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右倾退却的战略方针、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并强调指出：“他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的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以后，他在反党分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会议，通过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污蔑党中央北上的正确方针是“右倾逃跑主义”，美化南下的退却方针是“进攻路线”。阿坝会议后，张国焘命令部队继续南下，回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这时，陈昌浩带领四军和三十军也南下回到卓克基、马尔康和松岗地区。10月5日，张国焘在马尔康东南的卓木碉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团中央”。他的反党分裂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张国焘在成立第二“中央”时，通过了一个所谓《组织决议》。
首先，这个决议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这就暴露了他所谓的“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真实含义。
其次，这个决议宣布重新组成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按照张国焘的意图，成立了他自己的“中央”。
第三，这个决议成立的第二“中央”，不但有名义，也有实际工作。第二“中央”成立后，不断通过决议、文件，发表宣言、布告，发出电报、指示，召开各种会议。
第二“中央”成立后，张国焘还把它强加于全党。1935年12月5日，他致电中共中央，狂妄地宣称：“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因此，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自同中央决裂后，最近在红四方面军中公开成立了他自己的‘党的中央’‘中央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与‘团的中央’。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中共中央除电令张国焘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反对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反党活动的斗争。
张国焘分裂主义的破产
张国焘从1935年10月5日成立第二“中央”，到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第二“中央”，一共搞了8个月。
张国焘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取消的。迫使他取消第二“中央”，并表示要北上与中共中央会合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
第一，中共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的胜利。1935年9月，俄界会议后，党中央率领北上红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到达吴起镇，同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1月，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奠基礼。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决策。1936年2月，红军东征山西，歼灭阎军1.5万多人，扩大红军7000多人。5月，红军回师陕北，又进行西征，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准备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同时，红军同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立了统一战线，形势越来越好。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北上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这在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二，张国焘南下行动的失败。南下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10月7日，张国焘制定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计划》。红军向南进攻，先后占领懋功、丹巴及懋功县属之绥靖、崇化、抚边、达维等地。10月20日，张国焘又制定了《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计划》。红军继续南下，先后攻占宝兴、天全、芦山等地。张国焘企图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敌人集中80个团的兵力，防守雅安、名山、邛崃一线，两军展开了激烈的消耗战。红军经过浴血奋战。歼敌上万人，自己伤亡也很大。1936年2月，敌军突破红军的防线，红军被迫转移到西康的道孚、炉霍、甘孜、瞻化地区，只剩下4万多人，陷入困境。南下行动的失败，证明张国焘同中共中央分裂实行右倾退却方针是错误的，他的日子已步步维艰。
第三，中共中央坚持了正确的党内斗争方针。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反党活动，中共中央坚持原则进行斗争，严肃地指出他的错误，拒绝他的无理要求，使他的企图不能得逞。同时，又有高度的灵活性，从大局出发作团结争取的工作，避免关系硬化。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南下后，仍把他的问题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坚持说服教育的方针，暂时不作组织结论。继续同张国焘和红四方面军保持联系，互通情报，指示活动方针，耐心地做工作，给他留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第四，留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反对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在阿坝会议上，朱德面对张国焘组织的围攻，大义凛然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毛泽东同志我信得过，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当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伪中央时，朱德、刘伯承等同志表示坚决反对，他们坚持全党只有一个党中央，就是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绝不能有两个中央。他们坚持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表现了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在广大干部中耐心地宣传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和党中央北上所取得的胜利，使张国焘越来越孤立了。
第五，任弼时、贺龙等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反对张国焘的斗争。1935年9月，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后，利用红军总司令部掌握的密码切断了二、六军团与中共中央的联系，并利用总政委的名义和密码建立了与红二、六军团的电报联系。1936年4月，张国焘电令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6月，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地区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弄清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真相。张国焘还要召开红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企图欺骗和拉拢红二方面军共同反对中共中央，遭到任弼时、贺龙等同志的坚决反对。在甘孜会议上，经过斗争，迫使张国焘同意红四方面军同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
第六，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等领导人和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和南下行动的失败，表现了日益强烈的不满和反对。他们要求维护党的团结、结束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要求北上抗日，同中共中央会合。
第七，共产国际支持陕北的中共中央，不承认张国焘的第二“中央”，也起了积极作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时，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失掉了电讯联系，共产国际是不清楚的。1935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和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林育英，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后，使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之间重新建立了电讯联系。1936年1月初，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批评他成立第二“中央”的错误，要他北上与党中央会合。1月24日，林育英再电张国焘，说明“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要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张国焘感到形势对他不利，于1月27日，电林育英、张闻天，表示对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对目前策略路线既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这是张国焘开始向中共中央路线前进的表示。
为了使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中共中央通过电报往来，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并从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办法，主要是：（一）张国焘必须取消第二“中央”；（二）可以成立西南局（后改西北局），直属中共驻国际代表团，暂与党中央发生横的关系，采取协商方式；（三）目前策略路线基本上已有了一致意见，过去的分歧不必谈。
张国焘则表示：“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为了逃避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罪责，他坚持不承认中共中央的领导，无理要求“党中央最好能在白区”，“或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和说服教育，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了第二“中央”。但是，他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会上，仍然坚持错误，欺骗别人说：“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时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他还对过去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狡辩，颠倒黑白地说：“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的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相当的让步，这也是为着原则上的。”直到9月10日，同中央红军会合前夕，张国焘还打电报给林育英转国际书记处，要求“由中央委员会联名发一告全党同志书，来实现党内统一”；“请国际和中国党驻国际代表团直接指示。我们请求国际关于对中国党的指示用电报，同时将一份给我方”。可见，张国焘一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他的分裂主义立场始终没有真正转变。
在督促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就北上会合问题，同张国焘进行了协商。2月14日，中共中央向张国焘提出红四方面军发展方向的三种方针，供选择。（一）向北发展。四方面军及二、大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自是上策。（二）在四川巩固地向前发展。四方面军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二、六军团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康三者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三）向南发展。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团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康发展。张国焘在川康地区日子不好过，不想再继续下去；又不愿向南过江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经过一段考虑，他表示愿意北上。5月20日，中共中央表示：“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
但是，张国焘表示愿意北上，并不是真的要到陕北去同中共中央会合。4月1日，张国焘在《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的前途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的报告中，宣称“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就是说我们要在四川、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西康的几省中，建立广大革命与抗日的根据地”。5月25日，中共中央要张国焘“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张国焘回电说：“将出夏洮流域”。因为张国焘的目的是去青海、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自成一个局面。但直接从西康去青海无路可走，先到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不过是权宜之计，那里紧靠青海，随时可以渡黄河西去。中共中央明白张国焘的意图，于6月19日电张国焘，强调“宜出至甘肃南部，而不宜向夏洮流域”。
当时，中共中央对红一、二、四方面军在陕甘会合后的战略部署，有一个全面的考虑。准备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根据地，对付蒋介石军队的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占领宁夏，打通苏联国际路线。由东北军占领兰州，进驻河西走廊，控制甘肃；由十七路军驻守西安，控制陕西。然后，共同组织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联合出兵绥远抗战。同时，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用上述行动，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