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疲乏之师与张国焘的兵强马壮，视角冲击是如此鲜明，不甘人下的张国焘见此步步向中央施加压力，军阀心态暴露无遗。张国焘以武力解决中央的电报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将揭开这个历史谜底。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
和战略方针上的原则斗争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地区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如何估计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决定党的战略方针，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会师前，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张国焘的战略方针是向西南，向川康边发展；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向东北，到川陕甘地区去。这就需要统一对形势的认识，统一战略方针，统一红军的行动。
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继1931年占领东三省以后，进一步侵略华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日民族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从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到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国民党统治营垒也发生了分裂，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状况怎样呢？一方面，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损失。在白区，党的组织和工作基本上失败了。在农村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也失败了。红一方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长征初期又受到严重损失，由8万人锐减为3万人。其他几个主要革命根据地也先后失败了。
另一方面，由于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党的路线已经重新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粉碎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退出川陕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取得了强渡嘉陵江战役的胜利，占领了川西地区。两军会师后，组成了一支拥有10万多人的强大队伍，为发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的新条件。此外，由湘赣根据地西征的红六军团同退出洪湖和湘鄂边根据地的红二军团，在黔东胜利会师，扩大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展到1.7万多人；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开辟了鄂豫陕根据地，发展到4000多人；陕北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发展到3000多人；在南方8个省14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有1.5万多人。还有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也发展到几万人。
上述情况说明，革命有失败，也有胜利；失败是暂时的部分的，革命形势并没有转入低潮；革命的阵势正在由局部性向全国性转变；一个新的抗日民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
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提出了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样，就可以把红军的力量和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汇合起来，在接近抗日前方的中国西北部建立抗日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从而，开创胜利发展的新局面。
张国焘对形势的估计则是悲观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他过分地夸大敌人的力量，过低地估计革命的力量，只看到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看不到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和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有利形势。他认为，当时的形势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样，革命已经转入低潮，处于“总退却”阶段。因此，提出了右倾退却的战略方针。他主张向西部敌人力量薄弱的荒僻地区退却，或者向青海、甘肃河西走廊、新疆，或者向西康地区退却。如果实行这个战略方针，主力红军就要陷于困难和危险的境地，而且会把红军的力量同全国抗日民主的新高潮隔断，使中国共产党无法起到抗日民族革命运动领导中心的作用，断送有利的新形势。
因此，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开始，中共中央同张国焘之间，在形势估计和战略方针问题上，就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1935年6月14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到达懋功县达维镇，同红四方面军会合。6月16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破，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阻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而“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眉山附近情况略同。至于西康情形更差”。“主力出此似非长策”。但是，张国焘不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方针。6月17日，他复电中共中央，强调“川北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而“敌已有准备”，不宜过岷江东打。他提出了“集中主力”，西进“占领青海、新疆”，如果遇到困难，就“暂时向南进攻”的退却方针。6月18日，中共中央打电报给张国焘，重申了北上的方针，不同意张国焘提出的向西或向南发展的方针，指出：“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人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南出，即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望即下决心为要。”同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给各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指示中。也强调：“赤化以四川为中心的川陕甘三省广大地区，是此后野战军与四方面军共同行动的基本任务”。6月20日，中共中央再发电报给张国焘，又指出：“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有利。”因张国焘一再抵制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电报中通知张国焘“宜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为了统一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的两河口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指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前，红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红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战略方针两个方面军是不同的。现在两个方面军都是离开了苏区，都在新的地区创建根据地。那么在什么地方建立新的根据地合适呢？周恩来提出要考虑三个条件：（一）地区大，好机动，便利我们作战；（二）群众条件，要人口较多，能大批扩大红军；（三）经济条件，要比较优裕，能解决军队的供给。他认为，松潘、理番、懋功地区。地方虽大，但多是狭路，敌易封锁，我不易反攻；人口只有20万，少数民族占多数，不能成为根据地；粮食缺少，牛羊有限，经济补充困难。因此，这里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如陷在这里就没有前途。现在，红一、四方面军转移，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敌在东岸有130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背向西，争取这一地域。这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应迅速向前，在川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第一，要迅速向松潘与胡宗南作战；第二，要高度机动，才能消灭敌人；第三，要坚决统一意志，坚决统一指挥：他特别强调，指挥权要集中军委。
周恩来报告之后，会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张国焘在发言中强调，“现接近我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其他为陪角，如战略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发展条件是甘南与我有利，但一定要把胡宗南打下。如他来打可消灭他，如他不来也不便多时去打。”“他有20个团一定来牵制我，还有蒋。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但是，他又表示：“政治局应决定在甘南建立根据地。至于怎样打，军委应作具体计划。”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指出，根据地的问题，要放在川陕甘这一区域，在红四方面军要做好解释工作，因他们是要打成都。他指出，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建的。我们过山战胜胡宗南，占取甘东南，迅速向前，打退敌人后建立根据地。他强调，这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统一指挥问题，责成常委军委解决。
张闻天发言说，战略方针大家一致意见，应一致来实现。这战略方针，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要实现这战略方针，首先进攻和控制松潘。放弃这一方针是错误的。
出席会议的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邓小平、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等，先后发了言，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全体通过了周恩来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由政治局写一个决定。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同时，还指出：“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严厉地批评了右倾退却的战略方针。
6月29日，中共中央军委为贯彻上述决定，拟定了《松潘战役计划》。要求红军以迅速的行动，坚决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上作战和发展。命令红一、四方面军分组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
张国焘虽然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但是，他阳奉阴违，并没有放弃右倾退却的错误方针。7月10日，红军北上，攻占毛儿盖后，本应乘胜前进，直取松潘。张国焘却制造种种借口，故意拖延红军北上的行动，使红军在懋功和毛儿盖地区停留了1个多月之久。8月初，敌胡宗南部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等地，控制了经松潘北去的大道；尾追的蒋军和川军，也从东面和南面步步进逼，红军陷于被动地位。
根据敌隋变动情况，8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要求红军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右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遭遇的蒋军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地区发展的局势。具体部署是，红军主力由毛儿盖迂回松潘，或北出包座；如受阻碍，即以大部主力向班佑、巴西开进，然后向北转移以争取进占夏河流域的先机。同时，以主力一部攻占阿坝，向北探进，并打通阿坝至墨洼路，以接引右路军。
为了明确形势与任务，继续解决统一战略方针的问题，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指出：“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同时，再次批评了右倾退却的战略方针，强调“必须在部队中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并指出这种动摇是由于“对敌人力量的过分估计，夸大敌人的力量”、“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不足”所产生的；其主要表现是：“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会后，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夺取以岷州为中心的地区，红军分两路北上。右路军由一方面军第一、第三军和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中共中央和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然后，左路军东进，向右路军靠拢，齐头并进，向甘南进军。
8月15日，中共中央电示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只有北上是实现党的政治主张的最好保证”。但是，张国焘到了卓克基后，见南下不成，又借口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提出西出阿坝，向青海、甘肃北部偏远地区退却的错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