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三军团奉命赶往东线，在太阳蟑、新桥阻击敌军。但是敌人拥有优势兵力，新桥还是被敌人占领。我们红四师在太阳嶂和敌人对峙。这时李德亲临前线指挥，一天，上级传达他的指示，命令我十一团派出一个加强排，带着两挺重机关枪占领一个突出部位的山头，这个排派出以后，第二天团里派青年干事带人去送饭，正遇上大雾弥漫，雾雨流云笼罩了大半座山。他们去转了一圈，回来报告没找着那个排。这一下可惊动了上级，李德、王稼祥、博古闻讯后都到我们团部来了，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也气喘吁吁地赶来。
他们来到我团，又开会又调查，叫我介绍这个排的情况。从排长、班长到战士的家庭出身，战斗中的表现，都问到了，分析这个排是不是投敌了，搞得气氛很紧张。对这个排，我心中还是比较有数的。这个排是全团比较好的，老战士较多，党团员骨干强，班排长精明干练，全排作战勇敢。出发前我给他们作了动员，对他们单独出去是比较放心的。但是战场上情况多变，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也是可能的。如果这个排果真投敌了，我们团领导就不好交代，上级领导必然拿我们是问。
这个排究竟到哪里去了？
我心里也有点纳闷。
我决定立即亲自带人去找。我们沿着这个排出发的路线走到实地一看，那不是个孤立的突出山头，而是一座高山。我们一步一喘地往上攀登，爬到半山腰就可以遥望黎川平原，这里已经超过机关枪的射程，根本不需要到山顶设警戒阵地。我们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顶，也没有找到那个排，只好暂时休息吃饭。这时我心里上下直打鼓，不觉也开始怀疑自己原来的判断了。过了一会，一阵风吹来，云开雾散，看到那边还有一个小山峰，我们跑过去一看，那个排就展开在那里，他们一天一夜没吃饭了，我让他们赶快吃饭。这时我的心里就像一块石头落下地来，松了一大口气。
我回到团部向李德等领导人报告了情况，随后招待他们吃过饭，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事后彭老总知道了这件事，生气地说：“连一个团放个哨他们也要管。如果一切都听他的，非把红军葬送了不可。”李德这个脱离实际的图上作业专家，只凭一张不太准确的地图指挥红军打仗，哪有不失败的！
4月初，敌北路军准备大举进攻广昌。中革军委又急令红三军团主力从福建沙县回师江西，参加广昌保卫战。
敌人十一个师的兵力，沿盱江两岸边筑垒边推进，红军在两岸节节阻击。敌人上有空军支援，下有炮火开路，步步进击；红军弹药不足，火力不济，且战且退。当敌军一个旅集结在广昌东北，盱江东岸的饶家堡时，彭德怀军团长和杨尚昆政委指挥红四、五师乘夜围攻这个旅，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很大，饶家堡阵地六次易手。后来敌人援兵赶到，我军在天亮前撤出战斗。
红三军团渡过盱江，退守广昌西北地区。
广昌没有城墙，无坚可守。博古、李德到前线指挥，要红军修筑“永久工事”固守，并动员在广昌和敌人决战，“打最后一仗”，还要求师、团、营、连、排干部都要指定代理人，准备苦战。我们修的土木工事根本不堪一击，敌人用炮兵轰，用飞机炸，战士们在残存的工事里挨打，要固守根本不可能。
我师黄克诚政委是不赞成死守广昌的。他曾多次给我讲，“单纯防御”、“短促突击”是错误的，敌人又是飞机又是大炮，我们连步枪、手榴弹都没有保障，单靠阵地防御怎么顶得住呢？他主张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游击战争战术原则，避开强敌锋芒，作必要的战略转移，到湘鄂赣开辟新区，保存和发展红军势力。他的意见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在那时，他也无可奈何。
彭德怀军团长根据部队的意见和实际情况，再三向李德提出：“广昌是不能固守的”，“如果守广昌，少则两天，多则三天，三军团1.2万人将全军毁灭，广昌也就失守了。”他建议采取机动防御，少数部队进占工事，吸引敌人进攻，主力部队隐蔽在城西南十里外的山地，相机侧击攻我阵地的敌人。这一建议总算得到李德的同意。
