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如此，鲜明而又及时的政治口号，震惊了敌人，在广大群众中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通过这些传单，印在了人民的心里，指导和鼓舞了他们的斗争。群众说：“国民党天天说游击队垮了，其实人家还在，共产党还在。”
游击斗争必须和群众斗争、和地下党的活动结合，把公开、半公开和隐蔽斗争结合起来。结合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游击队与群众秘密联系，组织群众的合法斗争，在城镇建立白区工作，进行国民党士兵的工作，甚至在南雄、大庾城里也建立起秘密工作机关。在实际斗争中，游击队摸索到了一种进行合法、半合法斗争的方式，便是搞“黄色村庄”。
在游击斗争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是赤白尖锐对立的局面——山上和靠近山区的村庄，凡游击队力量所及之处，搞起赤色区域，和反动派控制的白色区域对立，对白区的国民党政权人员和土豪劣绅，不加区别，一律镇压，并且不断扩大赤色区域。在当时条件下，这是错误的。因为游击斗争是长期的，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搞一次赤色村庄，群众就受一次摧残。结果游击队成了祸害之源，成了“火神”（游击队一来，敌人就烧房子、杀人），这是不能长期巩固与人民的团结的。于是便改变方式利用敌人的保甲制度，结合军事压力，搞革命的两面派，从政治上争取反动保甲为我们工作，应付敌人，搞“白皮红心”。这样，既保护了群众，又保证了游击队伍与群众的联系，并且可以通过黄色村庄与比较进步的地主、开明土绅及其知识分子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推动抗日工作。
这个策略很重要。但是在搞这种两面派时，除了警惕争取对像可能“反水”之外，在内部还必须同另一种倾向作斗争，那便是单纯做地下工作，下山去到“黄色村庄”搞半公开斗争，而忽视坚持武装的重要性。因为斗争实在是太艰苦了，以我为例，在三年中我只两次进了房子，四次看到了老百姓。这长期的山林生活，餐风饮露，忍饥耐寒，有的人厌倦了，现在有了“黄色村庄”的条件，便插枪，到村镇里去。这是很危险的。因为这就削弱以至取消了武装力量。经验证明，游击队是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的，政治旗帜必须坚持。党的武装，这是敌后游击斗争的主要方面，是我们的本钱。抗日高潮毕竟是要到来的。共产党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取决于党的武装力量的强弱、武装的多少；只有有了枪杆子，我们才有发言权。
打游击，必须要有一套的游击战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毛泽东同志在领导游击战争中，创造了系统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在三年游击战争中继续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告诫我们，“叫化子打狗靠面墙”，进行游击战争，必须要有一个根据地。粤赣边的游击斗争，一开始便是以油山地区为根据地，并且一直坚持了下来。在有根据地作依托的前提下，还有一套灵活的战术。首先，我们打仗不是盲目的有仗就打，是有政治任务的。因为我们的斗争方针既不是开辟大苏区、又不是消极埋伏，因此进行战斗的原则也很明确：不常打，也不是长期不打。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打没有损失或很少损失的仗。
既然是打这样的仗，就有这种仗的打法。游击队人少、枪弹少，打硬仗是蚀本的。因此伏击、袭击便是作战的主要形式。游击队三五个人、十来个人，分散活动，和人民结合，把情报、时间、地点搞清楚、弄准确，出其不意，隐蔽接敌，枪一响，几分钟就结束战斗，解决了就走。或者远途奔袭，一夜急行几十里，百把里，插到敌后去，来一个“摸冬瓜”，一下子把敌人的区公所、乡公所搞掉，土豪抓来。这样的战斗，再加上发传单，写标语，地下党的策应，代价小，收获多，影响大，造成对敌人的威胁。
