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2日，中共中央把上述战略部署的基本方针，详细电告张国焘。但是，张国焘不顾大局，一心想实现他的“西进计划”。8月22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提出，已经到达甘南的四方面军主力准备在永靖渡黄河西去青海。8月27日，中共中央回电不同意，要“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9月19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强调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整个西北之枢纽；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9月24日，中共中央再电张国焘，对三个方面军会合和进攻宁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具体部署。指出：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会之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敌以相当打击，使胡敌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之企图。第二步骤，以二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敌。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如红军因分散而不能达此目的，尔后将发生极大困难。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其容易。
张国焘拒绝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于9月26日，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坚持“先机占领甘北是目前最重要一环，可接通外蒙和新疆，得到国际帮助，并可接应一、二方面军占领宁夏地区”；宣称“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张国焘不顾朱德、任弼时等同志在岷州和漳县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的坚决反对，擅自命令红四方面军掉头西去。
中共中央接到张国焘的电报后，立即召开书记处及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并于9月27日致电张国焘指出：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分则两处均难占领。如四方面军西渡，会合将不可能。所以有一着不慎，全局皆非之虞。要求四方面军仍照中央原定计划，北上会合，免使再分难合，各陷不利地位。
张国焘西渡黄河的行动，不但中共中央不同意，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也是反对和抵制的，部队过洮河又没有过去，张国焘才不得不下令转回来。9月28日，张国焘被迫表示：“我军西进计划，因受地形、气候及河川的限制，不能按期到达目的，恐失先机之利。目前需要全国红军之迅速会合，以消灭敌人”。9月2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重新下达了北进命令。
上述事实说明，张国焘虽然表示要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但他并没有真正改变右倾退却的战略方针，没有放弃他的“西进计划”。
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地区实现了会师。这是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的反党活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中共中央对张国焘问题的结论
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反党活动，给中国共产党、红军和中国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1936年12月1日，张国焘到达保安同中共中央会合以后，中共中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作出了历史的结论。
1937年3月23日至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首先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通过了张闻天、毛泽东的报告。接着，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问题。张国焘在会上作了检查之后，朱德、毛泽东、彭德怀、贺龙、廖承志等同志发言，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的错误，指出了它的严重危害，分析了错误产生的根源和应吸取的教训。许多同志要求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开除其党籍，撤销其一切领导职务。会议最后一天，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发言。他在分析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的同时，充分肯定了红四方面军广大干部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这种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最后，张闻天提议，考虑到张国焘在党内的历史和他开始承认错误的表示，暂不作组织结论。会议根据张闻天所作的总结，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为外交方便，以下简称《决定》）。
《决定》剖析了张国焘的重大政治原则错误的发展过程，指出：“这些错误在鄂豫皖苏区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存在着，在川陕苏区中尤其在他的最后一时期中，已经形成为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从退出川陕苏区到成立第二中央为止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的登峰造极的时期。这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
《决定》指出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反中央的罪恶行为。张国焘由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估计，过分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革命的力量，“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右倾退却路线的实质。张国焘对党在领导中国革命胜利中的决定的作用，是忽视的。“他用全力在红军中创造个人的系统。他把军权看做高于党权。他的军队，是中央所不能调动的。他甚至走到以军队来威逼中央，依靠军队的力量，要求改组中央。在军队中公开进行反中央的斗争。最后，他不顾中央的一切命令，自动南下，实行分裂红军，成立第二‘中央’，造成中国党与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空前的罪恶行为。”这是张国焘的军阀主义的实质。
《决定》指出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危害，强调“不但在反党反中央、分裂红军上看来，是根本错误的，而南下行动本身也是完全失败的”，“使红军远离抗日前进阵地，削弱了红军在全国的影响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的力量，也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
《决定》分析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根源，指出：“张国焘路线是农民的狭隘性、流氓无产阶级的破坏性及中国封建军阀的意识形态在无产阶级政党内的反映。”张国焘“不但不能以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组织力量去领导农民群众，改造流氓无产者提高他们到自己的水平，战胜军阀的意识形态，却反而做了他们的俘虏，自己拒绝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这教训又一次指出，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不论是民族革命或是土地革命，必然不能得到彻底胜利的”。
