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毛泽东正确领导，中央红军面对蒋介石的“围剿”，节节败退，不得不全面撤离。博古中央对这一行动有无准备？共产国际又有何指示？红军长征是漫无目的地逃跑，还是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中共历史上的一段痛史，诉说着“左”害可以葬送革命事业确是痛切之言。
1933年6月中旬，红三军团开到永丰、乐安之间的大湖坪进行整编。这次整编取消了军，师编为团，小团编为营。红五军一、二、三师编为红四师，红七军和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五师。中革军委决定将兴国模范师整编为红三军团第六师。
兴国模范师是由兴国地区的赤卫队组成，平时不集中，分散在各区乡活动。该师在6月1日才刚成立，接到整编命令后，由地方干部把队伍就地集合起来，交给接收单位。师团干部都是由地方干部临时担任，整编以后他们仍回地方去。红三军团派政治部某部部长曹其灿带一批干部去接收、整编兴国模范师，我也被派去了。我们去了之后，军团发来个电报，决定该师整编为第十六、十七、十八团，并任命了团的领导干部。被任命为师政治主任的曹其灿，看到同他一起来的干部都有了任命，唯独没有安排我的任职，感到很奇怪。但也不便和军团联系。他对我说：“你到师政治部当组织科长吧。”我干脆地说：“干什么都可以。”于是我就当了师政治部组织科长。曹其灿派我和十六团政委胡正国一起去兴国县城接收第十六团。
我们把红六师整编好，带回大湖坪。这时候，我们才知道我的任职命令译电员译错了。原来，军团电报任命我为十八团政委，一位叫汪玉明的教导员为政治处主任。因为我当时叫王明，译电员自作聪明以为是一个人，就译成政委王玉明。汪玉明当了团政委，我就没有了职务。回来以后虽然发现错了，但已成事实，也不好再更变，只能将错就错了，反正那时谁也不计较职务高低。后来我改任十六团政治处主任。红十六团团长是曾春鉴，政委胡正国，参谋长彭雄，朱涤新当特派员，黄志勇当俱乐部主任。这时军团滕代远政委调中央工作，杨尚昆来接任军团政委，陈阿金来当红六师政委。
1933年7月，中革军委下令，红三军团第四、第五师组成东方军进军福建，第六师在大湖坪整训。东方军出发前，红三军团在大湖坪举行誓师大会，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作了动员报告，传达中共临时中央提出的“筹款百万，赤化千里”，“创造百万铁的红军”，“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的根据地”等东征任务。誓师会后，东方军出发，六师留下在大湖坪整训。红四师、红五师出发前抽调了一些骨干充实到六师当连排班长，六师的地方干部除留下个别当副职外，其余又都回了兴国。整训期间我专门请了兴国籍的总政治部青年部长萧华来作动员讲话，还请随营学校政委李志民来指导训练。我们抓紧对部队进行短期政治军事整训以后，迅速去福建归队。到了福建，红三军团主力已攻占连城、清流、归化、洋口，缴获俘虏很多。接着主力准备攻打延平，红六师奉命围攻将乐，保障军团主力后方，结果久攻不下，红十六团团长曾春鉴负伤，十八团团长李寿轩调来接任。延平方面也因地势不利于围困和袭取，打了一场恶仗，主力伤亡很大。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外国军事顾问协助下，纠集了10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苏区，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而中共临时中央的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推行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遇到挫折之后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准放弃苏区一寸土地”，等错误口号。在黎川失守之后，李德即令东方军从将乐、顺昌撤围，赶回黎川地区，进攻硝石、资溪桥的敌人，收复黎川。
红三军团入闽作战3个月，没有休整，就迅速向黎川前进，在黎川东北和敌赵观涛的第六师第十八旅遭遇，彭德怀军团长当机立断，将该旅三个团截住，全数围歼。当红三军团不顾疲劳赶到硝石集结进行战斗部署时，才发现已深入到南城、黎川、南川之间，四面有敌人重兵和堡垒群，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彭德怀军团长向中央请示，连夜撤出，使红三军团脱离了险境。
红军在中革军委的错误指挥下，在临川、黎川、金豁地区敌人主力和堡垒之间转战，白天遭敌机轰炸，晚上只能露天宿营，弄得疲惫不堪，连续在资溪桥、洪门攻击失利。然而，李德并不接受教训，他又命令红七军团和红三军团去攻打远离苏区的抚州附近的浒湾，说是可以调动敌人北援。红七军团在浒湾打了一天，没能攻下。当夜敌徐廷瑶的第四师从西面来援，红军立即在浒湾的八角亭、大仙岭一线构筑阵地阻援。敌第四师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很快就占领了八角亭，红七军团受到敌人夹击，红三军团第四师即去增援，连续攻击都没成功。打了两天一夜，敌人已经构筑了巩固的阵地，红军伤亡很大，又得不到补充，只好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红四师十一团政委吴宗太牺牲，调我去接任。红十一团是平江起义的老底子，战斗力比较强，团长仍是邓国清，政治处主任原来是甘谓汉，他负伤后由向仲华接任。红四师政委彭雪枫负伤，由黄克诚接任，师长是张锡龙，参谋长张翼，政治处主任李井泉，后由吕振球接任。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了两个多月，红军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又不转移到敌人后方无堡垒地区作战，完全陷入被动局面，受到很大损失。11月下旬，驻福建的国民党蔡廷锴第十九路军联合一部分反蒋势力，宣布抗日反蒋，成立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蒋介石慌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抽调6个师前去镇压，对红军来说，这本来是很好的机会，但却不去利用，蔡廷锴曾和红三军团接触，以后又派他的师长周士第（老共产党员）回到中央苏区参加红军，要求和红军联合推动抗日救亡运动。有鉴于此，彭德怀军团长向中央建议，集中红军主力向闽浙赣边区进军或尾随进福建的敌军后边打，以支援十九路军。而临时中央对这些都不予理睬，认为是机会主义，反而让红一、三军团分开行动，进行训练、修筑堡垒，坐视蒋介石的军队镇压十九路军。
