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红军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同志对上述指示是不赞成的。为此周恩来同志多次致电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陈述自己的意见。在1933年1月27日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目前在敌人进攻部署尚未就绪，侧重坚守城防的情况下，“我军能在抚河东岸会合十一军求得运动战消灭敌人主力，确比围攻南丰暴露我军企图去打敌增援部队为好，且抚河东这一地域，幅员并不窄，地形尤好，尤便征集资材”，而“攻城与消灭增援队一有暴露企图二有易受夹击的不利”。提请中央和中央局在考虑作战方向时，要充分注意这些问题。1月30日，周恩来同志再次致电中央和中央局，进一步指出红军到抚河以西强攻南丰、南城于我不利。因为“转到抚河西，只有攻城才能调动敌人。攻城除前电所述，一暴露企图，二易受夹击之不例外，还有三损伤大，四不能筹款，五耗费时日的不利。”主张红军应在抚河以东求得运动战。在电报中，还论述了攻城夺地与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辩证关系，指出只有消灭敌人主力，才“是取得坚城的先决条件”，因此“敌人被消灭，城虽坚，亦无从围我，我可大踏步地直入坚城之背后，否则徒损主力，攻坚不下正中敌人目前要求。”
但是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并没有采纳周恩来、朱德同志的正确建议，在2月4日的复电中，仍坚持攻占南丰、南城的主张，说“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红军趁敌人部署未完之际，先发制人，将敌击溃。并强调此计划是党中央的指示，中央局已开会通过，必须立即讨论执行。在这种局面下，周恩来、朱德同志又结合考虑了蒋介石到南昌后命令部队固守城防，指示部队在没有部署就绪之前避免和红军主力接战的敌情动态，感到红军如不北向深入抚州、南昌地区，攻取敌人要害，蒋介石可以部署为重，暂置不理；如深入，蒋介石则可以用一支较强的游击部队断我归路，逼我南返。这样，在抗河以东也一时难于求得有利战机。因此才于2月7日凌晨一时半致电中央局并转中央，提出了在中央局坚持攻占南丰的指令下，红军准备攻取南丰的部署意见。周恩来同志在部署意见中，预见了战局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况，提出在“敌情地形有变”或“我牵制敌人兵力不奏效，敌以增援队三四师由马路并进”的情况下，仍需放弃强袭南丰的计划，“攻宜黄、乐安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因为这个部署意见“与中央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所以周恩来同志在电文中要求中央和中央局给予考虑并及时作出答复。在这个电报发出后半小时，周恩来同志为了推动中央和中央局认真对待上述意见，又拍发了一个电报，说明即使是在敌人“据点而守”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设法调动敌人，求得运动战的，而攻打敌人重兵守备的坚城容易损伤较大的战斗力，能否攻下也没有把握。要求中央和中央局重新审查自己的意见。
因为中央和中央局无视周恩来、朱德同志一再提出的正确主张，仍坚持攻占南丰的指令，所以从2月9日开始，一方面军便从黎川及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方面军以一、三、五军团为主组成左、中、右三个纵队，于2月12日完成对南丰守敌的包围，傍晚便对南丰守敌发动全线进攻。当时驻防南丰的敌第八师陶峙岳部，在我军强攻下，依据险要的城防工事，闭门不出，坚守待援。从2月12日傍晚到13日，我军虽然攻下了南丰城的一些外围据点，但进展不大，红军伤亡400人，三军团师长彭鳌阵亡。
强攻敌人重兵守备的坚城于我不利，这是周恩来、朱德同志早已预料到的。但当时南丰城确已被我大军围困，敌增援部队尚未出动，而党中央和中央局又指令红军攻占南丰。在这种情况下，是继续强攻，还是改强袭为佯攻，将红军主力撤出战斗待机歼敌？这是直接关系到战局发展的作战方针问题。身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同志果断地选择了后者，当即决定“改强袭南丰为佯攻”。2月13日夜，除留少量部队担任佯攻任务外，红军主力即向南丰、里塔圩以西地方秘密转移。为了进一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有利战机，又令十一军于稍后几天装成红军主力由新丰街渡河向黎川开动。