《决定》坚持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把张国焘的问题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严格区别开来，指出：“过去红四方面军所犯的错误，应该由张国焘同志负最主要的责任。一切把反对张国焘主义的斗争故意解释为反对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的斗争，把四方面军的干部同中央对立的企图与阴谋，应该受到严重的打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中央号召四方面军的及整个红军的全体同志在开展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中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党当前的伟大任务。”对张国焘本人仍然实行“治病救人”的方针，暂时把党的组织结论问题保留起来，以观后效。
根据上述决定，延安会议后，在全党全军中展开了清算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4月间，在延安召开了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中央红军团以上干部，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都参加了。在镇原、平凉地区活动的四军和三十一军，在援西军党委的领导下，参加了运动。任弼时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和解释党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展开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西路军余部到达新疆后，也先后展开了这一斗争。
当时，张国焘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什么态度呢？
延安会议前，张国焘于2月6日向党中央写了《从现在来看过去》的书面检讨。他一方面表示“我的确犯了反党反中央的错误”，承认“那时党中央直接领导一、三军团北上，的确是贯彻北上方针的正确行动，指斥为逃跑路线，就是绝对错误，就是红军分开行动也不应由北上主张者负责，而应当由南下主持者负责”；“最严重的错误是组织上的对立”，否认党中央而“自称中央”，“这是政治上错误的结果和组织原则上错误的表现”。但是，另一方面又说：“我认为领导四方面军的党的组织和自己，在基本上是执行着一贯的为苏维埃中国奋斗的基本路线。一贯的忠实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他只是由于过分估计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主观错误和所受的损失，而对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发生“怀疑”，“虽然一致同意北上方针，但将中央北上之方针了解成为这不是长期大规模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争的实际，提出了在比较更西北地区来创造根据地的另一战略的意见。”“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和北上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他把自己犯错误，说成是认识问题。
在延安会议上，张国焘作了检查。他首先检查了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所犯的错误。然后，承认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发生了路线错误。由于对抗日民族运动估计过低，对敌人力量估计过大，对中央红军的胜利估计不足，反对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由于军阀主义等倾向，发生了反抗中央的表现，特别是错误地提出了改组中央，最后发展到另立中央。由于中央的耐心教育和路线的正确，朱德和红二方面军领导坚定的立场，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拥护中央，才取消了第二“中央”。张国焘虽然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表示要同自己的错误作斗争，但对一些反党活动的事实，又进行辩解，极力掩盖问题的实质。
延安会议后，4月6日，张国焘又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他表示：“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使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个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态度似乎有了转变。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了给张国焘在工作中改正错误的机会，虽然停止了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仍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然而，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倒退了。他表示根本不赞成中共中央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根本不承认自己犯了路线错误。这说明他以前的检讨都是口是心非的。
经过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紧密团结在中共中央的周围，英勇地投入了抗日战争。而张国焘仍执迷不悟，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于1938年4月，离开延安，跑到武汉，投降国民党，成为可耻的叛徒。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10月至11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正确路线，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批准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会上，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对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斗争的经验教训，作了系统的总结。他着重指出：第一，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反对军阀主义；第二，要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反对宗派主义；第三，要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以维护党的统一团结；第四，在党内生活中，要坚持光明正大，反对两面派行为，以巩固党的纪律。这些正确论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今天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废两改元”和“法币改革”
30年代国民党政府进行的两次较大的币制改革。
自从清末民初银元流通以来，银两和银元一直同时并用。1914年《国币条例》虽确定银元为本位币，但事实上过去长期形成的银两制度仍然继续存在。这种两、元并行流通的双重币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十分严重。
例如，从外国进货以金计算，货到时按金价换为银两计价入账，卖货时收到银元，又须折成银两入账。这样，经营外贸的商人除受金银比价变动和商品本身价格变动的影响外，还受两、元变动的影响，不利于正常业务的发展。此外，这种制度还为税吏营私舞弊和一些行庄与商人从事投机提供了可乘之机。
要社会舆论的强烈呼声中，1932年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组织银行界、商业界等各方面代表及学者成立了一个废两改元问题研究会，提出具体措施，经各方面详细讨论，决定分两步实施：第一步，先在全国经济中心上海实行；第二步，推广全国。1932年3月1日上海开始实行废两改元，把上海银两同银元的兑换比价固定为银元，所有以前按银两计算的债权债务，一律按照这种比价收付，不许再用银两。由于上海的废两改元实行得很顺利，同年4月5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便发布了在全国实行废两改元的布告，从4月6日起实行。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决定铸造成色为88％的银元，即后来流通的“中山头”银元。
废两改元的实现，宣告了经历1000余年的银两制度的废绝，并使中国货币制度在统一的道路上前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