张闻天连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贯彻瓦窑堡会议决议，转变各项政策，全面部署工作。12月29日，政治局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方针和组织领导。1936年1月2日，讨论新形势下组织工作的转变。1月3日，讨论了工会工作怎样纠正“左”的倾向，按照统一战线策略来发展工人运动。1月10日和17日，先后召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渡黄河东征的作战方针和组织领导。1月22日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少共工作，张闻天要求彻底转变工作方式，克服第二党倾向，在青年中实现广泛的统一战线。同时，联合东北军的工作也在进行。总之，在瓦窑堡会议后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张闻天同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对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都作了一系列部署，促使各项工作自觉地实行转变，为“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去”，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当然，这仅仅是开始，要达到瓦窑堡会议提出的目标，还需要经过许多尖锐复杂以至惊心动魄的斗争，走过曲折漫长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