我军对南丰由强袭改为佯攻，主力部队秘密西移，十一军又装成主力东向黎川运动，使敌军受到迷惑。敌人完全没有料到我军在初战的次日会将主力撤出战斗，因而错把2月16日开往黎川的十一军当成红军主力部队。我们从缴获的敌人档案中，可以看到当时敌南昌总部有这样的记载：“红军一、三、五军团围攻南丰城后，于2月16日退向黎川、樟村、横村。”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根据其侦察判断，立即制定了在黎川、建宁地区围歼我红军的作战计划。令其第三纵队由金谿出黎川，攻我正面第二纵队由南城东向，对我进行侧击；第一纵队由东安、宜黄出击广昌，堵截我主力红军归路，并深入苏区袭扰我后方。
周恩来、朱德同志眼见敌军为我调动，敌第二、三纵队已东向黎川，位于西面的第一纵队态势比较孤立、突出，且临近我主力红军集结地带，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围歼敌第一纵队。为此，2月22日命令红军一、三、五军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继续秘密向西移动，集中到东韶、洛口地区，掩藏目标待机歼敌。
从上述史实可见，我军主力从南丰撤出战斗，是一个非常英明果断的决策，这个决策不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而是在接战只一天，敌援军尚未出动，红军主力又未遭受大损失的情况下作出的。这就使敌人受到迷惑，为我调动，误把东向黎川的十一军当成红军的主力部队，而放松了西面的戒备，从而造成了我军伏击敌第一纵队的良好战机。对于我军从南丰撤围这个步骤，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称赞的。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第四次反‘围剿’时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了退却步骤，终于转到敌之右翼，集中东部地区，开始了宜黄南部的大胜仗。”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中的两
个战役——黄陂战役和草台冈战役敌中路军总指挥陈诚误把我诱敌东向的十一军当成主力后，便命令所属三个纵队迅速向黎川、广昌推进，企图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围歼我中央红军。在敌人的三个纵队中，第一纵队担负着迂回黎川背后抄我后路的任务。当时敌第一纵队的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在乐安，十一师在宜黄。从乐安、宜黄到广昌，要经过我根据地，其中很长一段路途山高林密，尤其是黄陂附近道路艰险，便于部队隐藏设伏。2月26日，敌五十二师、五十九师分成两路从乐安出动，计划到黄陂会合后，再直趋广昌。两师行进的路线是：五十二师经太平圩、登仙桥、大龙坪、小龙坪、蛟湖到黄陂；五十九师经东坑岭、西源、霍源到黄陂。两路中间隔着一座大山——摩罗嶂，彼此之间不易联系。26日晚，五十二师到太平圩、固冈地区；五十九师到东坑岭以西地区。27日两个师分别从驻地沿山路继续向黄陂行进。进军途中，由于敌人误认为附近没有红军的大部队，所以戒备不十分严密。
敌军对我方的部署毫无觉察，我们对敌军的行动却了如指掌。还在2月25日，即在敌五十二、五十九师由乐安出动之前，我方面军总部就下达了准备作战的命令，指出敌五十二、五十九师将于26日由乐安出动，27日到达黄陂地域，要我军提前进入阵地设伏，准备围歼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在命令中还特别提出，部队在行进途中和到达目的地后，都必须掩蔽目标，严密封锁消息，以全歼入网之敌。我军根据方面军总部命令，二十六日晚即进到蛟湖、大龙坪地区。当时我军的部署是：以一、三军团和二十一军为左翼队，以五军团和二十二军为右翼队，十二军为预备队。在登仙桥以东至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布防，作好了大规模伏击围歼敌人的准备工作。
27日午后一时，敌五十二师先头部队到达桥头，师部在后面跟进，后尾部队还在登仙桥地区。整个队伍有如一条长蛇，一线拉开，首尾不能相顾。我预伏在这个地区的左翼队当即向敌人发起攻击，将敌拦腰切成数段，分割包围，进行围歼。战斗进行到第二天上午，即将敌五十二师基本歼灭，俘敌师长李明。李明被俘时已身负重伤，不久毙命。在敌五十二师到达桥头时，五十九师先头部队亦于27日午前到达霍源。当日午间我军右翼队即与敌先头部队接火，次日上午对敌五十九师发动全线进攻，左翼队的三军团一部也赶到助战，战斗进行到下午7时，即将敌五十九师基本歼灭。敌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带领小股残兵向蛟湖方向逃窜，企图靠拢五十二师。此时他还不知道五十二师已被我军歼灭，因此还写了求援信，让部下送往大龙坪面交李明。此信被我军截获，内容如下：“文献兄（李明的号——引者注）：弟无能，于本日午后，一时失利，现部队已溃散，弟仅率士兵数十人在距蛟湖七八里许之山庄中，请迅速援助为盼。弟陈时骥”。信送出后，陈时骥方得到五十二师已经被歼的消息，于是又向乐安方向逃跑。3月1日逃到登仙桥地区时，被我一军团抓获。