当然，也不可能每次战斗都取得主动，在奔袭战斗或者在敌人“围剿”中跳圈子的时候，也有时和敌人遭遇，或者遭到敌人的袭击。这是最讨厌的情况。因为不成对手，一打就只好分散隐蔽。这时，最要紧的是沉着。好在山深林密，你躲起来，只要敌人看不见你就别动。敌人是很狡猾的，看看搜不到，骂一声“哼，土匪都跑了，集合，回去！”哨子一吹，故意弄得人马杂乱，其实一个连走了不过一个排，三分之二留下来了。但我们是打埋伏的老祖宗，懂得他这一套，就给他个不出来。两个钟头以后，倒是敌人沉不住气了，当官的一跳出来，又是一阵咒骂：“嗬，土匪真沉着。告诉你这次真走了。”又是吹哨子，集合，喊口令，叮叮当当，看样子真走了，但走过不一会，一个回马枪，又包围上来了。我们还是一样，树不摇，草不动。当官的这次更火了，跳着脚骂：“好，有你的！你有本事出来干！”于是机关枪、迫击炮往山里胡打一气，一边打一边乱叫：“看，那里一个，大石头底下。出来，出来，看见你了。”再不弄个人假充游击队员：“别打了，我讲：那边还有几个同志……”有时我们的人也会在这乱枪中受伤，但不管伤多重，都忍住不哼。敌人胡搞一气，只好灰溜溜地真走了。
就凭着这套办法，游击队才能做到打得对，打得巧，杀伤了敌人，保存了自己。
六
我们的全部地盘就是这么几个“岛子”，但是我们有着浩瀚的海洋作依托，那便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那样艰苦残酷的长期斗争中，没有人民的积极支持，没有与人民群众生死与共的团结，要想坚持下来是不可能的。
粤赣边的人民有长期革命斗争的经验。还在北伐战争中，这里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起过农民暴动，大革命失败，又暴动，搞起苏区，苏区又失败。在这长期斗争中，人民不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经验。这一带差不多每个庄子都被烧过，反动派的恐怖手段、改良主义……什么阴谋他们都懂得。他们和反动统治，和地主阶级结下了很深的冤仇；和共产党结成了生死的同盟。他们坚信革命只是暂时的失败，将来一定能够胜利，因此，不管条件如何，总是舍死忘生地支持我们。
群众对敌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有时便衣游击队员或地下党员被捕了，群众便千方百计地去营救，组织起来去请求释放，打官司，告状，用钱赎，动员和尚、道士、老太婆去哭……样样都来。群众的积极分子被捕了，他明知一切情况，但受尽各酷刑，就是不讲。他们从切身的体验知道，讲了，敌人还要追查；要死就死一个，决不害共产党。这是全体群众的共同信念。儿子被捕，母亲就给反动连长送老母鸡，又哭又叫，哭得敌人不耐烦了，骂一句：“去劝劝你儿子！”儿子被打得半死了，母亲一面擦抹着儿子身上的血，一面哽咽着说：“连长大人要我劝劝你，你要知好歹，千万别乱说，要讲实话，连长大人会开恩的。”儿子听了这样的嘱咐，心里明白了，更坚定。
敌人实行移民并村、封山封坑，群众与游击队联系不上了，老百姓就到敌人那里去闹：没有饭吃，没有柴烧，要进山去种地、打柴。敌人是不会掏腰包养活老百姓的，只好派出队伍押着进山去，于是，种田的带上干粮，打柴的把竹扁担打通，装满粮食、盐、报纸、咸鱼腊肉，和敌人活动的情报，到深山里，四处一丢。我们得到消息，晚上去一摸，便得到了供给。这个办法后来被敌人晓得了，敌人便利用这个机会，到老百姓活动过的地方去伏击我们，但我们也很警觉，一定要看准了才去拿，或者乘机调动部队打他一下。有时，敌人也用丢东西的办法侦察游击队的踪迹，但我们早已从群众那里得到了情报，根本不动他的。过几天，敌人看看东西还在，误以为游击队不在这山，倒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这时只是怕便宜了老虎，老虎把东西吃掉，游击队倒跟着倒霉了。
对于靠近山区的村子，敌人知道游击队常常出没，便来个突然袭击，把庄子包围起来，等待游击队的来人。通知游击队是来不及的，但群众有的是办法，这时候，庄前庄后，庄里庄外，树梢、墙头、场坝边、窗户旁，到处是暗号。比方一位老太太在村头放牛或打猪草，反对派喊一声：“土匪在哪里？”“不知道！”“回去！”“回去就回去。”她随手把鞭子往草堆上一插，或是把草帽挂到竹头上，我们的交通员一见，就不进去了。
总之，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支援游击队的动人故事是数不完说不尽的。