在保卫广昌中，红五、六师伤亡很大，敌人突破了我军阵地，冲到军团指挥部前面。我们十一团是军团的预备队，由军团首长直接指挥。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我团奉命反击，两个营首先冲了出去。指战员们冒着八架敌机的轮番扫射轰炸，高喊着“冲啊”的口号，一股劲儿向敌人猛扑过去，终于把冲过来的敌军打退。这两个营大部分同志阵亡，战后有一个统计，连队多则剩下40多人，最少的只剩十来个人。彭军团长在指挥所看到指战员们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迟疑，没有一个人卧倒，称赞说，“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的确，红军平时的政治思想工作为战时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每个干部战士都明确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所以在第五次反“围剿”那样艰苦，伤亡消耗那样大的情况下，指战员仍然能够上下一心，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红军在广昌保卫战中坚持了28天，最后在敌人三面包围之下，不得不撤出。这一仗虽然大量杀伤了敌人，但红军自己却损失了总实力的1／5。红三军团伤亡人数更多些，约占军团总人数的1／4，红六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如果按博古、李德的意见固守广昌，红军将是全军覆没。后来彭德怀军团长骂李德“儿卖爷田不心疼。”
广昌失守以后，红三军团只在广昌西南的头陂地区休整了几天，又为狙击敌人南下而西进。那时每天都在打仗，而且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部队没有油盐吃，伙食跟不上，干部战士体力日趋下降。
7月上旬，敌人加紧向中央苏区中心“围剿”，以31个师的兵力从6个方向对红军进行全面进攻。红军本应突出根据地以外，寻机歼敌，然而中革军委却要求用一切力量誓死捍卫苏区，采取与敌人针锋相对的“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红三军团四师、五师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负责在驿前以北和石城地区，抵御敌人九个师的进攻。此时红军每师不足4000人，而敌军每师达9000人，兵力相差几倍，况且装备和弹药供给也都不及敌人。这样死打硬拼，无论如何红军是拼不过的。
红三军团四师和五师，在高虎脑和鹅形两处险要阵地抵御敌人。敌人先以十多架飞机轮番轰炸，接着大炮轰击，而后步兵进攻，我们红四、红五师密切配合，奋勇抗击，激战3天后退出战斗。红三军团在驿前镇以北构筑了三道防线，在阵地前埋地雷、堆鹿砦、埋竹钉，修了较为严密的工事。但是红军的工事基本上是土坑上面盖树枝，经不起敌人飞机炸、大炮轰，部队只能依托交通壕与进攻的敌军血战。子弹打完了，又得不到补充，我们只得在晚上组织小分队摸到阵地前从敌人横尸堆里拣枪支弹药。
红四师在蜡烛形计划打一个反击。部署红十团在蜡烛形一侧、红十二团在保护山一侧掩护，红十一团在中间的一个山口子担任反突击。8月28日拂晓，敌人集中三个纵队的兵力，在20多架飞机和近百门大炮掩护下，向我军阵地发起攻击。左侧红十团英勇奋战，多次打退敌人进攻。不料红十二团一侧出了问题，在夜间敌人从外侧的两个口子爬上保护山，在山头上警戒的红十二团五连与敌人反复冲杀、格斗，大部壮烈牺牲，敌人占领了制高点。我红十一团由准备打突击转入打阻击，掩护红十团和红十二团撤退。敌人用火炮向我们射击，飞机在我们头顶俯冲扫射，爆炸的气浪硝烟，腾起的沙石尘土弥漫上空，什么都看不清楚，我蹲在一个小工事里拿着电话机联络，一颗迫击炮弹打在旁边“轰”的一声把我的耳朵都震聋了。我们一直坚持到红十团、红十二团全部转移，才撤出战斗。
蒋介石凭借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连续进攻，红军不得不且战且退。我们撤到驿前镇最后一道防线。在一次反突击中，从军团机关新派来的一个指导员，还没有打过仗，在敌人的猛烈炮火面前被吓坏了，临阵退缩。邓国清气得拔出枪来要毙他，我赶紧过去把他的枪口压下。我给团长说，不能这样做，他没有实战经验，应该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我命令这个指导员追上去，和部队一起冲击，结果他这一仗打得不错，后来在另一次战斗中这位指导员英勇牺牲了。