这时，红三军团三个师组织过一次对抗演习，地点在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广昌以北头陂地区的三角地带，由红六师担任防御，红四师和红五师合编组织进攻。十四团和十一团合编，十四团的团长、政委任副职。彭德怀军团长任演习总指挥，整个演习上边有决定，提出的口号“要以少胜多”，强调防御要积极出击，牵制敌人，不能死守。军团政治部组织巡视员跟着各团营行动，出题目、出情况，考查营团干部，在总政帮助工作的中央政府经济部长吴亮平和军团组织部长吴溉之等跟着我们团行动。演习中，对连队的要求则强调夜间行军和战术动作的训练。据我所知，这是红军时期我军组织的一次较大规模的演习。
12月中旬，蒋介石为隔断江西红军主力与福建十九路军的联系，保障其进攻十九路军的侧翼安全，急派其第八纵队向团村进犯，中革军委决定突击围歼这个纵队。彭军团长指挥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按预定时间，向敌人发起反击，由于各军团配合不够，没有形成合围，只将敌人击溃。
那天天气晴朗，打到下午，我们红十一团接替红十团任务，由东面攻击团村。我们正好面对太阳，强烈的阳光刺得我们直流眼泪，看不清敌方，而敌人顺着阳光，看我们却一清二楚，敌我机枪对射，部队冒着枪林弹雨行动，这时师长张锡龙过来向前方观察，被敌人机枪打中牺牲。张锡龙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理论修养和指挥能力都很强，打仗也很勇敢，他的牺牲是红军的一大损失。这一仗没有吃掉敌人，我方伤亡却很大。部队撤退时动员指战员们用担架抬伤员，我们团的干部也都带头参加。
敌人在团村受挫以后，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十九路军，暂时对红军采取了守势。这时红军本应积极向东线进攻，而中革军委反而命令红三军团在江西头陂地区集结，准备调往西线永丰地区打敌人的堡垒阵地。
十九路军虽然战斗力较强，但装备补给终不如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蒋介石优势兵力攻击下，放弃了顺昌、将乐，使福建苏区受到威胁。为保卫苏区和吸收十九路军的部分士兵到红军中来，中革军委又决定红三军团暂不去永丰，再次入闽作战；红一军团到黎川、泰宁进攻敌人的堡垒线。
1934年1月上旬，红三军团由江西广昌的头陂出发，到达福建沙县围攻国民党驻军卢兴邦的新编第五十二师。红五师担任主攻，红六师担任助攻，红四师担负打青州方向援敌的任务。我们在青州附近将增援沙县之敌第四师的一部堵住，双方交战，我毙伤敌军200余人，并缴获了卢兴邦设在尤溪县的一个兵工厂。
沙县城城高墙厚，城内驻军两个团以优势火力凭坚固守。红五师和红六师的炮火被敌压制，第一次架云梯登城未成，遂改为坑道爆破攻城。军团调红四师参加战斗。25日凌晨，红五、六师爆破沙县城西门成功，红四师三个团分三路冲进城里，接着五师、六师也杀了进来，与敌展开巷战，很快就将城里守敌两个团全部歼灭，战斗中十团参谋长姚哲负伤。
打下沙县后，我们用缴获的电台，以卢部名义向敌发电报“求援”，敌人信以为真，连续派飞机给“送”来了大量弹药、钞票，我们悉数接收。真可谓名副其实的“运输大队长”。红三军团在沙县缴获大批物资和食盐，全部运回瑞金。敌人刚运到沙县的新军装也成了我们的战利品。
由于临时中央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军事上完全听李德的瞎指挥，这一段时间搞得红军时东时西，时南时北。蒋介石百万“围剿”大军步步紧逼，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供应困难，吃没吃的，穿没穿的，打仗缺乏弹药，加上长期转战，部队得不到休整，个个都像叫化子一样。这次打沙县，部队有所缴获，红三军团全体人员都换上了新衣，干部还发了大衣，从上到下焕然一新，全军高高兴兴，愉愉快快地在沙县过了一个旧历年。
大年初一，中央来电，调红四师由沙县赶到建宁、泰宁地区，归红一军团指挥参加打黎川。红四师在沙县只休整了3天，即行出发，开往泰宁。我们红十一团为前卫，按时赶到指定地点，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作战科长聂鹤亭在那里等着我们接防。红一、三军团分开作战_年多了，首次会合，分外亲热。红一军团穿的不如我们，供给也困难。林彪看到我们穿戴整齐，还带着不少东西，非常高兴，头一句话问我们有盐没有，我们把盐和腊肉分给红一军团一部分。林彪看到我们每个干部战士的子弹袋都装得满满的，又对我说能不能给点子弹，我说给弹药要报师里批准。在这里他把阵地移交给我们，带着一军团的部队向预定的地域转移。我们在黎川与泰宁交界处的山地和敌人对峙了个把月才后撤到南丰、广昌以北地区，归还红三军团建制。
3月间，蒋介石镇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又调集兵力从东面、北面向中央苏区猛进。敌北路军七个师，由南丰向广昌推进，侵占了三溪圩一带。中革军委命令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第一、三、九军团进行反击。但是敌人所占阵地都是岩石山，碉堡非常坚固，他们固守不出，红军进行硬攻，伤亡2000多人，只得撤出战斗。
东路的敌军连续攻占将乐、泰宁，并和北路军协同构筑泰宁、新桥、得胜关的封锁线。准备进占建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