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在文献资料中没有明确记载，这是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干扰的结果。但是从周恩来、朱德同志给中央、中央局的大量文电和签发的作战命令里，以及实际的作战过程中，可以看出是存在着一个贯穿始终的明确的作战指导思想，这就是：反对打无把握的攻坚战，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利用山区和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寻找敌人弱点，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这与毛泽东同志历来所坚持的作战方针是一致的。这个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能够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得到贯彻，一方面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而临时中央刚迁到中央苏区，其错误领导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直接指挥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周恩来、朱德同志坚持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抵制和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令。周恩来、朱德同志在当时临时中央已迁人中央苏区，直接干预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毛泽东同志又被排挤而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困难情况下，能够坚持和实践上述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朱德同志自到根据地后，就一直和毛泽东同志密切配合，共同指挥红军多次打败敌人，特别是在1930年末至1931年期间指挥红军接连粉碎敌人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取得了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周恩来同志在上海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就十分重视总结推广朱毛红军作战的经验。1931年底进入中央苏区后，由于身处农村的战争环境，直接指挥红军作战，并注意研究敌人战略的变化，因而在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上述的作战指导思想。如：1932年8月，我军发动了乐安、宜黄战役，原计划攻占乐安、宜黄后，进一步攻占南城。但当我军到达南城郊外时，敌人已在南城集结重兵，且修筑了坚固的城防工事。当时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同志，考虑到敌情、地形和敌人战略的变化，感到再坚持攻打南城于我不利，便及时放弃原计划，改在南城、南丰、宜黄之间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为此，周恩来同志还特地写报告给中央局转中央并转鄂豫皖、湘鄂西分局，告诉他们，敌人的战略已有变化，目前正注重于固守城镇，积极修筑公路、工事、炮垒。因此，我们不应攻打敌人重兵守备的坚城，而应诱“使其离开据点，在运动中消灭之”。1932年12月，中央要红军攻占邵武和南城，周恩来同志则在12月16日的复电中指出：由于邵武工事已加固，“堡垒、壕沟均新式，城墙亦修好，我军如猛攻须大损失”，而南城“则敌集重兵于此，地形、工事较邵武尤险，攻之于我不利”，都不同意打。从上述事例中可看到，周恩来、朱德同志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能够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正是他们长期以来反对打无把握的攻坚战，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必然结果。
二、关于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缴获敌军的枪支数字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在有关文章和党史讲义中，一般都是写“缴枪万余支”。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够准确。按照通常的理解，“万余”的略数是指1万多一点，不会理解为1.5万以上，但实际缴获枪支的数字确在15000支以上。
第一、1933年3月6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58期，《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决战中，我红军空前光荣伟大的胜利》的报道中，记述我军在黄陂战役中“夺获步枪万余支，短枪五六百支”。同年3月30日出版的《红色中华》第65期，《在英勇红军的猛烈炮火下，加速着全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报道中，记述我军在草台冈战役中“缴获步枪近5000”。根据以上两项数字，我们即可估算出，我军在黄陂、草台冈战役中缴获敌人的枪支总数当在1.5万支以上。
第二、当时的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在其编纂的反动书籍《赤匪反动文件汇编》中供认，在黄陂战役中，“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全部失利”。在书中，陈诚只是客观地引用我《红色中华》公布的获步枪万余支的数字，未加任何评论。这说明：敌人对于我们公布的数字是默认的；我们公布的数字比敌人实际的损失只会少、不会多。关于草台冈战役的情况，陈诚在其编纂的反动书籍中只字未提。这是因为十一师是国民党的王牌师，是陈诚的起家队伍，他不愿意也不好意思公开承认失败。
第三、在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编纂的反动书籍《剿匪战史》中，关于黄陂战役的损失有如下记载：“是役，我第五十二师……武器仅存步枪300余支”，“第五十九师……战后收容仅得官兵约一团，枪械300余支，关于草台冈战役，敌人的自供是“第十一师……各级干部死伤过半，士兵伤亡更重”。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师编制都在万人左右。我们参阅敌人自供的数字，也可约略估算出我军在黄陂、草台冈两役中，缴获的枪支数当比“万余支”的数目要大许多。
三、关于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俘获敌军的数字
对于这个问题，在过去的有关文章和党史讲义中者很少提到，即使提到时，一般也是写“俘敌万余人”。实际上比较准确的数字应是1.9万余人。第一、朱德同志在：1933年5月28日写的《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中谈到，我军在黄陂战役中“俘敌万余人，即时送走万余人，只余官3000余人”。这说明，我军仅在黄陂这一个战役中就俘敌1.3万人以上。第二、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记载：在黄陂战役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1.3万敌军”。第三、《红色中华》第65期，《在英勇红军的猛烈炮火下，加速着全部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报道中，记载我军在草台冈战役中“俘虏6000余”。用这个数字加上黄陂战役俘敌数字，会计为1.9万人以上，接近2万人。
四、国民党在第四次“围剿”中，出动了多少个师、多少兵力
对于这个问题，过去的有关文章和史料说法不尽相同，有说“投入了50万兵力”，有说“投入了90个师50万兵力的大部分”，有说出动了“90个师约50万人”。这些都属于大而言之的说法，实际上敌人投入的兵力，较近的数字应是40余个师，三四十万人。第一、敌人在第四次“围剿”时组成的左、中、右三路“进剿军”共24个师2个旅（其中中路军12个师，左路军和右路军各6个师1个旅），加上驻防在南城、南丰、吉安、吉水、安福等地担当“清剿军”的蒋介石嫡系部队5个师2个旅，合计是29个师4个旅。再加上当时驻防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各省部队十多个师，总计是40余个师。第二、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编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每师均在万人左右，一般只有七八千人。在上述40余个师中，有蒋介石的嫡系部队17个师2个旅，非嫡系部队20多个师，总兵力当为三四十万人。
有军就有校，治军必治校。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个教导队。不久，红军学校、红军大学相继诞生。仅几年时间，红校伴随着红军的发展，逐步由非正规向比较正规的军校转变，一批又一批红军将士在这里学文习武，受到培训和提高，成为带兵打仗，建设军队的骨干。
毛泽东首创井冈山教导队
1927年秋，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分部队到达井冈山后，在建设红色根据地的同时，于当年11月，在宁冈砻市龙江书院创办了红军军官教导队，从而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发展的序幕。
毛泽东创办红军教导队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为培养红军指挥员和地方武装人员，提高他们的政治、军事素质，以适应湘赣边界斗争发展的需要。他亲自选调干部，委派黄埔军校毕业生、时为工农革命军第31团8连连长吕赤任教导队队长；又派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作过的陈伯钧，出任教导队副队长、党的书记兼区队长；还调红军中有作战和训练经验的陈士榘、张令彬、王良等，分别担任教导队的区队长。在教导队还配了教官和其他工作人员。
教导队成立之初，约有百人，后来增至150人。学员主要来自湘赣边界各县的工农骨干分子和工农革命军中的班、排骨干和作战积极分子。由于物资匮乏，学员和红军部队一样，没有统一的服装，课堂内仅有的设备是几十条长板凳，书院门前小河边的一块沙坪，就是学员们进行操练的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