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废两改元两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又进行了一次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币制改革，这就是法币改革。
法币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实行“白银政策”的结果。美国的这一政策使世界银价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致使国内通货紧缩，使以银为货币的中国财政经济受到严重打击。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政府以紧急法令的形式公布了币制改革布告，规定从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布告还规定，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儿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银行，兑换法币；等等。
法币改革是中国近代货币制度的一次大变革，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法币改革放弃银本位实行纸币，这就割断了中国货币与白银的直接联系，此后世界银价涨落就不会对中国财政经济发生重大的直接影响。同时，当时世界各国已普遍实行了纸币制，因而中国放弃银本位制而实行纸币制，也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其次，法币改革使货币的发行权相对集中。法币改革前，全国有发行权的银行（包括银行机构）共有34家，法币改革后，集中到了4家，1942年又由4家集中到了中央银行1家，实现了货币发行的集中统一，有利于按照市场的需要发行货币和调节货币流通。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法币改革的布告规定，为稳定法币汇价，中央、中国、交通三行不得无限制买卖外汇。而国民党政府把在国内收兑白银移存外国，作为维持法币与外币稳定汇价的保证金，这实际上是“汇兑本位”的货币制度。法币改革之初，规定法币同英币挂钩，使法币成为英镑集团的附庸。以后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又把法币同美元挂钩，使法币又成为美元的附庸。此后，中国货币能否稳定，不仅受国内条件的影响，也受英美货币的变化的直接影响。这样，法币便成为一个带有半殖民地性质的货币制度。
1933年9月，蒋介石集中100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5次“围剿”，进攻重点在中央苏区，总兵力达50万。这一次蒋介石改变了过去的战法，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所谓新战术，逐步紧缩对中央苏区的包围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人，否定毛泽东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法，先是采取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命令红军主力在江西、福建分兵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继而又命令红军向国民党军的堡垒地区进攻，“御敌于国门之外”。当红军遭受较大伤亡之后，又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实行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红军虽然进行了顽强作战，依然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到1934年夏季，中央苏区由原来纵横千里，缩小到300余里，敌人重兵压境，形势日趋危急，红军被迫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7军团瑞金点兵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为了分散敌人兵力，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命令红7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直出闽浙皖赣地区，深入敌后，创造新的根据地。
7月6日晚，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红7军团共3个师约6000余人从瑞金点兵出征。
红7军团的北上行动分为两个阶段，从出发到10月下旬与红10军会合，是第一个阶段；10月下旬到1935年1月，是第二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中，红军转战闽西、闽东、闽北、浙西和皖赣边几十个县，历时4个月，行程1600余公里，多次击破敌人重兵追堵，沿途留下1000多名军事骨干，一度威胁敌人统治心腹地区重要城市福州、杭州。第二个阶段，红7军团于10月下旬进入方志敏同志领导创建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与红10军和地方武装会合，合编为红10军团，全军团共3个师9000余人，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委。不久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统一领导红10军团的行动。
红10军团成立不久，鉴于中央根据地反“围剿”失利，形势危急以项英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命军团主力转到闽浙赣根据地外线作战，创造浙皖赣新苏区。11月下旬，军团3个师在皖南黄山汤口地区会合，在谭家桥与敌人激战，寻淮洲同志不幸牺牲，刘英、乐少华负伤。战后，敌人纠集20多个团对红军实施围追堵截，军团领导决定南下返回闽浙赣根据地。
1935年1月12日，军团到达化婺德边缘的杨林，因部队十分疲惫，停留休息，被敌人超越拦阻于化婺德以东，经激战才进入化婺德苏区。方志敏和粟裕原计划连夜通过敌人在陇首地段设置的封锁线，但军团长顾虑部队疲劳，迟疑不前，只有粟裕率先头部队500余人突出封锁线。方志敏担心军团长迟疑误事，留下同主力一起行动。不久，军团主力陷入敌人重围，在敌人不停顿的搜剿过程中，红军顽强战斗，部队被分割冲散。敌人放火烧山烧粮，部分伤员被烧死，红军除少数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在怀玉山遇难。1月27日，方志敏、刘畴西在陇首封锁线附近的山里不幸被敌人搜捕。七八月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方志敏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南昌英勇就义。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并指出，这一行动的目的是“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最大限度地保存6军团的有生力量”，“确立与2军团的可靠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中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接到指示后，立即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主席，萧克、王震为委员的军政委员会，于8月7日率第17、第18师和红军学校共9700余人从永新出发，分3路突围西征。8月11日，红6军团突出湘敌重围，到达湖南省桂东县以南寨前圩。
红6军团胜利突围，使敌人大为震惊，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急令4个师和湖南保安旅、保安团四处堵截，企图围歼红军于郴县、汝城和桂东地区。红6军团根据敌情，决定乘敌部署尚未完成和湘江防御较为薄弱之机，西进零陵地区抢渡湘江。8月12日晚，红6军团出发，8月23日到达零陵东北地区。此时敌已调集9个团进到湘江沿岸布防，另有3个师分路逼近，尾追的两个师日益迫近。红6军团决定暂时放弃渡江计划，转向东南，建立以阳明山为中心的根据地，求得暂时立足。但很快发现该地不宜建立根据地，加之敌人3个师又两个旅分路追来，决定先与敌周旋，视情相机抢渡湘江。9月3日，中革军委电令红6军团在全县、兴安之间西渡湘江。红军击溃尾追之敌8个团的进攻，于9月4日在界首地区顺利过江。
9月8日，中革军委指示红6军团在湖南城步、绥宁地区活动，歼敌一部后，9月20日左右转向湘西北，与在川湘黔边活动的红3军取得联系，再向湘西及湘西北发展，建立根据地，“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向”。红6军团按照中革军委指示，一路向黔东方向转战，于10月7日在贵州石阡被敌人隔断，军团主力被迫向东南转移。9日，军团主力遭敌拦击，又被截断一部，并陷入湘、桂、黔敌军20多个团的包围。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果断决定，主力分成两个纵队，由王震率18师，任弼时、萧克率17师，分路向黔东苏区游击转进。24日，红6军团主力经过艰苦转战，到达贵州印江木黄，与红3军胜利会师，被敌人截断的另外两支部队也先后与红3军会合。25日，红3军和红6军团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至此，红6军团行程5000余里，完成西征任务。
两军会师后，红3军恢复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萧克、王震仍任红6军团军团长和政委，红2军团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领导两个军团的行动。此时中央红军已开始长征，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并创造新的根据地，红2、6军团于10月28日从黔东出发，挥师湘西，发起攻势作战，创建湘鄂川黔苏区。
中央红军惜别“红都”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24师和地方独立团接替中央红军主力的防务，红军主力分别向于都、瑞金地区集中。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第1、第3、第5、第8、第9军团和第1、第2野战纵队，共8.6万余人，开始向湘西转移。17日，红军从10个渡口南渡贡水，根据地的人民群众聚集在大路两旁挥泪送行，红军指战员也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告别苏区和根据地人民。由此，中央红军踏上了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