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实现北上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于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他指出，我们向北行动以后，目前存在着两个方向，一个是执行夏洮战役计划，积极占取以岷州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东岸，然后依托这一地区向陕甘发展，以实现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另一个是向黄河以西、青海、新疆方向发展。向东是转入反攻，向西是退却。向西去，无论敌情、地理、民族、经济、政治等条件，都对我极其不利。向东发展，则可以洮河流域作为开创川陕甘根据地的基础。因此，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应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出席会议的中共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林彪等，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作的结论中指出：今天讨论意见是一致的。第一，关键问题，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第二，为配合全国红军，全国革命运动，亦应向东。第三，战役方针，从洮河左岸或右岸前进，当可照实际情形而定。但我们目前需要有这个方针，就是我们到包座后，可直到岷州，应采取包座至岷州路线。这一路线，可集中三个军，甚至全部集中走这路线。陈昌浩最大限度集结兵力的意见，是正确的。占领西宁，目前是不对的，在民族政策上不应该，即兵力上说，也不够。第四，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应看成战略预备队，战役预备队还赶不到，我们不应指望他们。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决定》指出：“为实现6月28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基本的决定，要求我们的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是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的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的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张国焘没有出席毛儿盖会议，他于8月15日已经率领左路军向西北开进，21日到达阿坝。8月24日，中共中央在过草地途中把《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通过电台传达给张国焘，并且指出：“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令敌沿洮河封锁，到我被迫向黄河以西，然后沿黄河东岸向我封锁，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比较大不利之地位。因这一区域，合甘、青、宁30余县，计人口共不过300万，汉人不及半数。较之黄河以东，大相悬殊。”强调“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岷州为第一要务。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
8月底，右路军通过草地，到达巴西地区，胜利地进行了上包座战斗，歼敌一个师，打开了北进的道路。中共中央抓住有利战机，制定了北出甘南的行动计划，决定右路军以主力向东推进，待左路军到达后，用小部队向南坪、文县佯动，集中主力从东北方向的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去，可以有把握地战胜胡宗南部。9月1日，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联名把这一计划电告张国焘。
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葛曲河边，借口河水上涨和草地不易通过，按兵不动了。他见从阿坝直出青海、新疆，道路不通，西进计划无法实现，于是又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的计划。因此，他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北出甘南的指示，擅自决定左路军掉头南下，并于9月3日复电中共中央要求改变北上计划。一方面宣称，左路军“决定明晨分3天全部赶回阿坝”；一方面要求“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须即决即行”。9月8日，张国焘返回阿坝后，又擅自发出了调右路军南下的电令。
9月8日晚，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南下北上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会议讨论结果，决定坚持北上方针，不能南下。当夜，中共中央发电报给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需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我们仔细考虑结果，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一）地形有利于敌人封锁，而不利于我对敌攻击；雅安、名山、大邑一线，敌已筑成堡垒，我军决难攻取；（二）经济条件，人口、粮食都少，有绝食之虑；（三）少数民族区域，红军只有消耗，没有补充；（四）如果向南行动，北面被敌人封锁，没有战略道路。而北上则不论在地形上、经济上、民族上，我军都有胜利前途。因此，务望你们熟思慎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以后，改道北进。
9月9日，张国焘回电，仍坚持南下，反对北上。强调“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丹巴、甘孜、道孚、天芦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主张“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势南下”。中共中央当即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9月11日，中共中央再次电令张国焘：“中央为贯彻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总政委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团在罗达、俄界集中”。
但是，张国焘仍然拒绝执行中共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带领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第四军、第三十军南下川康边，走上了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不但反对中共中央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坚持右倾退却的战略方针，而且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
张国焘的反党活动有一个发展过程。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之初，张国焘的主要表现是，伸手要权，要军权，要党权，要最高领导权。为了要权，他制造了一种舆论，说红一方面军人少了。党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红四方面军人很多，他的路线是正确的，应当由他来领导。
两河口会议前，张国焘不知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实情，还比较客气。会议期间，他问周恩来，中央红军还有多少人？当他得知一方面军已不足3万人时，脸色就变了，自以为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可以伸手要权了。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召开会议，歪曲两河口会议精神，指责党中央路线错误，挑拨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黑水县的芦花开会，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正因为发生了上述情况，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才特别强调“必须在一、四方面军中更进一步的加强党的绝对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兄弟的团结”的问题。
在制造反党舆论的同时，张国焘向党伸手要权了。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有一个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两河口会议时，毛泽东提出，“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6月2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除原有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外，增补张国焘为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张国焘硬说问题没有解决，大作文章。7月1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再次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经询问，他的具体意见是：要求充实总司令部，以陈昌浩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7月9日，“川陕省委”周纯全等人致电中共中央，也提出了张国焘的上述要求，并要“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8日，陈昌浩也致电中共中央，进一步施加压力，说什么“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公然要求让张国焘担任军委主席，让朱德改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改任参谋长，给军委以“独断决行”的权力。
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同时，考虑到红一、四方面军的团结，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于7月18日任命张国焘为总政委。随后又决定：任命徐向前为前敌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前方一切作战部队均归其统率指挥。同时，军委决定，统一组编部队番号，红四方面军五个军番号仍旧，将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军团分别改称一、三、五军，将九军团改称三十二军。
张国焘当上了总政委，仍不满意，他还企图掌握中共中央的领导权。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讨论组织问题时，张国焘借口提拔工农干部，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9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在毛儿盖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只有8人，很明显这是要按照他的意图“改组中央”。中共中央坚持原则，进行了批评教育。同时，为了顾全大局，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实现北上的战略方针，决定增补中央委员3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任命陈昌浩为总政治部主任，用纯全为总政治部副主任。
张国焘谋取党和红军领导权的企图没有得逞，便进一步发展到公开分裂党和红军。
沙窝会议后，红军分组右、左两路军过草地北上。1935年9月中旬，在两个战略方针斗争的关键时刻，张国焘竟密电陈昌浩，要“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中央。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拿到密电后，立即跑向中共中央驻地，把电报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同张闻天、秦邦宪紧急磋商，一致认为张国焘既已背着中央，密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发生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决定率一、三军团迅速离开巴西，脱离危险区域。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很快到三军团驻地，同在那里的周恩来、王稼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致决定了党中央率一、三军团立即北上的方针。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率率三军团和军委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北上。9月11日到达俄界，同先到达的一军团会合。有人听说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了，要派兵追打。徐向前严词加以制止，得到多数同志的赞同，避免了红军之间的冲突。
在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既成事实面前，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会议。毛泽东作了《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论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红军今后向北行动的问题。他说，我们坚持北上方针，但张国焘反对，坚持机会主义方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起初是按兵不动。7月中旬，党中央指示红军集中，结果由于张国焘从中阻挠而未能实现。张国焘到芦花时，中央政治局决定他任红军总政委，他才调动红四方面军北上，但未到毛儿盖又动摇了。到了阿坝后便不愿北上，而要右路军南下。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的决定，拒不执行北上方针是错误的，他坚持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很明显，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带去走这条绝路。第二，关于在何处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他指出，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现在只有一、三军团，所以要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应该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首先在苏联边界创造一个根据地，来向东发展，中央要到能够指挥全国革命的地区去。第三，关于张国焘错误的性质和处理办法问题。他指出，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与会同志经过认真讨论，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张国焘抗拒中央、企图分裂党的严重错误，指出，如果张国焘坚持错误，他的前途将是另立中央与党对立。同时，也同意暂时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并提议要在一、三军团中加强解释工作。彭德怀根据形势和战略方针的变化，提出了改变军队的编制的建议。会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