他们这种忠心不二地支持游击队的行为，直接教育了我们。“人家那样对我们，，我们要好好地干，不要辜负人家。”这成了全体游击队员的决心。有时，我们带些同志到老百姓家看看，谈谈，见到他们被敌人打断手、打断脚，房子被烧了，东西被抢光了，但毫无怨言，这等于给我们上一堂生动深刻的阶级教育的课。同样的，我们在山上吃草、吃树根，冒着大风雪打赤脚、睡树林，牺牲一个又一个，这也使老百姓很受感动。再加我们对群众无微不至的照顾，反动派把老百姓的房子烧了，我们拿打土豪得来的钱给修，反动派打死了老百姓，我们派人送钱去慰问。这样就巩固了我们与群众的生死同盟。就是这种始终不渝的生死同盟，保证了我们得以生存，走向胜利。
七
西安事变，出现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但在南方各省，和平却是在卢沟桥事变以后才实现的。
蒋介石被释放不久，表面上答应谈判，但实际上却集中了大量部队向各游击区疯狂地进攻。敌人的阴谋十分明显，是要消灭我们这些武装力量，把你搞完了，还谈什么？因此，从1937年1月开始了三年来最紧张的时期，天天打，日日夜夜打。我们看出了敌人的意图，决心熬过这艰苦的日子，终于，这一天来到了，七七事变爆发了。7月11日，12日，日子一天比一天平静，国民党军队撤走了。接着大庾、南康、信丰、南雄各县统统派出代表和我们联络，说什么“中共同志素主抗日救国”呀，什么“爱国志士，无任钦佩”呀，腔调大变。
于是，又一个新的大转变开始了。
游击队一面趁机扩大自己的力量，准备迎接大发展的局面，一面派人到大庾、赣州去探听虚实。派下山的人一路被国民党大拍马屁，他们希望游击区能派一个负责同志去谈判。
我们和中央断了联系，已经在山里面壁三年了，对中央的政策不了解。没经请示中央，便擅自下山和阶级敌人谈判是不行的，但缩手缩脚又要丧失发展的机会。南方各省的游击队要能联合起来，会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而要联合，就得充分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利用这个谈判的机会。谈判的原则是：可以同意南方各游击区停止武装冲突，国民党应尽量给以交通的方便，以便能迅速和各游击区联络。至于武装冲突停止后，政治上和行动上怎样处理，由中央负责，游击队无权谈论。
于是，我们便派出代表，到赣州、到南昌和敌人谈判，最后会合了党中央派来的同志，在中央的指示下，和国民党订了一个协定，又派出人到各个游击区去，传达中央指示，沟通联系。停战全面实现了。
从坚持敌后斗争到国共合作，这又是一个大的转变。它像开始转入游击战争一样，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正确地完成了这个转变的。
这时，最主要的危险便是政治上的右倾，走向投降主义。由于形势来得突然，游击区思想准备不足，因此在新形势下便过分相信敌人，敌我不分，以为合作了便是一家人，从而丧失了政治警觉，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性。这种人认为统一战线就是一切服从国民党，说什么“拥护蒋委员长”呀，“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呀，只走上层路线，取消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而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宣扬这一错误路线的结果，便使得本来就缺乏思想准备的某些人、某些地区，政治上更加松懈，在敌人的阴谋袭击面前，手足无措，像闽南何鸣领导的游击队。就由于对敌人丧失警惕，而陷于失败。
另一种便是对新形势缺乏认识，拒绝新事物，固执旧的一套。有的发牢骚说：“我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现在却要与阶级敌人合作了，要编成国民革命军了。”这种想法本质上是好的，表现了坚定的阶级立场，但这是机械的阶级斗争观念，不能适应新的高潮，不能更好地发动群众，容易陷于孤立。
因此，坚持正确路线，就必须向这两种倾向进行斗争，批评这种右的倾向，说服了那些不愿合作的同志。特别是要在这个转变中扩大自己的力量，发展游击武装。
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结束了。我们真的在国民党欢迎的军乐声中走下了高山密林，告别了游击区的群众，走向了抗日的敌后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