敌人继续向驿前镇进攻。我和邓国清团长蹲在一条小沟里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侧面打来，从他后背两侧穿过，打到我的皮挎包上，没有伤着我，实属侥幸。团长伤得不轻，我们立刻把他送到医院。驿前镇终于失守，红三军团退到镇南的桐江、小松布设防、休整。团长住院，只有我和参谋长康胜杨指挥部队。我们在这里防守了个把月。这期间敌人步兵天天出击，飞机、大炮不停地轰炸，敌我伤亡越来越多，阵地陈尸数千，顾不上掩埋，腐尸恶臭难闻，无数绿头苍蝇爬满地，飞起来能遮天蔽日。酷暑8月，疟疾、痢疾一起暴发，许多指战员患上传染病。当时有个统计，我红十一团共有21个单位，这一个多月里平均每个单位的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伤病亡达9人之多。这时我的痔疮突然发作，疼得走不动路，战士们把我从火线上背了下来。红四师参谋长张翼见我退下来，他替我去指挥，上到前线他却钻了空子跑到敌人那边去了。参谋长投敌，必然暴露红军整个部署，军团当机立断，撤到石城以北组织防御。
我从阵地下来以后，卫生队长靳来川为我做了手术。当时没有麻药，我硬是咬牙忍痛让他割了5刀，手术后勉强可以骑马行动。彭德怀军团长一向对部队要求严格，他自己也总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行军打仗他和部队一起走路，把牲口让给伤病员骑，他不赞成干部平时骑马，如果他碰到谁没有伤病骑马，准得批评。他常说：“年轻轻的骑牲口干什么？”这次退到石城一带，差不多是最后一道防线了，一天，军团通知我们到山上看阵地，大家都疲惫不堪，我们红四师的干部都是骑着马去的。快到的时候，远远看到彭老总已经在山上，黄克诚政委轻声对大家说：“下马，下马，彭军团长在山上边哩。”大家慌忙下马牵着往山上走。我手术后伤还未痊愈，没有下马。洪超师长也没下马，他说：“反正他已经看见了，骑上去挨骂，牵上去也是挨骂，索性骑上让他骂更好些。”到了山上彭军团长问：“你们都没骑马上来吗？”
“谁敢骑呀？只有我这个铁皮脑袋不怕，骑着马上来准备挨骂。”洪超说。
彭军团长带着爱怜而又沉重的心情说：“现在大家身体都不行了，太疲劳了。我也在打摆子发疟疾，也是骑马上来的。以后身体支持不了就骑马吧！”
后来军团通知各团的供给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吃，补养身体。
第五次反“围剿”，“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临时中央，在红军的作战指挥上完全推行了一些错误的方针路线。先是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搞阵地战、堡垒战、短促突击。后来又推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分兵把口，节节抵御，与敌人拼消耗。一年来，红军到处转战，几乎天天都在行军打仗，大大小小战斗不计其数，但是好仗没有打几个，指挥员感到窝火，战斗员感到憋气。打来打去，红军越来越弱，根据地越来越小。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蒋介石准备向中央苏区发起总攻，中革军委指示各军团避免与敌人决战，保存有生力量。其时博古、李德等人已被敌人的汹汹气势所吓倒，慌忙决定放弃中央苏区。10月初，红三军团在坝口、长乐地区给敌军以杀伤后撤出战斗，并从石城撤退。这时中革军委下令由地方兵团接替前线主力红军的防御任务，各军团向瑞金、于都、会昌地区集中。
我们从石城到长胜县走了3天。真是糟糕，由于上次手术不彻底，痔疮又犯了，团长还没有出院，我只好坐在担架上指挥部队继续往于都开进。
撤到于都以后，博古来到红三军团召集团以上干部会议，他说红军要转移阵地，动员部队突围，但是到哪里去他却没有讲。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红军指战员和苏区人民从沉痛的教训中开始认识到，临时中央离不开毛泽东，红军离不开毛泽东，红军只有按照毛泽东的军事方针和作战原则，才能打胜仗，才能发展壮大。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战略指挥上的错误。但就作战来讲，红军指战员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风更加顽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