在我军围歼敌五十二、五十九师时，敌十一师于2月28日从宜黄出发，赶来增援，3月1日到达河口地区。此时，我军已将敌五十二、五十九师歼灭，本拟乘胜歼灭敌十一师，但因得知敌中路军第二纵队也西向增援，便于3月1日主动撤离战场，秘密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休整待机，准备继续歼敌。
黄陂战役后，敌因两个主力师被歼，一时又无法补充，便将三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在作战上也变分进合击为两个纵队梯次轮番推进的战术。当时敌人以为我红军主力已经转到广昌，便取道新丰、甘竹，向广昌方向前进，企图从中间突破我军阵地。我军及时了解到敌军的战略意图，为更加迷惑敌人，以便创造有利战机，周恩来、朱德同志令十一军于3月18日赶到广昌西北地区，与地方部队配合活动，吸引敌人向广昌前进。我军在广昌地区的出现和活动，果然使敌人愈加相信他们的判断，以为我军主力部队确在广昌无疑。于是，陈诚便一面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一面又从后纵队调出一个师加强前纵队，想以前纵队在广昌地区与我红军主力决战。这样，后纵队就只剩下十一师、九师和五十二、五十九师残部，又变得比较孤立、突出了。3月20日，敌前纵队进到广昌西北的甘竹、沿村一线，而后纵队尚在东陂、徐庄、草台冈地区。这个地区也是山高林密，道路崎岖，敌人在山路中行进，只能一线拉开，所以当走在前面的十一师到达草台冈、徐庄地区时，九师还在东陂，两个师相距数十里，中间又隔着雷公嵊大山，相互间难以策应、联系。这就又一次出现了我军伏击歼敌的良好战机。周恩来、朱德同志为围歼接近我军集结地区的敌后纵队，在3月20日凌晨3时就签发了作战命令，指出敌后纵队的十一师将在二十日进到草台冈、徐庆地区，九师当在东陂，要红军一、三、五军团，十二、二十一、二十二军和宜黄的四、五两个独立师立即进入草台冈及附近地区隐蔽设伏，21日先以全力围歼敌十一师，然后再消灭东陂之敌。当时我军仍分为左翼队（一、三军团，二十一、二十二军）和右翼队（五军团、十二军和宜黄的两个独立师），布成伏击敌十一师的阵势。
21日拂晓，我军即对草台冈之敌十一师发起全线进攻，战斗进行到午后1时，即将敌十一师基本歼灭。在我军围歼敌十一师时，驻东陂的敌第九师企图增援。但因东陂地处河谷地段，被我十二军在草台冈居高临下阻住。敌十一师是陈诚的起家队伍，也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王牌军之一。十一师的被歼，使其他敌军为之胆寒。第九师慌忙向北溃窜，敌前纵队闻讯也迅速退回南丰，转为守势。至此，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便在周恩来、朱德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在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和地方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上述两仗即歼敌装备精良的一个王牌师和两个主力师，曾使得蒋介石十分恼火而又惨然失措。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写道：“惟此次挫失，惨凄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陈诚看了蒋介石的手谕后，更是诚惶诚恐，在后面写了“诚虽不敏，独生为羞”的字句。就连一向飞扬跋扈的罗卓英，此刻也垂头丧气地说：“英在今日已成党国之大罪人！”可见，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我军给敌人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
中央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地域更加扩大，与闽浙赣苏区也联成一片，中央红军则迅速发展到10万人。
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几个史实问题
一、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